下不去的高速
两天两夜了，货车司机刘改平在河南周口附近10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来回徘徊着，曾经畅通无阻的高速出入口变成了盲盒，能顺利出去的高速口，是其中的隐藏款。
他的车里装着口罩机，是周口的一个医药公司定的。刚过完年不久，他想趁着司机少，多赚一点钱，于是频繁地跑这条线。从深圳出发的那天是2月19日，起初一切都还是顺利的，和往常一样从南往北走，感受着气温和道路两侧植被的变化。但2月20号，深圳疫情突然爆发，等到达周口的时候，他的行程码带了星，他被困在了高速上的服务区。
又等了一天，医药公司的对接人终于拿来了通行证明，一同到来的还有封条，工作人员告诉他，在服务区上完厕所、吃好东西，封条贴好之后，一直到卸完货离开河南境内，都不能再下车。
一些司机记录过被贴封条的场景：大白隔得远远的，手举着牌子，上面写着“不要开窗”“不要下车”，贴上封条前，大白会从车窗外面递进来一个塑料盒，给司机方便用。
高速公路变成了一张网，将行程码、健康码、核酸检测中任意一个不符合要求的司机网住。服务区、高速口、国道口停满了货车，有些高速口堵的车能有两公里长。
等待，是被困在高速公路上的货车司机们的常态。平时往返浙江—江苏两地的范泽名被困在了杭州市绕城高速下沙服务区。他原本去苏州拉货，交警在高速口扣下了他的驾驶证，司机们形容这个过程是“签字抵押”，这是为了让司机们拉完货尽早离开苏州。
眼下，他又被卡在了通行证这一环，只有注册资本在1000万以上的企业才能申请通行证，他只能等着公司法人代表拿着营业执照到高速关口申请通行证，再把他“领走”。等待的时间里，范泽名通常绕着卡车走上三圈，也经常会坐在树下发呆，有时候想着疫情什么时候能结束，“像个傻瓜一样，两眼望青天”。
最让司机们愤恼的是，有的地方连车也不准停，他们想要多咨询一点信息，对方立马喝止：“要么掉头，要么隔离。”更麻烦的是直接劝返，行程码成了摆设，还没等收到验证短信，就让你掉头。
37岁的刘博在这行干了八年，视频里的他瘦削憔悴，说话时额头的两道皱纹会随着嘴角上下起伏。4月4日，他在河北省廊坊市卸完送给当地的物资，准备开始下一段旅程，在沧州北高速口，由于他的行程码下多出了天津市和一个星号，工作人员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从哪儿来回哪儿去，要么集中隔离14天”。集中隔离意味着14天都没有收入，刘博想都没想，立马掉头。
为了省一些油钱，司机们喜欢下高速加油，一次刘改平路过湖南株洲，想下去加点油，但出口上赫然写着到过深圳的司机不能下高速，排在第二个的是上海。他拿出行程码说深圳已经摘星了，对方回应说，“政策是这样，摘星了也不行”。那些穿着防护服的志愿者大多数来自附近的城市和村庄，刘改平试图理解对方，“可能人太多了，每个车都要问一遍，为什么不让下，问多了就容易烦躁，他们也确实没有权力放我们下去”。他就急忙给对方赔个笑脸，“行行行，你不要凶”，然后掉头就走。
不能下高速，司机们往往聚集在还开着的服务区里，晚上十点以后，这些服务区都处于爆满的状态，司机们在这里休息睡觉。如果来晚了，只能再开50公里找下一个服务区。一些司机会体谅他人，如果自己睡醒了就把车开走，给后面的车让路。
找到一个开着的服务区并不容易。刘改平前几日从京港澳高速进入河南许昌，400公里的高速路上只有2个服务区，其他的都关了。关闭的服务区门口写着要升级改造，但却没有一点要动工的迹象。有一天夜里刘改平路过江西，那条路上原本有4个服务区，但现在只开了1个，司机们把车停在服务区进出口的匝道上挤着，更长一点的货车进不去匝道，只能停在应急车道上休息。
司机们聊起这些的时候总是表示理解，减少司机停留有利于疫情防控，但他们也不总是干等着，也会在群里交换消息，有时候不得不投机取巧，通常来说夜里会比白天管得松，他们就徘徊着等到夜里碰碰运气，看能不能下高速。
长期在高速上停留，也会有另一种隐患。范泽名在高速上看见走蛇形的大车，他知道一定是司机疲劳驾驶了。而被困在河北的那天，刘博跑了十几个高速口，一夜没睡，还亲眼目睹一辆拉煤的货车发生追尾事故，前胎的轮子被撞瘪。他猜想这位司机是不是也和他一样，找不到下高速的口，导致疲劳驾驶。他有些后怕，“一个家庭就这么破碎了”。
▲高速公路上的货车。
陌生人送来了饭菜
起初面临被困的状况，刘改平还按照网上的信息一个一个打电话，打给疫情防控部门和指挥中心，也打给发货方和收货方，但得到的回复都是“你可以掉头走，或者去别的地方，但只要卸货，就得遵守当地的防疫规定”。
但一个最现实的问题是，困在高速上吃饭成了困难。
刘改平被困在周口时，他的车上只有6包干脆面和1瓶矿泉水，他安慰自己，“反正也不敢多喝水，万一要上厕所就糟了”。从那以后，他再出车，都会备上最少三天的干粮，将需要热水的方便面换成了自热饭。
刘博那天眼见着沧州市服务区餐厅都已关闭，他原本以为顶多两天就能下高速，找出了囤在车上的一箱泡面，有一顿没一顿地吃着。偶尔会有好心的卡友喊他一起吃饭，他用视频记录下这些发布在快手上，配乐是“明天会更好”。
▲卡车司机们在服务区休息补给。
范泽名被困在浙江附近时，只在服务区吃了一次饭，原本两荤两素的25元套餐涨到了35元，但打开后里面只有三个素菜：西红柿炒蛋、小白菜和番薯。他没舍得再买，饿了就喝之前囤在车上的瓶装八宝粥。卸货的时候，他找货主倒了一瓶开水，水温刚好能把面泡开，这是唯一的一顿热饭。许多司机习惯背着电饭煲和米上路了，但范泽名的车当时就是买的二手的，如今也开了15年了，电压带不动电饭煲。
河北的刘梅在一天早起出门做核酸时发现了那些停在路边的卡车，足足有十几辆车。她的家紧靠着国道，由于沧州疫情影响，县城已经封了很久，村里没有病例，但也要每天出门做核酸。
她原本以为那些司机只是短暂停留歇息，但第二天出门的时候，司机们还在，第三天出门的时候，司机们依然在，有的在车里坐着刷手机、睡觉，有的站在路边抽烟。她走上前去问，才知道是省道的两头都被封锁了，不管核酸，也不管行程码，为了完成清零的任务，各个行政区划间关上了自己的大门。
“怪可怜的”，刘梅想。那是3月下旬的一天，河北降了温，司机们有从山东来的，有从南方来的。她不忍心，决定给司机们做点热乎的饭菜。
在河北省保定市博野县做食品生意的孟祥东看到司机被困的新闻时，也决定做点什么，他的父亲就是卡车司机，也曾经遇到因为疫情“走哪儿卡哪儿”的情况。博野封城的时候，孟祥东刚刚把免费送盒饭的消息通过短视频发出去，一天能接到三四百个电话。
他在家里做了点猪头肉，烫了点素菜，烙了大饼。“最起码让司机师傅吃个热乎饭。确实出门在外能吃到热乎饭不容易，尤其这时候。”
和刘梅一样，孟祥东也是把食物送到就走了，他没有一次性饭盒，找了一次性塑料袋装饼，把袋子挂在卡车的门边上或者放在油箱上，司机们也懂他的意思，等他走了再下来取，这样就能互不接触。遗憾的是，好多地方处于封控之下去不了，当天他准备了四五十份饭，送出去的不过二十来份。
除了食物，春天天气不稳定，气温骤降，有的师傅发来了需要被子的求助。但是孟祥东周围出现了确诊病例，他也无能为力了。
刘梅给那些滞留的司机送了14天饭，直到疫情好转，有一边的道路被重新打开了。第一天送饭时，司机们就执意每人给她200块钱，她说什么也不要。有一个孟祥东给送过饭的司机师傅，第二天收到了县政府送来的盒饭，特意发微信跟他说：“哥们儿，我们现在吃喝基本上解决了，今天第一顿已经吃上了。”他听完心里边挺感动的，“毕竟人家已经没事了，还能再想到我，向我表达谢意，我感觉这活没白干。”
无法预料的意外
货车司机们可能从来没有想过，从一个地方拉上货物，运送到另一个地方卸货，周而复始，这样简单的工作，有一天也会变成层层通关、斗智斗勇的高难度游戏。
刘改平永远不知道意外会出现在哪个环节。有一次他正在卸货，所在的玉器厂突然成了确诊病例到过的地方，他和没卸完的货一起被封在了原地，必须要跟镇上的居民一起经历几轮全员核酸，才有可能离开。还有一次在广东惠州，他原先准备好的48小时核酸证明突然不作数了，卸货点要求当地的核酸，他跑了10公里，在一个镇上找到了核酸检测点，第二天核酸结果出来之后才卸了货。
上个月在湖南，他将车停在太子庙的服务区，准备去洗手间，但湖南健康码突然变黄了，他被拦在厕所门外。健康码变黄是件麻烦事，当地要求三天之内完成两次核酸检测才能恢复绿码离开。刘改平自己的货车不能开进市区，但所有的交通方式都要求乘客有绿码才能出行。
他打电话给疾控中心说自己想做核酸，对方先是让他跟司机说“不能拒载”，但司机隔着车窗见到他的黄码，一溜烟就跑了。后来，疾控同意让他开着货车进市区，“我们跟交警部门说一下，不会给你算违章的”。做完核酸后，因为专门给黄码和红码人员开设的检测点位置很偏，他又开了很久的车，才找到了一处卖热饭的，但是他也担心自己核酸结果有问题，只敢买了饭到车上吃。
之后他就小心翼翼想避开湖南。停留四个小时的地方会出现在行程码上，一出广东，他就开始计算哪条线路能在四个小时之内跑出湖南。现在，他干脆放弃了，在不疲劳驾驶的基础上，4小时闯过湖南太勉强了，他改成了从江西进入湖北，直接把湖南绕过去。
无论到哪儿，刘改平下车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吃饭，而是做核酸。最近两个月，刘改平做了30多次核酸，最多的时候，两天做了四次，因此知道了每个地方核酸价格都不一样，郑州和湖南都是40元，四川和广东稍微便宜一点，28元就能做，湖北的最便宜，可以免费做，但要付8块钱做一次抗原检测。
司机们在意核酸的价格，40元一次的核酸能换成刘博的两顿饭，他们更在意为了做核酸而额外付出的那些成本。刘博有一次被困时，每隔一天就要驱车20公里前往核酸检测点，做完了再回服务区，每次算上来回的油费和过路费，要花100多块钱。
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各地的工厂几乎都要求24小时核酸才能进厂。陈明军是一位来自四川的卡车司机，常跑成都—广州线路，有一次他去给重庆的一个手机厂商送货，对方只要24小时核酸结果。但在当地做核酸，要等到第二天才能进厂卸货，司机们等不起，对货车司机来说，时间就是金钱。
陈明军选择了找代驾。这是最近两年出现的新职业。司机们并不清楚代驾师傅有没有驾驶证，但有“需求”就会有市场，在实施一刀切措施的工厂，都有代驾师傅出现，替那些行程码带星或者等不及做核酸的司机们将车开进厂里卸货。
在湖南的红星市场，刘改平也见到过代驾，两三百块一趟，有些代驾只负责开车进去，“人可以走进去，也可以自己把车开出来，但就是不能自己开车进去”。他还有朋友因为找了代驾，往蔬菜台上倒车卸货时磕坏了车，最后只能自己认栽。
类似的办法被广泛使用。前阵子深圳疫情时，惠州对东莞和深圳来的司机原路劝返，在惠州一家物流公司工作的杨晓峰，用私家车把惠州的司机们拉到东莞与惠州交界处，去替换掉那些进入不了惠州的司机，把货车开回来。
货车司机们已经接受了这样窘迫的日常，就像两年前接受核酸与行程码突然变得和驾驶证同样重要。现在，大家的期待越发低了，只要解决了吃饭的问题，日子就还能维持下去。
▲北京新发地市场，货车司机们正在卸货。
“总不能不赚钱”
张炩明显感觉到，车和司机越来越少了。她每天在朋友圈里发一张海报，蓝色的背景只有两个黄色大字：“求车。”
她是武汉人，也因为这个身份，眼下她负责调度车辆运送公益物资去上海。四米二的货车平日里的单程价格是2000元到3000元，最近一个月越来越贵，先是涨到了3500元，这几天又变成了4000元。纯商业的运输费用更贵，她问了同行，得6000元往上才能找到司机。这里面包含了司机被隔离期间的补偿。
在这行干了20多年，范泽名觉得货运行业近几年越来越不好赚钱了，疫情的出现更是雪上加霜。一边是不断上涨的油价——从原先的5块一升涨到8块多一升，一边是不断缩减的运费，原先一趟可以挣7000多元，现在最多只有5000元。
“运费便宜，就图多跑一趟多挣点钱。”陈明军说，往常从成都到广州单线挣的钱，现在一个来回也挣不了。疫情的这几年，他的消费也彻彻底底降级了，再也没有在目的地住过旅馆，服务区的饭也不舍得吃了，转而在车上备好了电饭煲和米饭，拆一包冷吃牛肉零食，焖在锅里就是一顿。
司机们嘴上说着除非有特别诱人的价格，都不会往中高风险地区跑了，但全国目前有225个中高风险地区，很难完全避开。他们转头又说，只需要加上几百、一千块钱就愿意去。刘改平算了算，只要一天能赚500块钱，他就愿意上路，而不是回到陕西老家打零工。
刘改平的微信名叫“拼命三郎”，为了多赚点钱，他已经两个月没有回家了。他很想念家人，但是得知回去要隔离14天后，他犹豫了：“隔离住酒店，14天至少要4000块钱，回去再耽搁半个月，等于你不仅没赚钱还倒贴了。”他咬咬牙，“再跑几趟吧”。
张炩最先派去上海的那一批司机返回时是在武汉的高速口被拦下的，绿码和核酸已经不能发挥作用了，高速口专门开辟了一片停车场，货车停下来，司机被带走强制隔离14天。最近的两天，她只找到三四个司机。
许多张炩原先有联系的司机在这两年离开了这个行业，有些回老家开了修理厂，有些去工厂上班了。也有许多人走不掉，卡车司机多数背着沉重的债务压力，房贷和卡车车贷是主要的两座大山，他们往往要把每月收入的一半用来偿还债务。刘博去年和妻子离婚了，上有老下有小，两个孩子全靠他一个人抚养，每个月需要还13000元的车贷，3000元的房贷。关于未来的出路，他说他没有什么技能，只会开车，再怎么难也只能干这一行。
每次看到哪里需要司机向中高风险地区运物资的消息，刘博都会积极响应。4月12日，刘博终于可以下高速了，他接了一笔为国企送环保设备的单子，向天津驶去，他心里很清楚，这次去了之后，被困在高速的经历又会噩梦般地循环，但是他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现在你去哪里都一样，总不能不赚钱了”。
▲工作人员为货车消杀。
留下来的司机们要靠着更多耐心才能顺利走完送货的路。刘改平原来跑完一单只需要两三天，但现在，就算是一帆风顺——没有突然变色的健康码和不被承认的核酸检测——报备审批和等核酸结果也将运送时间拉长了一倍，一个月能跑完五六单已是万幸，正常跑完一单需要一星期。
刘改平渐渐不怎么愿意跑河南了，最近两个月跑了7次河南，河南喜欢贴封条，去一次贴一次，高速出口立着大牌子，凡是从广东、上海、江苏、吉林来的车辆，一律贴上封条。不只是高速出口贴封条，普通的工厂也会给你封上一条。“瞅着封条怎么看都不顺眼”，但只要在河南境内，无论如何都要保证封条不能断，否则就要被隔离。
每次出来，他都要找一个地方把封条仔仔细细撕下来洗干净，上面的胶水沾到车上，耗费半个多小时，他也执意要洗干净。被贴了封条的车连同车主都变成了“过街老鼠”，没人敢靠近，刘改平能感受到他人异样的眼光，“我挂着宁夏的牌照，还贴着封条，人家一看，都比较害怕的”。
贴封条之前，工作人员会让司机们把车窗摇到合适的高度，封条将会从车门一直连结着车窗，在到达下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终点之前，再也不能动这扇门窗。怕刮风下雨，更怕封条在急速奔驰的高速公路上被吹断，大多数司机选择了把车窗摇上去，只留下一点点缝隙，用来交换外面世界的新鲜空气。
摇下车窗和其他司机扯着嗓门聊天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他退回到了座位上，如今属于刘改平的，只有这个不到四平方米的驾驶室了，这是他仅剩的、能自己掌控的空间。
（文中杨晓峰为化名）
▲在车上休息的卡车司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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