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一座有着两千多年历史的文化名城，一街一巷都有悠远的故事，一砖一瓦都有隽永的记忆。《粤韵周刊》，与您一起领略这座城市厚重的记忆，领略两千多年包容开放的精神传统，领略绵延不绝的文脉书香；与您一起在历史的光照下，读懂今天，读懂广州，由此坚定文化自信。
广州堪称是一座有温情的“慈善之城”。自东晋始，女灸学家鲍姑就在今应元路三元宫内熬药治病，其夫婿、医药学家葛洪写就《肘后备急方》，救人无数，开启了广府慈善之先河。到了宋代，广州威远门（今海珠北路）内建成寿安院，这是国内有文字记载的最早的慈善医院。清末民初，广州九大善堂成功募款，用民间善举收回“粤汉铁路”，慈善广州闻名全国。
20世纪80年代，广州开通了全国首条志愿者服务热线；2012年2800余名市民参与义剪，筹款救治白血病患童，彼时的广州，让这一年的春天，变得特别温暖。
今年4月，当广州城再次与病毒赛跑时，大街小巷中，各慈善组织亦奔跑在防疫第一线，为疫情防控和生活保障“查缺补漏”。
如今，社会高速发展，但依然会有人遇到困难和挑战。这时候，友爱在广州，总会有人停下脚步，倾听困难者的心声，予以回应。你为了我，我为了你，伸手相牵，一起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
历史·厚重底蕴
鲍姑三元宫炙疗抗瘟疫 官办慈善机构始于宋代
东晋时期 葛洪鲍姑施医赠药足迹遍广东
当下广州，春雨霏霏。无数医务工作者、志愿者奔赴防疫一线，争分夺秒，与奥密克戎变异株展开短兵相接。鲜为人知的是，约1600年前，东晋时期，同样一幕在广州城中出现。岭南气候炎热潮湿，瘟疫频发。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位女炙学家鲍姑在这里和瘟疫多次交锋。据《广东省广州市粤秀山三元宫历史大略记》碑记载，她用越岗院（院址在今应元路三元宫）内的井水熬药，救人无数，其艾炙疗法称颂一时。
画作里的鲍姑面容很清秀。(广州三元宫供图）
鲍姑的父亲鲍靓时任南海太守，她的丈夫葛洪则是鲍靓赏识的青年才俊。鲍靓还为女儿在越秀山山脚兴建修道场所，初名越岗院，也就是今天的三元宫。鲍姑四处施医赠药，足迹遍布广东，广州府志及附近县志、通志皆有记载。
那时，鲍姑主张炙法治病，后来，她找到了岭南盛产的红脚艾作炙材，制成艾绒条，取一点用火点燃，熏于人身，没想到出了奇效。据《羊城古钞》（卷八）记载，“每赘疣，炙之一炷，当即愈”。也是那些年，鲍姑在越岗院施医赠药，瘟疫盛行时，则用泉水配药分发给大家，驱除瘟疫，一直坚持。而时人念其恩德，将越岗院的井命名为“鲍姑井”，在越岗院设祠纪念，千年香火不绝。
鲍姑井
葛洪写下了《肘后备急方》，记载了109个针炙医方，其中有90余条是炙方，尤其对施炙部位、炙用壮数、注意事项等论述十分详细，留与后人，并写道：“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则侯之仁斯民也，岂直一方书而已乎？方之出，乃吾仁心之发见者也”。
葛洪写下了《肘后备急方》。(广州三元宫供图）
在他看来，写书是为了让更多穷苦人同样治得起病。至今，三元宫内仍有“鲍姑井”“鲍姑殿”，见证了这对神仙眷侣的传奇善举。2021年2月，市民政局等编著的《广府慈善文化拼图》考据指出，南越国时已有尊老敬老的政策。到了东晋时期，葛洪、鲍姑研究草药医学，救疗民间疾苦，可称为广府慈善的先驱。不过，葛洪、鲍姑的义举仍是一种个人自发行为。
广州三元宫内鲍姑宝殿寄托着后人对鲍姑的感念。（广州三元宫供图）
唐宋元时期
民间义举精神传导至官府
古代广州一直被视作瘴疠之地，也被当局者视为流放官员之地。广东史志资料显示，唐代被贬流放岭南之士和他们的后代有一百二十八族之多。前人施医赠药的义举精神也逐渐从民间传导至官方。817年，孔子三十八代孙孔戣来到广州任职，他设立了广恩馆，收纳济养谪宦子孙中流落广州“不能自存者”。
据《广州城坊志》所记，1183年，历史上默默无闻的人物——管鉴来到岭南当官。他奏准朝廷，拨米粮救济流落岭南的士大夫子弟。管鉴的义举一步步走出内外亲疏的差序格局，从救济流落官员开始，很快延伸至治病救人。
1253年-1258年，宋代提举刘镇孙在广州威远门内（今海珠北路）设立了寿安院，这也是目前国内最早有详细文字记载的慈善医院。番禺探花李昴英在《寿安院记》中说，寿安院没有贫富贵贱之分，专收治无依无靠的病人。寿安院随时可入诊，男女分开看诊，有单间科室，有人负责煎制医药，病治好了则资助其返家，治不好则妥为安葬。彼时，“病人住院，住处既高爽清洁，用具齐备，睡眠充足，心情已大为宽慰，加上药物的效力，多数不久即可康复”。刘镇孙还“拨给医院可收租的田地作为长期经费来源，规划妥善，可行之久远”。宋代，传统官办慈善事业开始登上历史舞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部分官员开展慈善的内在驱动力。
到了元代，慈善医疗救助模式进一步完善。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记下了他在广州看到的一幕：一家大型慈善机构供老弱病残鳏寡孤独者居住，它的运营成本则通过地方税收支付。
清末广州出现九大善堂
救济赈灾佑民闻名遐迩
明清时期
粤人办慈善机构数量之多为他省不及
1810年，十三行巨商潘有度、伍秉鉴等捐巨资设立种洋痘局，为百姓免费接种，开了中国接种牛痘预防天花的先河，惠及上百万人。而太平天国运动后，慈善的大舞台逐渐从政府回归到民间，并逐渐形成助人自助的理念。
一百多年前，珠江风起云涌，潮起潮落，而广州慈善事业也随着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达到一个新高度。在记录广东慈善发展的《全粤社会实录》（1910）一书中，作者如是概括：“粤人之性质更多行侠仗义之风，以故慈善事业之创设最多，为他省所不及。”其中，这种行侠仗义之风又以广州最为凸显。在这片土地，先后出现了普济堂（男老人院）、普济院（女老人院）、恤釐公局（救助寡妇）、育婴堂、麻风院等专业化慈善机构。然而，这时的慈善，依旧带着强烈的“衙门”色彩。
近代时期
慈善机构星罗棋布九大善堂最为有名
1871年，广州商人钟觐平、陈次壬、白伦生等联合商界同仁创办了近代广州最早的善堂——爱育善堂。一时间，无数颠沛流离的贫民前往避难，粥管饱、衣尽暖。爱育善堂同时也开办义学，让更多人找到谋生出路。在紧接着的40年间，广州城内外又诞生了大大小小慈善机构30多家，不仅涉及医疗、救灾，还包括免费教育及教养盲童等领域。
爱育善堂
清光绪年间，广州地区鼠疫流行，数万百姓丧命。1894年，有广州居民把病人或者死者抬至西门外护城濠。疫情严峻，百姓求生多靠民间自救。陈惠普等24位各行业的行商自发募捐，购买了广州城西门外地块，盖平房，救济收治病人，为劳苦民众赠医施药，施棺殓葬。1899年，该处扩展为方便所，后称方便医院（即现在的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再往后，方便医院“一闻灾即赴救，不避艰险，不计日夜，不论远近，不避时疫，亲理病人，亲济灾民”。
图为上世纪初广州方便医院全貌。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供图）
1906年，中国着手从美国合兴公司手中收回粤汉铁路路权，包括爱育善堂和方便医院在内的广州九大善堂选择了民间“招股”，筹集4400万元（注：银圆）收回了粤汉铁路，轰动全国，从此九大善堂闻名遐迩。
随着20世纪的到来，越来越多人意识到“救亡图存”的迫切，原本主办救济事业的广州慈善力量也参与到时代的变革中。1911年4月27日，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清政府只顾搜捕革命党人，对满街遗骸置之不管。近代民主革命家潘达微舍命斡旋，两粤广仁善堂出面收殓烈士遗骸，安葬于黄花岗。武昌起义爆发后，广东商界、慈善界积极商议应对之策，又是善堂同意响应武昌起义，推翻清朝统治。1925年，省港大罢工期间，从香港回到广州的罢工工人没有寒衣，也是由善堂捐资制作棉衣。
1901年的广州城西方便所，当年改称广州城西方便医院。 （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供图）
善堂存续数十年，见证了历史，同时也推动了历史的发展，而开风气之先创立善堂的广州绅商不仅救济赈灾，又冒着极大风险救亡图存，同时还为慈善事业独立发展摸索出“多条腿”筹款的方法——或是从社会集资，或是拿善堂资产投资理财，包括“以土养业”“发典生息”等。这背后，其实是慈善精神从衙门走向社会的趋势，有识之士、富商巨贾守护一方，掀起慈善侠义之风。
精神·传承发扬
全国首条志愿者服务热线上世纪80年代广州开通
时光荏苒，倏尔百年。善堂在退出历史舞台的同时，其遗迹也大多湮没在岁月当中。然而，前人行侠仗义之风，却悄然流传下来。
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教授、广州市社会创新中心理事长周如南告诉记者，广州是岭南文化的核心发源地，在近现代更是著名侨乡和商业中心，一直都有乐善好施、乡邻互助的传统和习惯。
当代广州首个公益慈善社会团体1994年登上历史舞台
1987年，广州市10多名“学雷锋、做好事”的积极分子开通了全国第一条志愿者服务热线电话。当年的第一批接线员说：“那个号码3330564用粤语说，就是‘心中的情你尽诉’。”后来，《中国青年报》报道称，这一热线拉开了中国志愿服务事业的序幕。
1994年，广州市慈善会成立大会在花园酒店举行，广州解放以来正式登记成立的第一个公益慈善社会团体正式登上历史舞台。
到了2008年，排队捐款、捐物乃至献血成了那一年不少广州人的集体记忆。广州街坊潘剑明依稀记得，包括自己在内，很多家长带着孩子去银行“排队捐款”。也是那一年，截至年底，广州先后组织了50多场捐赠仪式和募捐活动，广州市慈善会共接收市民为四川地震灾区捐款7.55亿元，在全国大城市中名列前茅。一年后，广州市政府抱着“摸着石头过河”的心态举办“广州慈善日”活动，3000名志愿者走上街头义卖筹善款，“一元也是爱”成为当时广州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而首届“广州慈善日”活动在社会多方支持下，最终筹款达1.05亿元，对因病致贫及因突发灾害陷入困境者提供及时有效的救助。
资料图：爱心义卖活动。乔军伟摄
为筹款救助患儿，2012年春天成广州史上最温暖春天
2011年，广州通过《广州市募捐条例》，公募权向民间组织放开。这一事件也被列入“改革开放40周年广州十大慈善事件”。有着多年公益慈善行业观察经验的自媒体人黎宇琳在《广州公益简史》中写道：“自此，广州市民开始意识到，做公益不仅仅是扶贫济困，还可以从各个维度让世界变得更好。”而一年后的春天，则被《人民日报》评价为广州史上最温暖的春天。白血病患儿碧心的父亲刘任能每天为街坊理发攒救命钱，一次60元，“剪够一万个，就有60万元”。他和碧心的故事经媒体报道后变成全城义剪行动。在那一年的春天，150名理发师参与义剪，2800余名市民支持，募集了数十万元善款。碧心离开人世后，刘任能说，应该成立机构，使筹到的钱可以帮助更多人。此后，碧心的故事得以在一个崭新成立的慈善组织内延续。
这些年间，慈善和公众的边界正在不断消融，慈善（公益）组织如雨后春笋。越来越多人发现，社会高速向前，不一定所有人都跟得上脚步：重症困难家庭面临病痛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困境儿童在读书成长的路上挑战重重，残障人士在融入社会的路上仍需要支持和信任，而外来务工群体在融入城市的路上仍需更多关爱和包容……将爱心托付给专业的慈善组织，成为新风潮。
如今，《广州市慈善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代替了《广州市募捐条例》。越来越多慈善组织也在思考如何秉承初心，机构与机构之间如何多方协作、甄别需求、可持续地开展公益项目，如何通过合理有效的方式回应社会角落的痛点，推动城市向前行。他们的行动，恰恰最需要每个普通市民的支持。
资料图：爱心义剪。 邱伟荣摄
今日·慈善之城
短短半月超13万人次踊跃接力争当志愿者
2022年4月8日，对大多数广州医务人员、社区工作者和志愿者而言是一个难忘的时刻。奥密克戎变异株突然出现，广州城再次与病毒赛跑。
志愿者编辑共享文档倾听需求
“管控区滞留群众需要帐篷防潮垫”“防范区志愿者需要隔离面罩”“养老服务机构需要防护服”……从4月12日起，志愿者蔡露诗每天都会登录名为《2022益企撑物资需求明细（持续更新中）》的共享文档，查看防疫一线新增的临时需求。在广州市社会创新中心、爱德基金会、千禾社区基金会以及爱心企事业单位共同发起的公益行动——“益企撑广州”中，她和来自社会各界的数十名爱心人士将4月9日部分区域实施分级分类防控措施以来各自从不同渠道听到的需求填到共享文档上，整合成需求库，并各自转发给认识的爱心企业、商家，尝试对接需求。
“我们来自和公益慈善相关的各行各业，但说到底，其实都是一个个普通市民，只是在这次听到很多细小的、容易被人忽略的声音，想更好地回应这些角落需求。”蔡露诗说，这个创立于4月12日的共享文档，在此后4天内由数十位爱心人士一同完成了102次修订，登记了来自街道、个人、机构等多方的86个临时需求、并备注了所在区域、具体需求以及联系人。这一边，有人填写了关于管控区域滞留人员需要过夜帐篷和防潮垫的需求，另一边，立即有人在临时组建的微信群里张罗资源对接工作；有人填写了养老服务机构的需求，同一时间，就有人在寻找认识的朋友，鼓励捐赠。截至4月15日晚上，这个共享文档已成功对接9个爱心企业和个人，为2个街道和5个机构捐赠多批急需抗疫物资和生活物资。
“这一做法其实早在上一年芳村区域实施严格管控时已经在尝试，大家把各自了解到的需求信息和资源汇总到一起，在共享文档上一一连线，最终对接捐赠了逾百万元物资。”蔡露诗说，“这一次，有的需求可能还未对接到相应物资，就已经在当地街道或社区工作者的支持下得到解决。可以看得出，社会多方针对疫情的保障工作速度和反应都在不断提升，与此同时，也有更多人在默默地投身公益慈善，寻找角落里的声音，并予以回应。”
资料图：管控区内的志愿者。陈忧子 摄
市民为素不相识街坊投身一线
在蔡露诗看来，这正是一座城市的“温度”所在。就在他们建立需求反馈的共享文档同时，也有众多市民为素不相识街坊投身到一线。截至4月13日，短短半月间，全市超13万人次志愿者穿上红马甲，穿梭于大街小巷，折返在楼道之中。与此同时，有人出力，也有人出钱。为助力疫情防控，近10家爱心企业、爱心社会组织在过去一个月捐赠了估值逾120万元的防疫和生活物资，通过广州市慈善会对接需求，及时定向派发至疫情防控重点服务场所及社区一线。广州市妇联亦连接社会资源，筹集了价值180多万元的防疫物资，支援基层一线疫情防控人员。
在众多志愿者看来，这正是一座城市的底蕴所在——社会高速发展时，依旧会有人遇到困难和挑战，却容易被人忽略。但也正是这时候，总会有人停下脚步，倾听角落里的声音，并予以回应，伸出一把手，助其一起跟上时代发展的速度。
慈善之根深植本土
文化记忆跨越千年
一座城市的慈善温度，不仅仅体现在突发应急事件中，也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广州小家”为重症患儿家庭送去希望
“走过这么多城市，你就会发现，始终是广州最有温度。”在广州市伟博儿童福利基金会支持下，“广州小家”社工罗典一直带领着团队运营广州的“小家”，为家境困难、身患白血病的孩子及陪伴他们的父母提供免费住宿。在罗典看来，一座城市的幸福感，最体现在正遭遇难关的人们身上，而力所能及的帮助，恰恰能让重症患儿家庭感到温暖和希望。
“但打理一个‘小家’，除了租金，方方面面都需要钱来支撑，这时候，筹款筹物就是很重要的内容。”罗典认为，这些年来，“小家”一直是在广州街坊的呵护下长大的，“像医务人员，他们有时收到工会派发的福利，第一时间就转手给到‘小家’，有的‘小家’就在社区里，街坊邻里都知道，不忌讳，时不时就会分享一些生活用品，也不留名字，而广州也有众多爱心人士定期捐款捐物，很多家长还以孩子的名义成为月捐人，形成稳定的支持。”在这种氛围下，每个“小家”就像一个大家庭，每个重症患儿及其家长都能感觉到善意，找到治病的信心，同时互相扶持。
资料图：福袋志愿者入户探访行动。骆昌威摄
广州备案慈善公开募捐项目近千个
实际上，从数据上一样可以看出广州这座城市的慈善温度。2021年慈善榜数据显示，广州2021年度捐赠总额达到18.23亿元，连续五年呈正增长，其中个人捐赠总额为4.25亿元，是去年的9.8倍，收录捐赠人近7000人。值得关注的是，慈善榜以一万元捐赠为收录门槛，并未收录小额捐赠群体。榜单之外，广州还有上千个募捐箱分布在全市社区居委会（村委会）、地铁、学校、医院、商场、机场、火车站等场所，数十家慈善组织互联网公开募捐信息平台则打破时空限制，带来网络捐款的时代。
至于钱都去了哪里？慷慨解囊的广州人很精明。过去，做慈善可以直接捐钱派物给受助者，但随着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大家开始倾向于交给社会组织，把钱花到刀刃上，让社会组织寻找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而广州已注册成立社会组织逾8000家，备案慈善公开募捐项目近千个。扶贫济困、乡村振兴、应急救灾、恤孤助学、大病救助、扶残助残、自然保护……这些都是广州捐赠人的捐赠大类，而每个类别又能细化出不同的领域。对市民而言，慈善不是基于怜悯的施舍，也不是资源的挥掷，每个人在捐钱时都有自己的选择和方向。
从湛江来到广州打工多年的袁兰珠是一名环卫工，喜欢读书，却只有小学学历。这些年，她连续九次将变卖回收品积攒下来的零钱捐给广东公益恤孤助学促进会。她知道，自己的家乡也有不少孩子读书需要资助，而这个机构可以通过公开、透明、公正的支持，帮孩子重获读书希望。正是得益于多方捐赠，获得恤孤助学会资助助学的孩子不断增加。
刚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选择了从本就不高的月薪中抽出一部分，每月定额捐赠给广州市合木残障公益创新中心的残障社群服务。这是支持残障朋友探索个人发展、在平等视角下关注个体价值的慈善项目。在“合木”支持下，一群视障人士开发出视障咖啡、正念按摩等新就业岗位，并勇敢地展现自我。
“大家注重效果，但不会在意自己能捐多少。”一位公益慈善人士告诉记者，广州人很务实，他们讲实效，但实效于他们而言是一个个具体生命的改变，而非宏观数字，因此，每一笔捐赠都有意义。
此外，也有不少人将慈善视作舶来品，但对已经投身慈善的广州人而言，慈善并非“拿来主义”，而是深植于本土、跨越千年的文化记忆。
统筹/读懂广州工作室 刘幸文/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苏赞、杨欣图/广州日报·新花城记者：乔军伟、邱伟荣、陈忧子、骆昌威广州日报·新花城编辑：叶碧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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