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阵子，请一个从北方来的朋友在泮溪酒家喝早茶，对方刚一脸陶醉地吃完不下10种粤式点心，就对我说：“你们广州好是好，就是缺少文化。”虽已听惯了这样的论调，可我还是忍不住想告诉他，酒家不远处，两百年前就有一座蔚为壮观的藏书楼，刊印了《几何原本》、《合体新论》、《测量法义》等大量西学经典，一时全国无出其右；再多走几里路，如今充满市井气息的太平沙，也曾矗立着一座密藏了三十多万卷珍贵典籍的岳雪楼；再沿着江边走到白鹅潭，曾有一座“美酒千壶书万卷”的粤雅堂，抢救了无数珍本善本。如果这些都不算文化，那到底什么是文化？
然而，我还是把到了嘴边的话咽了下去。因为我怕他问我，那些藏书楼今何在？倒不是担心这个问题无法回答，而是说起来太复杂，他未必有耐心听完。当这些藏书楼的主人被乱世裹挟着载沉载浮，个体命运尚且无法自主，被他们视若珍宝的藏书自然更难避免毁于兵火、查抄或者家道中落的命运。那些曾辉煌一时的藏书楼也被人们淡忘了。
粤雅堂刻录的部分书籍。
▎岳雪楼
盐商嗜书成癖 偷运皇宫珍本
两百年前的太平沙，远不像现在这么热闹。这一片江畔的小沙洲垂柳依依，荷塘处处，是当时数一数二的风景区，很多富人都在此建宅小住，亭台楼阁几乎连成一片。
在这些亭台楼阁中，专门为藏书而建的岳雪楼是最诗意的存在。由于图片资料的缺乏，我实在无法依靠想象重构它的真容，但既然史料上记载它曾坐拥三十三万卷珍贵藏书，其气魄恢宏可想而知。这里的宝藏数不胜数：它抄录的《四库全书》，选抄的是外间并无传世的“四库未传本”和“永乐大典本”；它收藏的珍贵书画，集纳了吴道子的《天王送子图》、唐拓《云麾将军李元秀碑》、宋拓汉《礼器碑》、宋拓唐《九成宫醴泉铭》等稀有真迹；而它最知名的藏书，则是清初皇宫内府刻印的《钦定古今图书集成》，据学者吴丹青的研究，这套书有一万卷之多，是岳雪楼的主人、大盐商孔广陶花费巨资，买通了太监，从皇宫大内悄悄运出来的。只这一套《钦定古今图书集成》，就不知道会让多少读书人朝思暮想，更别说那三十三万卷藏书给岳雪楼带来的快乐，难怪它的主人有时直接以“三十三万卷楼”来称呼这个心爱之所。
对我来说，孔广陶这个名字是极为陌生的，历史资料上“孔子第七十代孙”和“出生于盐商世家”的寥寥数语，不过是抽象的符号，倒是“嗜书如命”这个评价，使我顿生亲切之感。每月几十万两白银的收入，为他四处搜罗珍贵典籍提供了财力支持，但他数十年如一日的坚持，却真的是因为“我喜欢”。如果读者你怀疑我过于武断，那不妨到各大网上书城搜索一本名为《北堂书钞》的隋代典籍。这部共180卷的堂皇巨著是当时读书人常用的工具书，其功能相当于今天的“百度百科”。它的编校者正是孔广陶，他在前人的基础上做了全面的校注工作，为没有来源的正文一条条注明出处。如果不是真心喜欢，就算有再多人帮忙，恐怕他也无法把这个看着很是枯燥的工作坚持下来。
要说，嗜书如命的孔广陶还算是幸运的，在他的有生之年，岳雪楼一直是让他身心安适的精神家园。1890年，他离开人世，10多年之后，清政府将盐业由商办改为官办，孔家日渐败落，再也没有财力支撑岳雪楼的庞大开销，岳雪楼的藏书渐渐散落，有的流于海外，有的后来入藏于国内多家图书馆，建筑本身更是日见破败，最终被推倒了事。至于它被推倒的具体时间，连孔家的后人都说不上来，爱书之人走了，藏书散落了，又有谁会在乎一座藏书楼的命运呢？
粤雅堂刻录的部分书籍。
▎粤雅堂
粤雅堂丛书千余卷 成最有影响力巨著
如果我是19世纪初的一个读书人，全城我最喜欢走的地方，应该就是从太平沙到白鹅潭的那段江堤。风和日丽的时候，从岳雪楼下出发，往西走上几里地，就是当时另一座闻名遐迩的藏书楼——粤雅堂了。虽说当时的藏书楼是私家重地，外人不得擅入，可就像朝圣者只要远远看着大教堂的塔顶就会感到安慰一样，一个真心爱书之人，看着这两座遥遥相望的藏书楼，也会灵台清明，心生喜悦。
如果在粤雅堂，你没准还能讨杯酒喝，因为它本来就是个“美酒千壶书万卷”的好地方，还有学者在此校书、刻书、切磋学问。“万卷”当然是个虚数，至于具体的藏书量，由于史料的缺乏，的确不得而知，但鉴于其主人的声名，以及张之洞对其“五百年不可磨灭”的评价，你如果把“一万”理解成实数，那一定会犯大大低估的错误。
粤雅堂刻录的部分书籍。
相比孔广陶，粤雅堂的主人对我来说要熟悉得多，他就是两百多年前广州首富伍秉鉴的儿子，怡和行第三任行主——伍崇曜。作为行商的伍崇曜，时时要周旋于洋人和官府之间，在战乱突起的时代大背景下，还得背负着原罪和耻辱，去小心翼翼地谈判、斡旋、捐钱、赔款。没有人能长期承受这样的压力，伍家的首富传奇两百年来为人们津津乐道。但除了伍秉鉴外，伍家的男人大多英年早逝，这是他们为保全家业而支付的最昂贵代价。伍崇曜也只活了53岁，在他矛盾而又压力重重的短暂一生中，也许只有藏书和刻书才给了他真正的精神安慰。
伍崇曜是一个藏书家，时常不计辛苦四处搜罗各类孤本、秘本、善本，每找到一本秘籍便喜不自胜；但他更是一个出版家，孜孜不倦数十余年，使大量珍贵典籍得以被公众所知。
伍崇曜刻书的动机很简单：广州街面上书坊里充斥的全是针对八股考试的应景之作，真正的经典乏善可陈。他有生意要忙，自然无法事事亲力亲为，因此找到了学者谭莹，两人联手合作，一干就是近20年。谭莹是当时鼎鼎大名的才子，熟读粤中典籍，对本土掌故如数家珍。于是，他们就从地方文献入手，先刻了共有300多卷的《岭南遗书》，收录的全是岭南先贤的著述；其间，他们还见缝插针，刻了多达182卷的《粤十三家集》和74卷的《楚庭耆旧遗诗》，历代本土诗人的作品几乎“尽入囊中”。这几套丛书耗去了两人10多年时光，但与后来耗时近30年的《粤雅堂丛书》相比，又完全是小巫见大巫了。《粤雅堂丛书》多达千余卷，收录了10种唐代文献、44种宋代文献、11种元代文献、17种明代文献，其余则全为清代文献。据多名学者研究，《粤雅堂丛书》是清末最有影响力的堂皇巨著之一，而其得以问世的背后，是一个商人和一个学者要将广东重要著述“悉数纳入”，传之后世的苦心。
粤雅堂刻录的部分书籍。
粤雅堂的命运与它的主人一样令人唏嘘，1856年，粤雅堂在著名的“十三行大火中”被付之一炬，1857年，伍崇曜抱恨离开人世，幸而《粤雅堂丛书》的刻印工作在谭莹及伍家后人的手里坚持了下来，1871年，谭莹去世，1875年，整套丛书全部刻毕，此时，距伍崇曜溘然长逝，已过去了18年。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王月华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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