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一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一街一巷都有悠远的故事，一砖一瓦都有隽永的记忆。《粤韵周刊》，与您一起领略这座城市厚重的记忆，领略两千多年包容开放的精神传统，领略绵延不绝的文脉书香；与您一起在历史的光照下，读懂今天，读懂广州，由此坚定文化自信。
稻米有特殊的味道，在人类记忆中萦绕了上万年。在广州，迄今为止，稻米的味道来自哪里？增城区石滩镇金兰寺村，一座居于珠江三角洲平原东北部的古村，为我们揭开了一部分答案。
不久前，村北部县江河西岸，始建于明代的姚氏宗祠后山岗上的金兰寺贝丘遗址上了热搜。这处广州目前考古发现年代最早的史前遗址，将人们带回到4000年前的先民生活。
于2021年底在广州举行的“环珠江口地区先秦考古新发现”学术座谈会上，专家们又分享了一个惊人的发现——金兰寺遗址“可能存在古水稻田”。
稻作文化作为支撑起中国南方地区和东南亚、东亚地区广大范围内文化文明发展的产业根基，是古今人类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人类经历了数千年的历史，将野生水稻驯化成栽培水稻，从而进入了农耕文明时代。
稻米在漫长的历史时光里如何影响和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资料图：稻米
▍发现：广州不断出现古老稻种的影子
增城区石滩镇金兰寺村是一座坐落于珠江三角洲平原东北部的古村。几个月前，在县江河西岸的村北部，始建于明代的姚氏宗祠后山岗上的金兰寺贝丘遗址上了热搜。
于2021年底在广州举行的“环珠江口地区先秦考古新发现”学术座谈会上，专家们又分享了一个惊人的发现——金兰寺遗址“可能存在古水稻田”。如果真能确证，这是岭南地区第一次通过考古发现、同时也是年代最早的古水稻田遗存。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古研究部主任曹耀文告诉记者，本次考古发掘发现的金兰寺遗址②层文化层分布于发掘区的大部分区域。据初步检测分析推测为古水稻田遗存。
增城金兰寺遗址俯瞰图
为什么这么说呢？中山大学郑卓教授通过检测分析得到一些证据：首先，这一文化层的有机质含量高；其次，磁化率较高，稻田长期耕作、污灌、作物生长与秸秆焚烧等农业管理方式可增大成壤作用强度，增加土壤的磁化率；第三，这层发现的花粉绝大部分为禾本科，基本可以反映水稻田环境；同时在这一层还发现了丰富的水稻扇形植硅石。
根据中山大学汤勇杰博士建构的模型，我们大致能勾勒出一条水稻在广州诞生和演进的脉络：8000年前-7000年前，海面快速上升并侵入三角洲腹地，珠三角周边开始出现早期人类活动，金兰寺附近的河口淡水-微咸水的水产资源丰富；6500年前-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晚期渔猎活动开始，金兰寺遗址形成贝壳层堆积；4000年前至战国时期，水稻出现，战国时期稻作农业一定程度扩张，经济结构开始多元化；唐宋以来，水稻种植面积向遗址南侧冲积平原发展……
资料图：增城松丁山遗址出土的碳化石稻
当我们将目光投向广州周边地区，会发现水稻的身影在不断地闪现：
2018年6月～8月，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约4000年前的增城松丁山遗址发现了一批植物种子遗存。其中，水稻、粟就占了可鉴定种子总数的47.63%，其中又以水稻占绝大多数，粟仅发现2粒。由此可见，在先民的谷物饮食中，水稻占有最重要的地位，依据同出的水稻小穗轴判断，它们是驯化型的粳稻。
与之年代接近的黄埔马头庄遗址于2019年12月至2020年6月进行发掘。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与厦门大学科技考古实验室合作进行的植物考古研究发现了丰富的植物遗存，有木炭、炭化稻、炭化稻穗轴、杂草种子。
其实，近年广州周边的遗址中，稻作遗存的发现相当普遍，比如黄埔陂头岭、茶岭、甘草岭……当中，在约5000年前-4000年前的茶岭遗址发现的稻粒尤其重要。它们是目前珠江三角洲地区出土最早的栽培稻实物，证明至少在4400年前，茶岭先民可能已经开始种植以粳稻为主的栽培稻，原始农业已经出现。
黄埔陂头岭遗址
▍缘起：华南稻作起源于长江中下游成共识
考古学者说，根据现有考古发现，人们大致可以梳理出这样一条水稻在中国诞生和演进的脉络：大约在距今一万年前后，人类在采集的同时开始维护乃至种植野生稻，并导致栽培稻从野生稻中逐渐分化出来。大约在距今9000年前-7000年前，稻作农业开始形成，采集狩猎在人类经济生活中的地位日趋弱化。大约在7000年前-5000年前，稻作农业发展成为长江中下游一些地区古代经济的主体，并逐渐影响到岭南地区。随着南方稻作农业和北方旱作农业生产体系的建立，古代中国进入到真正的农业时代，为华夏文明的诞生和发展做好了物质准备。
中国稻谷的起源呈现出一个较为广阔的弧形带状分布的情形，这不仅与野生稻的分布资源有关，也与百越族群的栖息繁衍活动区域密切相关，说明百越族群很可能就是最早驯化野生稻的先民。
资料图：金兰寺2层分布情况
目前世界上发现的面积最大、年代最早、证据最充分的大规模稻田，是2021年12月1日于浙江余姚发现的施岙遗址，面积约90万平方米，被国家文物局公布为“考古中国”重大项目。那么，增城金兰寺的稻田，茶岭、松丁山、马头庄等地的水稻遗存，与它有关系吗？
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专家表示，华南和西南地区稻作农业由长江中下游地区传播而来，已是共识。东南沿海地区的广东、福建、台湾的稻作农业，出现的年代很接近，距今大约不超过5000年。
稻作文化的发展与传播并非孤立的进程。有专家认为，在4600年前-4200年前，良渚文化的影响和传播甚至已抵及广州东北部，其背后，是稻作农业的传播和人口的迁徙。这种传播甚至通过珠三角和桂南影响到了今越南北部等地。
陶文化：增城金兰寺遗址出土陶釜
有考古学者表示，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在“历史岭南”和“文化岭南”的概念中与“两广”和海南岛一样，同属广义岭南的范畴。从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商时期，越南北部通过珠三角和桂南一直与长江中下游地区保持着联系，包括稻作农业和玉石礼器的传播甚至人口的迁徙与往来，比如玉石玦、环、戈、牙璋、T形环等在越南北部就有发现，而且夔纹陶文化和接踵而来的“米”字纹陶文化很有可能也影响到当地。
一粒小小的稻谷，让我们看到了岭南地区融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大家庭中的历史进程，看到双向互动的文化交流在塑造人们的文化自觉、文化自信，塑造中国人的精神上的重要价值。
▍解惑：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开启农耕文明时代
稻米经过人类大范围种植，成为人们生活中最普通、最重要的主食。野生稻驯化为栽培稻，开启了人类农耕文明时代。
人类改良了水稻为人类服务，水稻也在生物性上得到了优化，这是生物界协同发展进化的典范。
在20世纪70年代浙江河姆渡遗址发掘之前，国际学界通常认为亚洲栽培稻起源于印度。曾任中山大学农学院院长的丁颖教授，创新地结合历史学、人种学、植物学等多学科对稻种起源与演变问题进行深化研究，对这种说法发起了挑战。
1926年，丁颖在广州犀牛尾（今广州区庄附近）发现野生稻。之后研究者又在珠江流域发现了多种野生稻，分布在罗浮山麓以至鉴江流域。1932年、1933年中山大学植物研究所在海南岛又发现了另一个野生稻种。这一系列的发现,成为支撑丁颖栽培稻“华南起源说”的重要论据。
野生稻成熟后，谷粒小，而且自然脱落，难以收集；栽培稻成熟后，谷粒不落，需要人工扯下来，这是判断野生稻与栽培稻的一个重要依据。
资料图：黄埔茶岭炭化水稻
多年生野生稻与一年生野生稻在中国都有分布，广及长江流域、西江流域、云贵高原，乃至新疆、西藏等地。正是这种广阔的分布范围，为先民们将野生稻驯化成为栽培稻谷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水稻也经历了漫长的驯化过程。科学家们从水稻基因组出发，研究发现约在9000年前到7800年前，水稻开始被驯化；在约7000年前，人类开始对水稻粒形驯化性状进行有意识的人为选择，且粒宽的水稻较粒长的水稻受人为选择更早；距今约6000年前，早期不粘的粳稻基本形成，随后向南北两个方向传播。
随着向北传播，在冷干化的气候影响下逐渐形成现代的典型粳稻。另一部分早期粳稻在向南传播的过程中，进入了东南亚的一支，可能经历了不止一次与当地野生稻的杂交，最终形成了耐热型的籼稻，形成的时间范围初步估算为5000年前-4200年前。
在这一过程中，水稻经历了“大变身”，例如从匍匐生长变成直立生长、从野生稻的完全落粒变成栽培稻的基本不落粒；栽培稻谷粒变大，播下一粒种子，可以收获上百颗果实。
尽管这些都有利于目前的农业发展，但也不能说这些变化都是好的。在提高产量的同时，会不会造成抗病性、品质等性状降低？会不会造成遗传资源的单一化？中国丰富的野生稻种，可以为农业科学家们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让他们通过杂交育种或者基因编辑技术，将野生稻的一些基因快速导入已有的优良品种中，在进一步满足人们口味的同时，为保存物种多样性，做出更大贡献。
▍链接：五羊衔穗来祝福五谷丰登
水稻与广州的缘分，起源于一则“五羊衔谷，萃于楚庭”的美丽神话。相传周时广州名为楚庭，有五仙驾五羊，脚踏祥云，各持一茎九穗禾送给广州先民，祈祷广州从此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传说也衍生出不同的版本。广州市政府参事、研究员黄淼章表示，仅五位仙人降临的年代就有颇多说法，有人说发生于周夷王八年（公元前887年）；有人说是在南海人高固为楚威王相的时候，也就是战国时期；流传最广的大约是，晋朝吴修为广州刺史时，有五仙骑五羊来到广州州治的厅堂上，吴修于是在厅堂上绘五仙人像，以为祥瑞和纪念。这个地点，据说就是今天惠福西路的五仙观。五仙观东侧，有一块巨大的、似脚印状红砂岩凹石，被称为“仙人拇迹”（即仙人脚印）。
广州“穗城”之名，源自“五羊衔穗”的传说。
图为《五羊传说》油画，作者潘嘉俊，现藏于广州博物馆。(广州博物馆供图）
清初屈大均 《广东新语》记载：“春秋粤人祈谷，以此方谷为五仙所遗。一仙遗一谷，谷有五。故为五仙。而五仙当日复有丰年之祝。故皆称为五谷之神。州厅之绘以重谷也。城名曰五仙，亦重谷也。”也是说，此为粤人祈谷及广州五谷神之渊薮。
一切美丽的神话，其实大都建基于坚实可靠的史实土壤。无论“五羊衔穗”神话后面究竟藏着怎样的岭南往事，作为一则拓殖神话，它总反映了广州先民与早期中国其他地区之间的联系，反映了早期珠三角地区由渔猎生活向定居农业的发展进程。
广州之“穗城”别称、惠福路上之五仙观、越秀山上之五羊雕像……广州处处镌刻着有关“穗城”的文化记忆，折射出稻作文化起源、驯化与传播的宏大体系中，属于广州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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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卜松竹图/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提供（除署名外）海报制作：郭永航海报文案：林玮琳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叶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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