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前讲过宋代广州商贾搭乘商船“走出去”进行海外贸易的故事，不过，如果你以为，这些商船都是单枪匹马出远门的，那可就错了。事实上，够胆做独行侠的船东（当时称纲首）并不多，更多船东都是组成船队，浩浩荡荡出海的，用古籍里的话来说，他们“结领从伴前来，号为东船，贼亦素惮”。这句话里的“贼”，可不是一般的蟊贼，而是在大海上神出鬼没的海盗。不用我多说，你也一定看出门道来了，商贾们组织船队，结伴出海，主要就是为了防备海盗。话说，大宋商贾向“星辰大海”进发的同时代，史上最鼎鼎有名的是维京海盗，他们的帆影几乎令所有住在欧洲沿海地区的居民闻风丧胆。虽然彼时在广州通往东南亚的航线上出没的海盗并没有维京海盗那么嗜血与勇猛，但数量也不少。
南宋时期，广州港与泉州港是对外贸易的“双子星”，每年都有不少商贾出海掘金。不管是从广州出发，还是从泉州出发，都要经过“七洲洋”（即今海南岛附近海域）。这片海域被史学家称为“海上丝路之要塞”，但在唐宋时期，这里并未缺过海盗。
扬起风帆的古代海盗船
早在唐代，这里出了个名叫冯若芳的江洋大盗，每年总要打劫几艘巨舶，抢来的珍稀沉香木堆积如山。冯若芳为了夸富，居然把沉香木堆在院里当柴烧。
到了宋代，海盗活动更为猖獗，地方志中常见“千尺群盗宅”“百余窘弱民”的感叹，海盗聚集岛屿，住豪宅，吃香喝辣，过得挺滋润。
海盗过得有多滋润，过往商贾就有多心惊胆战。所以，来来往往的闽粤商贾一提起海盗，腿肚子难免打哆嗦。大家组个船队，在茫茫大海上搭伴一起走，一旦碰到海盗，几条船一起开火，胜算就会大得多。
咱们以前也说过，宋代商船大多配有专门人员管理武器。商船空间寸土寸金，如果不是为了防海盗，干啥还要配个武器库呢？
商贾联手组建船队，远航海外，真不容易。海上风平浪静的时候，各船还可以白天举旗帜、晚上点火把，彼此呼应；一旦起了风暴，巨浪滔天，旗帜看不见，火把点不着，大家只得一声声鸣炮，凭响亮的炮声确定彼此的方位，以免走散。各船水手还会一边与风暴殊死搏斗，一边大声歌唱，以歌声向邻船传递类似这样的信号：“兄弟们，我们还在，你们也要顶住啊。”
为了防范海盗，漂洋过海去掘金的商贾，可以说是使尽了浑身解数。不过，你若认为商贾与海盗这两个群体完全势不两立，你死我活，那可就低估了历史的复杂性了。据史料记载，活跃于广东至海南岛一线洋面上的大群海盗中，有作奸犯科的地痞流氓，有因生计困难铤而走险的普通百姓，有来自占城（今越南北部）等古国的彪悍土著，但也有去海外掘金亏了本，欠了一屁股债的商贾，构成十分复杂。
不过，据历史学家的研究，最有“技术含量”的海盗，并非只靠海上劫掠为生，说他们“亦盗亦商”更准确。咱们之前也说过，南宋朝廷推行极其严厉的铜禁政策，商贾私运几贯铜钱出海，就要掉脑袋。可铜钱在东南亚诸多古国偏偏极受欢迎，在那些地方，一贯铜钱能买到的货物，价值是国内的上百倍。你想想，偷运铜钱出海，买上一船异国货物，再运回境内贩卖，不是数钱数到手软？
既然朝廷不允许，那就一不做、二不休，加入海盗行列，从事“黑市贸易”，与官兵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反正，海岸线这么长，总能找到一些朝廷无力管控的地方，进行贸易。于是，海南岛一带乃至粤东的一些偏僻岛屿，因着海盗的活动还繁荣了起来，当地居民纷纷开起酒楼、食肆，招待海盗吃喝；海盗船需要补给与维修，还创造了一些就业机会；老百姓手里有了钱，又能购买海盗手里的异国货物。在茫茫大海上，劫掠商船的海盗让人闻风丧胆，但对普通老百姓，他们犯不着动手啊，把当地居民都吓跑了，谁买他们手里的私货啊？
海盗活动的猖獗，与官方的“铜禁”策略密不可分，这一点，当时一些士大夫也看到了。他们感叹“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寇”，呼吁朝廷开放市场，改为对铜钱出口征税，通过压制海盗的利润空间，来减少海盗这个行当的吸引力。不过，皇帝不听，他们也只能徒唤奈何。
看到这儿，你或许会问了，海盗活动如此猖獗，官府又是如何应对的呢？其实，官兵从没停止过对海盗的追击，不过，这事干起来并不容易。海盗手头有钱，就买得起好装备。据史料记载，宋代活跃于南海海域的海盗群体不仅买船，还能造船。他们制造的多桨船，长30多米，宽10多米，“高大如山”，而且“往来极轻便”，其技术含量与当时军方的“超级战舰”差不了多少。再说，海盗个个都是不要命的“独眼龙”（据说，海盗有戴单眼罩的传统，是为了尽快适应船舱内的黑暗环境，以把握海战先机），官兵要打赢“猫鼠之战”，还真得费点劲。
鉴于追击海盗船的难度，整个南宋时期，朝廷一直采取“剿抚结合”的手段。读过《水浒传》的人都知道，朝廷招抚了梁山好汉，随即就让他们去打方腊。对付活跃在海上丝路要塞之地的海盗，朝廷用的也是这一招，招抚一部分海盗，给海盗头子封官，然后把他们编入水军，让他们去打海盗。用史籍里的话来说，叫做“为其开自新之路”，也收到了一些效果。不过，令官府始料未及的是，有些脑子活泛的人从中看到捷径，为了享受招抚的好处，居然去投奔海盗，令人哭笑不得。
此外，海盗大多流窜作案，福建的海盗，在当地官兵的追击之下，一下子流窜到广东附近海面，而广东的海盗，又不时到福建附近海面“做客”。为此，闽粤两地官府联手，出动官兵，追击海盗。宋理宗年间（1205年~1264年），福建知州真德秀将海盗击散后，一群海盗逃到广东，真德秀随即通知广州方面，以便“疾速措置”；而南宋名臣方大琮在担任广州知州期间，曾派兵追击沿恩平江而下的海盗，海盗被迫进入漳州，方大琮火速通报漳州地方官，出兵追击。在两地官兵的联手进剿下，海盗气焰稍息，出海的商贾才略略放下心来。
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王月华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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