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琴纵三尺，横五尺，藏椟中；弦七十二，以金银或炼铁为之弦，各有柱，端通于外，鼓其端而自应……”这段文言文说的不是别的，恰是450多年前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从西洋千里迢迢带来的古钢琴。当年，远至香港、澳门，都是广州府的地盘，利玛窦在澳门展出了他的看家宝贝——古钢琴，引来了当地居民的兴趣。用利玛窦自己的话来说，“他们喜欢它那柔和的声音和新颖的结构”。
不过，古钢琴在广州府不过是惊鸿一瞥，很快又跟着利玛窦远赴京城，取悦皇帝去了。直到1842年，第一批现代钢琴由英国商人从曼彻斯特运来广州。随着教堂和教会学校慢慢兴起，西洋音乐也渐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
△上世纪初的《时事画报》刊出了“音乐疗病”的新闻，音乐疗法的出现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西洋音乐在广州的普及程度。
▎西乐初来 ▎利玛窦远道而来，古钢琴随之入粤
在1921年广州建市以前，广州府可是比“广州城”要有名得多，地盘也大得多，像现在的中山、珠海直至香港、澳门，都属于广州府的范畴。早在十六世纪中期，葡萄牙商人获准在澳门居住，1582年，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带着他的看家宝贝——一架欧式古钢琴在澳门上岸。很快，澳门的三巴寺里就响起了清越的钢琴声，吸引了不少当地人前去聆听，利玛窦对此颇为得意地说：“他们也羡慕我们的乐器，喜欢它那柔和的声音和新颖的结构。”
△利玛窦曾在广东传教多年。
第二年，利玛窦从澳门来到肇庆，建起了内地第一座天主教堂——仙花寺，教堂里的西洋乐器仍是吸引本地人的一大法宝。不过，西洋镜虽然好看，要普通人说出道道来却不容易。再说，这钢琴在广东“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真正有幸接触的还是极少数人。
后来，利玛窦带着古钢琴远赴京城，与多位士大夫交好，他们用文字记录了下来，有人说：“有外国道人利玛窦，出番琴，其制异于中国，用钢铁丝为弦，不用指弹，只用小板案，其声更清越……”只有“小板案”，到底是怎么个“案”法呢？清朝《续文献通考》写得更明白：“琴纵三尺，横五尺，藏椟中；弦七十二，以金银或炼铁为之弦，各有柱，端通于外，鼓其端而自应……”据记载，利玛窦还写了几首宣传教义的古诗，配上调子，取名《西琴曲意》，可惜谱子失传了。
说实话，第一台欧洲古钢琴虽是从广东“进口”并远赴京城的，但其影响力毕竟太有限了，对普通人来说，西洋音乐仍是极遥远的存在。直到1842年，第一架现代钢琴从英伦三岛远道而来，广州坊间才慢慢有了清越的钢琴声。
▎逐渐流行▎市民见多识广，西洋乐器畅销
说广州民俗“开风气之先”，真是一点都不夸张。就拿现代钢琴来说吧，1709年由意大利人制造出来以后，不到一个半世纪就在广州“安家落户”了。您可别觉得“一个半世纪”的传播时间算得上有多长，那时又不是什么信息社会，就算在欧洲，钢琴主要只是供上流社会把玩，职业音乐家群体也才刚刚出现，连莫扎特这样最杰出的音乐家，没了皇室的青睐，落得个贫病而死的结局，令人扼腕。广州在那个时候就已引入钢琴，算得上走在时代前列了。
△欧式古钢琴引起了士大夫的极大好奇心。
言归正传，1842年，一名英国曼彻斯特商人远渡重洋，为广州城运来了第一批钢琴。关于这个“首吃螃蟹”的商人，坊间还有一段有趣的传说，可惜不能考证真伪。据说他当时对广州的钢琴市场规模充满期待，认为“平均每百户人家一台钢琴，无疑也是个巨大的销售市场”，于是充满自信地引领着浩浩荡荡的船队，运来了大批钢琴，孰料乏人问津，大大蚀了老本，郁闷到不行。
进口商郁闷不郁闷，咱们管不着，反正琴声慢慢在城里响了起来。1846年，广州出现了第一座基督教堂——东石角浸信会堂（今八旗二马路附近）。每当教徒做礼拜时，这里就会传出悠长的圣咏和清越的钢琴伴奏。当石室圣心大教堂落成后，钢琴更成了不可或缺的弥撒伴奏乐器，随着教众渐渐增多，以钢琴为代表的西洋乐器也渐渐从教堂扩散至民间。钢琴堂而皇之地摆进了上等人家的客厅，在聚会上为主人增光添彩。
除了教堂，学校也是琴声最多的地方。拿广州第一所女校——成立于1872年的真光书院来说，音乐是学生的必修课之一，校长那夏礼女士每周都会抽出固定时间，教授学生乐理知识以及演奏。教会举办音乐会或唱诗活动时，真光学生就会前往，献奏数曲，赢得满堂彩。
据统计，到1919年，广东已有大小教堂900多所，教会学校也有近千所，这些教堂和学校对西洋音乐的普及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事实上，到19世纪末，年轻人对西洋乐器的追逐已形成了一股风潮，以致著名地方志邬庆时这样写道：“古琴，六十岁以上尚多有好之，至少年，则群趋于胡琴、月琴、洋琴、风琴……求其知其有古琴者，已不可得。琴之名存，而琴之实将亡矣。”老先生的寥落之感，溢于言表。
▎音乐盛宴 ▎长堤“音乐厅” 常有大家亮相
不过，西洋乐器虽然慢慢开始流行，但在清末民初的广州城内，还真找不到一家正儿八经的音乐厅。幸好位于长堤的基督教青年会有个可容纳500人左右的礼堂，里边配备了一架三角钢琴，这里就成了独一无二的音乐厅。
虽说地方简陋了一点，但来长堤“音乐厅”开演奏会的却不乏大家。比如著名音乐家马思聪，就在这里开过好几场演奏会，引得听众如痴如醉。《广州民国日报》为此做了专门报道，赞誉称“马君天才，名符其实，技艺已造极峰”。1931年，私立广州音乐学院成立，时年19岁的马思聪出任院长。彼时，位于上海的国立音专也才刚刚成立4年，院长萧友梅也是广东人，而且还是在第一所国人所办的洋学堂——时敏学堂接受的音乐启蒙教育。不过，萧友梅当时已是43岁，马思聪比他整整年轻了24岁。“音乐神童”之誉，名副其实，他后来在广州写就的《思乡曲》和《牧歌》等名曲更感动了千千万万国人。以冼星海、马思聪、萧友梅为代表的广东音乐家群体，代表着当时中国现代音乐的最高水平，此亦是广州在西方音乐的普及方面开风气之先的最佳写照。
△留学归来的马思聪，被当时的报纸誉为“音乐神童”。
回到普通人的音乐享受上，长堤“音乐厅”着实功不可没，基督教青年会经常邀请国外的知名音乐家来开演奏会。在1929年11月30日举行的中西音乐会上，就有来自德国、美国、日本以及中国的27位音乐家登台献艺，为观众奉上了一席丰盛的音乐大餐。
说起民国年间广州举行过的音乐会，还有一位大家不可不提，那便是世界级钢琴家阿图尔·鲁宾斯坦。1935年，鲁宾斯坦在东亚各国巡回演出，顺便造访广州，并在岭南大学举行了一场演奏会。由著名音乐随笔作者辛丰年老先生所著的《阿·鲁宾斯坦缤纷录》曾这样描述鲁宾斯坦事后的回忆：“供我使用的那架琴好得惊人，大大激发了我的灵感，我弹得比以前任何一场都好……”这一场音乐盛宴，也因其世界顶级的水平，永远载入史册。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王月华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林玮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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