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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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众眼中，沃伦·巴菲特是伯克希尔·哈撒韦的代表人物，是该公司多年来取得非凡成就的大功臣。但另有一人也对该公司传奇般的业绩作出了重要贡献，那就是巴菲特的黄金搭档查理·芒格。 他和巴菲特联手创造了有史以来最优秀的投资纪录，在过去40多年里，伯克希尔股票以年均24%的增速突飞猛进，市值已接近1300亿美元，拥有并运营着超过65家企业。查理·芒格因此有“幕后智囊”和“最后的秘密武器”之称。 虽然查理·芒格在普通人中的知名度没有巴菲特那么高，但是他的投资思想、人生智慧却折服了比尔•盖茨、迈克尔·艾斯纳、王传福等一批中外企业家。他在公开场合的演讲及媒体访谈，更常常引起许多人的讨论和学习。 他曾在加州大学圣塔巴巴拉分校经济学系的本科生讲座上发表过《论学院派经济学：考虑跨学科需求之后的优点和缺点》的演讲，这次演讲，整合了很多他从前讲过的思想，并相对体系化的展示了查理·芒格对经济的思考。以下为此次演讲内容的精编版，希望对诸位有所启发。 你们也许已经猜到，我答应来演讲，是因为这几十年来，我对如何让各门软科学学科之间更好地进行对话这个主题非常感兴趣。当然，从许多方面来讲， 经济学都是软科学中的皇后。 它应该比其他软学科研究方面做得更为出色。但我认为经济学的跨学科研究做得还是不够好，所以我愿意在这次演讲中谈谈它的不足之处。
由于我要谈的是学院派经济学的优点和缺点，所以你们有权知道一个有趣的事实： 我从来没有上过一节有关经济学课。 你们可能会觉得奇怪，我既然这么毫无资格，怎么还敢大言不惭地发表这次演讲呢？答案是，我在胆量这方面是黑带水平，我天生就胆大。就我所知，有些女人在花钱方面是黑带水平，他们天生就会花钱，而我呢，我得到的是胆量黑带。
但是呢，有两种特殊的经验让我拥有一些有用的经济洞察力。一种经验来自伯克希尔，另外一种来自我个人的教育经历。当然，我在伯克希尔的经历是很有趣的。当沃伦接管伯克希尔的时候，公司的市值大约是1000万美元。现在距当年已经有四十几年了，伯克希尔的流通股比当年多不了多少，但市值达到了大概1000亿美元，增长了一万倍。由于多年以来伯克希尔的业绩持续增长，很少有投资失误的例子，这最终引起了关注，人们觉得沃伦和我可能在微观经济学方面有一些独到的看法。
曾经有位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如此解释伯克希尔的成功：
起初，他说伯克希尔能够在流通股投资上打败市场，是由于一个运气西格玛，因为在他看来，除了靠运气，没有人能够打败市场。这种僵化的有效市场理论当时各个经济学院非常流行。人们学到的理论是没有人能够打败市场。接下来，这位教授随后又引入了第二个西格玛，第三个西格玛、第四个西格玛，到最后，他总共用到了六个，引起了人们的嘲笑，于是他终于不再这么做了。
然后呢，他的解释扭转了180度。他说：“仍然是六个，但那是六个技艺西格玛。”这段令人非常悲伤的历史证实了本杰明富林克林在《穷理查年鉴》中说过的话： “如果你想要说服别人，要诉诸利益，而非诉诸理性。” 这个人改变了他的愚蠢观点，是因为再不改的话，他就要吃亏了。
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朱利斯斯坦因眼科研究所，我也观察到同样的情况。我曾经问：“你们为什么用一种完全过时的白内障手术来治疗呢？”那个人对我说“查理，这种手术很容易教呀。”后来他不再使用那种手术，主是因为几乎所有的病人都用脚投了反对票，这再次说明，如果你们想要改变别人的想法，要诉诸利益，而非诉诸理性。
伯克希尔取得了非凡的业绩，但我们从来毫不留意僵化的有效市场理论。我们也从来不曾留意从这种思想上派生出来的各种理论。人们将这些学院派经济学理论用于公司的理财，进而演变出诸如资产定价模式等等荒谬的理论，我们从来不去注意，鬼才相信只要投资高波动性的股票，每年就能获得比市场平均回报率高七个百分点的收益呢。
然而说了你们也许不信，就和朱利斯斯坦因眼科研究所的医生一样，人们一度对这样的理论深信不疑。相信的人得到了回报，于是这种理论就传播开了。现在仍有许多人相信。但伯克希尔从来不曾留意过它。现在我想，更多的人倾向于我们的看法，那种认为市场完美无瑕的思想是愚蠢的。
我向来非常清楚地知道，股票市场不可能是完全有效，因为我十来岁的时候经常去奥马哈马会，那里的彩池投注系统。我发现，如果马会拿走，也就是荷官拿走17%，有些人输掉的钱总是远远少于他们全部赌注的17%，而有些人输掉的钱总是多于他们全部赌注的17%。所以奥马哈马场的彩池投注系统并非完全有效，所以我并不接受股票市场完全有效，总是能够创造合理的价格说法。
实际上有记录表明，有些人精通马匹和赔率，确实能够靠赌马赚钱，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不多，但国内总有些人能够做到。
接下来谈谈我个人的教育经历，这很有趣，因为我受过的正统教育不多，而我性格中有独特性最终让我拥有了一些优势。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从小就有一个多学科的大脑。如果篱笆那边，在别人的学科里有更好的，更重要的思想，我就无法乖乖地呆在我自己的学科里。所以我就四面八方寻找那些真正有用的重要思想。
没有人教我那么做，我天生如此。 我还天生喜欢寻根究底。如果遇到难题，这是常见的事情，我就会努力去摸索，如果失败了呢，我就会先把它放在旁边，然后再回来对付它。 我花了整整20年才搞清楚邪教是如何招揽教众以及这种方法为什么会有效，但大学的心理学系到现在还没搞清楚，所以我走在它们前面。
反正我有这种想弄清楚各种问题的倾向。二战让我参军服役，于是我在服役期间学习了一些物理学知识，空军兵团把我送到加州理工学院，打算把我培养成气象学家，所以在那里我学到更多的物理学。当时我非常年轻，在那里掌握了硬科学中基本的全归治学方法。那对我来说非常有用。下面我就来解释这种治学方法。
依照这种治学方法，你必须领悟所有比你自己的学科更加基础的学科的所有重要的思想。 只有掌握了那些最基础的知识和原理，你们才能够清清楚楚地解释问题。 而且你们要永远承认你们所用的基础知识来自哪个学科；当你们使用的物理学的时候，你们要说你们是在使用物理学；当你们使用的生物学的时候，你们要说你们是在使用生物学；诸如此类。我很早就明白这种治学方法能够让我的思想变得有条有理。我强烈怀疑它在软科学领域，也会像在硬科学领域那么有效，所以我就抓起它，终生把它用于软科学和硬科学领域。对我来说，这是个非常幸运的想法。
让我来解释一下硬科学领域是多么严格地遵守这种治学方法。物理学里面有一个常数，一个很重要的常数，叫做波尔茨曼常数，你们可能已经对它很了解了。有趣的是，发现波尔茨曼常数的人并不是波尔茨曼。那波尔茨曼常数现在为什么以波尔茨曼命名呢？因为和那个最先发明这个常数的可怜虫相比，波尔茨曼使用更为基础的物理学知识，以更为基础的方法得到了这个常数。硬科学的知识组织模型提倡知识应该尽可能简化，所以如果有人以更为简洁的方法阐明一个原理，这个原理最初的发现者就会被历史遗忘。我想这是正确的。我认为波尔茨曼常数确实应该以波尔茨曼命名。
反正在我个人的历史和伯克希尔的历史中，伯克希尔完全无视一度在学院派经济学中非常流行的有效市场教条，也无视这种教条在公司理财方面的衍生理论—这些应用结果简直比经济学中的有效市场教条还要愚蠢，却不断取得巨大的经济成就。这当然鼓舞了我。
最后，我的特殊经历使我胆敢在今天来到这里，因为至少我年轻时并不完全是个蠢货。在哈佛大学法学院的第一年，我们班里有很多人，我的成绩是第二名。我向来认为，虽然总是会有很多人比我聪明很多，但是在思维游戏里面，我未必落后于他们。
下面我开始来谈学院派经济学的一些明显的优点。 学院派经济学第一个明显的优点是它生逢其时，生逢其地。 许多学科都是因为这个原因而获得好名声的。两百年前，在技术发展和各种文明制度的推动之下文明世界的人均产值每年的复合增长率达到了2%。而在那之前的几千年里，它的增长率就比零多一点点。
当然，经济学是在这种巨大的成功里面成长起来的。经济学部分地推动了这种成功，部分地解释了它。所以学院派经济学很自然地得到了发展。后来，有计划经济都崩溃了，而那些自由市场经济或者半自由市场经济都蓬勃发展，这增加了经济学的声望。如果你们想要在学术界发展，经济学是一门非常热门的学科。
经济学总是比其他软科学更加强调跨学科研究。 它总是从其它学科吸取所需的养分。 在格里高利曼昆撰写的教材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位经济学家从其它学科吸取所需的养分的本领已经非常高明了。我肯定是美国少数在那本书刚出版时就买下来的商人之一，因为那本教材得了一大笔预付稿费。我想弄清楚那个家伙到底做了什么，怎么能取得这么大一笔稿费。所以我就这么凑巧把曼昆这本为大一学生写的教材给看完了，书中列举了许多经济学原理；机会成本是一种超级力量，所有希望获得正确答案的人都可以使用，还有，激励机制也是一种超级力量。
最后还有公用品悲剧的原理 ，这个原理是由我的老朋友，加州大学圣塔巴巴分校教授贾雷特哈丁提出来。哈丁为经济学引入了一只邪恶的无形之脚，它足以和斯密那只做好事的无形之手相提并论。我认为哈丁的理论使经济学变得更加完善。哈丁当年向我介绍他的理论时，我就知道他这个公用品悲剧理论迟早会被写进教科书。你们看呀，二十年过去了，它终于写进了经济学教材。曼昆这种借鉴其它学科、吸取哈丁的理论和其它有用的知识的做法是很正确的。
经济学的另外一个优点是，它从一开始就吸引了软科学领域最优秀的人才。 和学术界其它学科的研究者相比，经济学家入世更深，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比如说经济学家乔治舒尔茨博士就曾经三次进入美国内阁，拉里萨默斯也被委任为内阁大臣。所以经济学在学术界是很受欢迎的。
此外呢， 经济学从很早的时候就吸引了人类历史上一些最杰出的作家。 就以亚当密斯为例。亚当密斯是极其出色的思想家和极其出色的作家，乃至他那个年代，德国最伟大的知识分子伊曼纽尔康德直截了当地声明，德国没有人像亚当密斯那么厉害。伏尔泰的措辞则比康德还要直接和犀利，听到康德的话之后，他立刻说：“哦，法国甚至没有人可以拿来和亚当密斯比较。”所以经济学从一开始就拥有一些非常伟大的学者和一些非常伟大的作家。
亚当密斯之后，经济学领域也诞生了许多伟大的作家，比如说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我总是喜欢引用他说过的妙语，他对我的生活有很大的启发。至于当代，如果你们去看看保罗克鲁格曼的文章，你们将会佩服他文笔的流畅。我并不赞同他的政治立场，我的政见和他相反，但我喜欢这个人写的文章。我认为保罗克鲁格曼足以跻身当今最优秀的杂文家之列。所以呢，经济学总是能够吸引到这些了不起的作家。他们非常优秀，他们巨大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经济学的学科范畴，这在其他学科中是很罕见的。
好啦，赞美的话就说到这里，下面要谈的是经济学的不足之处。我们已经认识到经济学的许多方面都比其它软科学学科更加出色。它是文明社会的辉煌成就之一。为了公平起见，现在应该简单地谈谈学院派经济学的少数缺点。
经济学有哪些缺陷呢？
1
致命的自闭，导致“铁锤人综合症”
致命的自闭，导致“铁锤人综合症”。 通常会引起经济学家过度强调某些可以量化的因素。
我认为经济学有八个，不对，是九个不足之处，其中一些是由一个大的整体缺陷派生出来的。 经济学的这个大的整体缺陷就是它的封闭性。 怀特海曾经指出，学科各自孤立的情况是致命的，每个教授甚至并不了解其他学科的思维模型，将其他学科和他自己的学科融会贯通就更别提了。
我想怀特海讨厌的这种研究方法有一个现代的名字，那个名字叫做神经研究法。这种做法是很神经的，然而和大多数其他学科一样，经济学也大过自闭。
这种缺陷会引发我所说的“铁锤人综合症”。那个名称来自下面这句谚语：在只有的铁锤的人看来，每个问题都非常像一颗钉子。在所有的行业，所有学科和大部分日常生活中，这种做法会让问题变得一团糟。 铁锤人综合症能够把人变成彻底的白痴，而治疗它的惟一良方是拥有所有的工具。
你们拥有的方法必须不止一种。你们在使用这些工具的时候，应该把它们列成一张检查清单，因为如果指望在需要的时候合适的工具会自动的冒出来，那么你们将会错过很多好机会。但如果你们掌握了所有的工具，并在头脑中把它们排列成一张检查清单，那么你们将会得到许多其他方法得不到的答案。所以弥补这种让阿尔费雷德诺斯怀特海感到十分苦恼的缺陷是非常重要的，有些思维窍门能够帮助你们完成这项工作。
不仅在经济学领域，实际上在其他各种领域，包括商业领域，这种特殊的“铁锤人综合症”都是很可怕的。 商业领域的“铁锤人综合症”真的很可怕。你们拥有一个复杂的系统，它吐出来许多数字，让你们能够测量某些因素。但还有些别的因素特别重要，可是你们没有相关的准确数据。你们知道它们很重要，但就是没有数据。
实际上，每个人都会： 过度强调那些相关数据的因素的重要性，因为它们让人们有机会使用在高等学府学来的统计学技巧，并且不把那些可能更加重要但没有相关数据的因素考虑在内。 这是我终生试图避开的错误，我从来不后悔自己这么做。
已故的托马斯汉特摩根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之一，当年他在加州理工学院任教，他使用了一种非常有趣，非常极端的办法，以免犯下错误—过度强调那些被测量因素的重要性，而低估那些无法被测量的因素的重要性。当时没有电脑，科学界和工程界所用的电脑代替品是弗莱登计算器。托马斯汉特摩根在加州理工学院生物系禁止使用弗莱登计算器。有人说：“摩根博士，你到底在搞什么鬼啊？”他回答说：“我就像一个在1849年的萨克拉门托河边寻找黄金的人。虽然才智有限，但我能够弯腰捡起大金块。只要能够要捡到大金块，我就不会让我系里的人浪费稀缺的资源，用矿金开采的方法去找金子。”这是托马斯汉特摩根终生奉行的宗旨。 我也采用了相同的办法，我今年已经80岁了。我还没有做过矿金开采。而且看起来我这辈子，正如我希望的那样，不用这种该死的矿金开采。当然，如果我是一个物理学家，特别是一个学院派物理学家，我将不得不做一些统计工作，做那种矿金开采的事情。但只要拥有几种管用的思维窍门，不断地用托马斯汉特摩根的方法去解决问题，那么生活中，你们无需矿金开采，也能取得惊人的成就。 曼昆研究经济学的方式的错误之处在于，他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知识，却没有指出这些知识的来源。 他并没有给他借鉴的知识贴上物理学或是生物学或者心理学或是博弈论或是其它这些知识所履带的学科的标签，并没有完全指出这些基础知识的来源。如果你不这么做，那就像经营企业时使用了一种糟糕的文档归类方法。这削弱了你的能力，让你无法做最好的自己。 现在呢。曼昆十分聪明，所以虽然他的方法不完善，但还是做得很出色。他取得的进展比其他在任何教科书作者都大。但要是采用了向来给我很大帮助的硬科学方法，他能够变得更加出色。 我给曼昆这种借鉴其他学科知识却不指明出处的方法起了一个名字。有时候我叫它“拿来主义”，有时候我叫它“吉卜林主义”。我之所以管它叫“吉卜林主义，是因为吉卜林一首诗是这样写的：“当荷马拨弄他灿烂的竖琴时，他早已听过人们沿着陆地和海洋的歌唱；凡他所需用的思想，他便采撷自己用，和我一样！” 曼昆用的就是这种方法。他只是拿过来。这比不拿好得多。但它比吸取所有的学科的精华、指出借鉴内容的来源并尽可能化繁为简地使用所有知识的方法差得多。 我把经济学的第三个缺点称为物理学妒忌。 采用有效市场理论教条是物理学妒忌给经济学造成的恶果之一。如果你们根据这种错误的理论进行推理，那么你们将会得到的结论是，任何公司购买它自己的股票是不正确的。因为按照这种理论的说法，股票的价格是完全有效，不可能有便宜可以占。证明完毕。 麦肯锡有个合伙人以前念的商学院采用了这种疯狂的经济学推理方式，把这种理论教给他。这位合伙人后来被《华盛顿邮报》聘请为顾问。当时《华盛顿邮报》的股票价格特别低，就连大猩猩也能算出来每股的价格只有其价值的五分之一。但他对自己在商学院学到的理论深信不疑，认为《华盛顿邮报》不该购买它自己的股票。幸运的是，沃伦当年是《华盛顿邮报》的董事会成员，他说服董事会回购了超过一半的流通股，这给剩下的股东带来了超过十亿美元的财富。所以至少有一个地方曾经很快地干掉了这种错误的学术理论。 我认为经济学可能避免许多由物理学妒忌引起的这种麻烦。我是希望经济学采用硬科学的基本治学方法，养成指明其借鉴知识的来源的习惯，但我并不希望它由于物理学的妒忌而渴望一种无法达到的准确。大体上来说，那种包括波尔茨曼常数在内的准确而可靠的公式是不可能在经济学中出现的。经济学涉及的系统太过复杂。渴望做到物理学那么精确不会给你们带来任何好处，只会让你们陷入麻烦之中，就像麦肯锡那个可怜的傻瓜。 我认为经济学家要是多点关注爱因斯坦，本应可以做得更好。 要经济学家关注爱因斯坦比较容易理解，因为爱因斯坦说过一句著名的话： “一切应该尽可能简单，但不能过于简单。” 这句话有点同义反复，但是它非常有用；有个经济学家—可能是赫伯斯坦因—也说过一句同义反复的话，我很喜欢那句话： “如果一件事情无法永远延续下去，它最后就会停下来。” 当我说起经济学这种虚假的精确，即追求可靠的、精神的公式的倾向，我想起了阿瑟拉费尔。他的政治观点跟我一样，但在经济学研究方面，他有时采用了错误的方法。他的麻烦在于追求虚假的精确，那可不是一种研究经济学的成熟方法。 拉费尔这些人遇到的情况让我想起了一位来自乡下的参议员—这件事情真的发生在美国。这些故事不是我捏造的。现实总是比我接下来要告诉你们的更要荒唐。反正这位乡下参议员在他的州议会上提出了一项新的法案。他想要通过一项法律，把圆周率改为3.2，以便小学生更容易进行计算。 你们可能会说这太荒唐了，拿拉弗尔之类的经济学教授和这样一个乡下参议员相比太过份了。但我认为我算是给这些教授留了情面的。至少那个乡下参议员打算把圆周率确定为3.2的时候，他犯的错误比较小。但如果你们在经济学这么复杂的系统中试图达到虚假的精确，你们引起的错误最终会比那个不称职的麦肯锡合伙人在担任《华盛顿邮报》顾问时所犯的错误还要糟糕。所以呢， 经济学应该模仿物理学的基本治学方法，但是永远不应该追求像物理学公式那么准确的理论。 我的第四点批评是，经济学界太过强调宏观经济学，而对微观经济学的重视程度不够。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这就像不懂解剖学和化学，却想要掌握医学一样。除此之外，微观经济学是很好玩的。它能够帮助你们正确地理解宏观经济学，它就像杂技那么好玩。与之相反，我并不认为人们研究宏观经济学能够得到那么多乐趣。最重要的原因是，他们经常犯错，因为他们想要理解的系统实在是太复杂了。 为了让你们领略微观经济学的魅力，我打算来解决两个微观经济学问题。一个比较简单，一个有点难。第一个问题是这个：伯克希尔刚刚在堪萨斯州的堪萨斯市开了一家家具和电器商店。在伯克希尔开这家店的时候世界上最大的家具和电器商店也是伯克希尔开的，它每年销售3.5亿美元的产品。这家开在一个陌生城市的新商店刷新了这个纪录，每年销售额高达5亿美元。从它营业的那天起，3200个停车位总是满的。女顾客不得不在女洗手间外面排队，因为建筑师并不懂得生物学。那家店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好了，现在我来向你们提问，请告诉我这家新店迅速获得成功、销售额比全世界其它家具和电器商店都要高的原因？我来替你解答吧。这是一家廉价商店还是一家高价商店？在陌生的城市开设一家高价商店不会马上获得成功。那需要时间。第二，如果它每年流转的家具高达5亿美元，那么它肯定是一家硕大无朋的商店，因为家具的体积都很庞大。大型商店的特点是什么呢？它提供大量的选择。所以除了是一家提供大量选择的低价商店，这还能是什么呢？ 但你们可能会有疑问，为什么以前没人开这样的商店，轮到它来当第一家呢？答案同样很明显：开这么大的商店需要一大笔钱。所以呢，以前没人开过。所以你们很快就知道答案。只要懂得一些基本的道理，这引起看起来很难的微观经济学问题就能够迎刃而解。我喜欢这么轻松而又能带来许多回报的思考方式。我建议你们大家也应该更好地掌握微观经济学。 现在我来给你们出那个有点难的问题。中西部地区有一家轮胎连锁店。他开始崭露头角，能够与大型轮胎公司的直营店相互竞争。有些大公司生产所有型号的轮胎，就像固特异等等。这些制造商当然会照顾它们自己的直营店。它们的“轮胎商店”拥有很大的成本优势。后来呢，勒斯施瓦伯又先后面临罗巴克西尔斯、好市多和山姆俱乐部等折扣商店的竞争。尽管有这么多的对手，现在施瓦伯每年的销售额还是达到了几亿美元。勒斯施瓦伯先生目前已经八十几岁了，没有受过教育，却完成了这样的壮举。他是怎么做到的呢？我看你们很多人都想不明白吧。让我们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 勒斯施瓦伯先生赶上了什么潮流吗？你们刚提出了这个问题，答案就冒出来了。日本人原来在轮胎行业毫无地位，现在他们做得很大。所以施瓦伯这个家伙肯定很早就赶上了卖日本轮胎的潮流。接下来呢，这种缓慢的成功必定有其它的原因。 很显然，这个家伙能取得如此成就，肯定做了许多正确的事情。而在他所做的这些正确的事情里面呢，他必定拥有曼昆所说的那种激励机制带来的超级力量。他肯定有一套非常棒的激励机制来驱动他的员工。必定有一套很好的员工选择系统。他必定非常善于做广告。他确实是。他是一个艺术家。日本人的轮胎生意做得那么成功，他肯定是率先出售日本轮胎的。一个成功的生意人必须做对很多事情，并用良好的制度来保证不会犯错。同样地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不难得到。但这种特殊的成功背后还有其他原因吗？ 我们聘请一些商学院的毕业生，他们解决问题的能力并不比你们出色。也许这就是我们很少聘用商学院毕业生的原因吧。 我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很明显，我会利用大脑里的搜索引擎，核对我的检查清单，我运用了某些大量复杂系统中都非常有用的近似运算法则，这些运算法则的原理差不多是这样的：极度的成功很可能是由下面这些因素共同造成的： 1）将一到两个因素最大化或者最小化。 例如好市多或者我们的家具电器商店。 2）增加一些成功的因素，以便取得更大的成效 ，这种成效的提高通常是非线性的，让人想起有并临界点或者物理学中的临界物质的理论。结果通常是非线性的。你们只要再增加一点点物质，就能得到lollapalooza效应。当然，我这辈子都在寻找lollapalooza效应，所以我对那些能够解释这种效应如何发生的模型特别感兴趣。 3）将几个优点发挥得淋漓尽致。 例如，丰田或者勒斯施瓦伯。 4）顺应某些重大的潮流。 例如，甲骨文。顺便说一句，我在今天的招待会上认识了甲骨文的财务总监杰夫亨利，但我在认识他之前就说过甲骨文的好话了。 总而言之， 我建议你们在解决问题时使用一些快刀斩乱麻的运算法则，你们必须学会正向和反向地使用它们。 让我来给你们举个例子。我经常用一些难题来考我的家人。不久之前，我给家里人出了一个难题，这项运动是一对一的，会举办全国冠军比赛。有一个人获得两次冠军比赛，但是中间隔了65年。现在，我说，说出这项运动的名字。我看你们许多人又是一脸的茫然。我家里人也大多被这个问题搞糊涂了。但我有个儿子是物理学家，他养成了我欣赏的思考方式。他马上得出了正确的答案，以下是他推理的过程： 这不可能是一项需要手眼协调的运动。没有85岁的老人家能够嬴得全国台球巡回赛冠军，赢得全国网球冠军就更别提了。总之不可能。然后呢，他认为不可能是国际象棋—这位物理学家国际象棋下得很好—因为那太难了。国际象棋的规则太过复杂，而且下国际象棋需要很大的耐力。但西洋跳棋是有可能的。他想：“找到啦！只要经验足够丰富，哪怕你已经85岁了，也能成为这项运动的最好玩家。” 反正我推荐你们使用这种解决问题的方法，遇到问题要进行正向思考和逆向思考。我还建议学院派经济学要更好地研究我在这里展示的这些非常细小的微观经济学问题。 我的第五个批评是经济学中的综合太少了，不但没有综合传统经济学之外的知识，也没有综合经济学内部的知识。 我曾经向两个不同的商学院班级提出下面这个问题。我说：“你们已经学习了供给和需求的曲线。你们懂得在一般的情况下，当你们提高商品的价格，这种商品销量就会下降：当你们降低价格，销量就会上升。对吧？你们学过这个理论吧？”他们全部点头表示同意。 然后我说：“现在向我举几个例子，说明你们要是想提高销量，正确的做法是提高价格。”他们沉默了非常久。在我提出这个问题的两所商学院里，也许50个人里面只有一个人能够举出一个例子，他们认为，在特定的条件下，人们会认为价格较高的商品质量也较好，所以提高价格能够促进销售。 这个问题有四类答案。少数人知道第一类答案，但他们基本上不知道其他类。 1）奢侈品：提高价格能够改善奢侈品的“炫耀”功能，例如，奢侈品提高价格之后，在某些存在炫耀心理的消费者看来，它的性能也随之改善了。此外，人们往往认为价格高等于质量好，这有时也能促进销量的增加。 2）非奢侈品：和上面提到的第二个因素相同，消费者看到价格更高的商品，往往不是认为它卖贵了，而是认为更高的价格意味着更好的质量。这种办法对那些耐用性工业品而言尤为适用。 3）提高价格，把额外的利润以合法的方式用于改善产品的性能或者改善销售系统。 4）提高价格，把额外的利润以非法或者不道德的方式来促进销售，比如说通过贿赂交易经纪人，或者其他对终端消费者有害的做法—例如开放式基金的销售回扣 但在这两所现代的商学院，50个人里面居然只有一个能够举出一个例子—其中一所还是很难考上的斯坦福商学院。而且没有一个人能够给我主要答案。假如你们提高价格，并用额外的钱来贿赂其他公司的采购经纪人呢？这么做有效吗？经济学—微观经济学—里面还有其他办法可以提高价格并用额外的销售收入来促进销量增长吗？这样的办法当然有非常多，你们只要开窍就能想得到。就是这么简单。 最典型的例子来自投资管理行业。假如你们是某个开放式基金的经理，想要卖出更多的份额。人们通常会得出下面的答案：你们如果提高佣金，最终的买家所得的基金份额自然就会降低。所以你们要是提高每份基金的价格，就等于是在出卖最终的客户。而你们可以利用额外收取的佣金来贿赂客户的交易经纪人。你们通地贿赂使得经纪人背叛他们的客户，用客户的钱来购买高佣金的产品。这种做法至少为共同式基金增加了一万亿美元的销量。 这种策略可不是人性美好的部分，我想告诉你们。我这辈子非常彻底地避开了这种策略。 我认为你们在生活中并没有必要去推销那些你们自己永远不会购买的东西。即使那是合法的，我也不认为那么做是一个好主意。 但你不应该完全接受我的观点，因为那会让你们有找不到工作的风险。你们不应该接受我的观点，除非你们甘愿冒着只能在少数几个地方找到工作的风险。 我认为我那个简单的问题引起的反应该足以表明人们很少综合地去思考经济学问题，哪怕他们受过高等教育。那些问题很浅显，答案十分容易得出。然而，那些人上过四门经济学课程，入读商学院，智商都很高写了许多论文，但他们却一点综合能力都没有。 之所以发生这种情况，并不是因为那些教授知道如何综合各种知识却不传授给学生，而是由于本身也没好好掌握综合能力，他们接受的不是一种综合的教育。我记得凯恩斯或者加尔布雷斯说过一句话， 经济学教授的思想是最经济的，他们终身使用的是他们在研究生院学到的一点点知识。 第二个和综合相关的有趣问题涉及经济学中两个最著名的范例。第一个是李嘉图提出的贸易中的比较优势原理，另外那个是亚当斯密的图钉工厂。当然，这两者都能极大地提高人均经济产出，都能将各种职能分配到那些非常善于执行这些职能的人手里。然而，它们也有很大的差别是：前者—图钉工厂—是中央计划的极端典型，它的整个系统是由某个人设计出来的；而后者，也就是李嘉图的相对优势，则完全是自发的国际贸易自动产生的后果。 当然，只要体会到综合的乐趣，你们就会立刻想：“这些事情相互影响吗？”它们当然相互影响，相互之间有很大的影响。而这是现代经济系统如此强大的原因之一。许多年前我就亲眼见到过一个几种因素相互影响的例子。伯克希尔当年拥有一家信贷公司，这家公司贷款给一家就在好莱坞赛马场对面的酒店。后来那个地方发生了变化，到处充斥着流氓、强盗和毒贩子。他们为筹集赌资，甚至把墙壁上的钢管拧下来卖钱，酒店周边有许多带枪的人在摇晃，没有人敢到这家酒店住。我们前后两三次没收了这家酒店，贷款眼看是收不回来了，我们似乎遇到了一个无法解决的经济学问题，一个微观经济学问题。 喏，我们原来可以去找麦肯锡，或者一群哈佛大学的教授，那样的话我们将会得到一份十英寸高的报告，阐述各种方法，建议我们如何让这家位于糟糕城区的失败酒店走出困境。但我们没有那么做，而是在酒店外面拉了一条标语，上面写着：“出售或出租。”有个人看到标语，于是来找我们。他说：“你们要是能够改变区域用途许可，让我能够把停车场改建成高尔夫球杆练习场，我就愿意花20万美元来装修你们的酒店，并通过贷款高价把它买下来。” “可是你总得让旅馆有停车场呀，”我们说，“你是怎么想的呢，”他说：“不用，我的业务是从佛罗里达用飞机把一些老年人送过来，让他们住在机场附近，然后用大巴将他们送到迪斯尼乐园和其它地方，再把他们送回酒店。我不在乎周边的环境有多么糟糕，因为围墙以内可以满足客人所有的需求。他们只需要早上坐大巴出发，傍晚再回来就可以了；他们不需要停车场，他们需要的是高尔夫练习场。”所以我们和这个家伙做成了生意。这件事情运转的非常顺利，我们收回了贷款，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很明显，这是一个李嘉图和图钉工厂发生相互影响的例子。这个家伙设计用来娱乐老年人的奇怪系统纯粹是图钉工厂式的，而找到这个拥有这种方法的家伙则是纯粹的李嘉图式的。所以这些事情发生了相互的影响。 这只是一个综合考虑问题的简单的例子。如果你们想要弄清楚私有企业应该承担哪些职能，政府应该拥有哪些职能，哪些因素确定了这些职能分工，那就变得更难了。 在我看来，每个高智商的经济学专业毕业生都应该能够坐下来，写出一篇十页长的，相当有说服力的，综合这些思想的论文。我敢拿出一大笔钱来跟你们打赌，如果我在美国所有经济学系进行这样的测验，考生们交上来的综合论文肯定是一团糟。他们将会在文章中提到罗纳德科斯。他们将会谈到交易成本。他们将想起他们的教授教给他们的一点可怜的知识，并把这写出来。但说到真正能够把各种知识综合起来，我可以自信地预言，大多数人不会做得非常好。 顺便提一下，如果你们有人愿意尝试，那么请加油，我想你们会发现这很难。我来告诉你们一件与其相关的有趣的事情，那就是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发现了普朗克常数的伟大物理学家普朗克曾经研究过经济学。他后来放弃了。 有史以来最聪明的人之一普朗克为什么要放弃经济学呢？答案是，他说：“经济学太难了。你想尽办法，得到的结果却总是无序而不确定的。” 这满足不了普朗克追求有序的愿望，所以他放弃了。如果普朗克早就明白他在经济学里面永远得不到完美的秩序，我敢自信地预言，你们也将会得到相同的结果。 顺便提一下，有个关于马克斯普朗克的虚构的故事非常著名：得到诺贝尔奖后，到处都有人邀请他去开讲座，他有个司机，专门开车送他到德国各地演讲。司机把讲座的内容给背下来了，所以有一天，他说：“普朗克教授，你何不跟我换个角色呢？”于是他走上讲台，发表了演讲。演讲结束后，有位物理学站起来，提出一个极其困难的问题。但司机早已胸有成竹。“好吧，”他说，“慕尼黑这么发达的城市，居然有市民提出如此简单的问题，这让我太吃惊了，所以我想请我的司机来回答。” 好啦， 现在我要来讲第六个缺陷，这个缺陷其实也是由于对跨学科研究不够重视而造成的负面影响。 在这里，我想要给你们出一个简单的问题。我善于提出简单的问题。 假如你们在拉斯维加斯有一家小赌场。赌场里面有50台标准老虎机，它们的外表和功能都是相同的。它们的返还率是一模一样的，需要返还硬币的图案组合也是一样的。它们以同样的比例出现。但这些老虎机里面有一台无论你把他摆到哪里。当你每天营业结束检查这些机器时，这台机器所嬴的硬币总是比其他机器多25%。我相信你们肯定能够回答这个问题的。这台嬴的更多钱的机器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呢。有人能够回答吗？ 芒格：不，不，我想知道的是，为什么会有更多人去玩它。这台机器的特别之处在于，人们利用现代的电子技术，使得这台机器的“近似中奖”率更高。和正常的机器相比，这台机器会更多地出现bar Bar 柠檬 bar bar 葡萄的情况，这会促使玩家下注下得更重。这个答案很难得到吗？很容易的。明显存在着一个心理因素：那台机器能够引发某种基本的心理反应。 如果你们了解各种心理因素，如果你们在头脑中把它们列成一张检查清单，那么你们只要核对这张清单，然后肯定会找出那个能够解释这种现象的因素。那些没有掌握这些解决问题方法的人不会得到这些答案。生活就像踢屁股比赛，如果你们想要成为一个独腿人，那么欢迎你们来找我玩。但如果你们想要像有两条腿的壮汉那样成功，就必须掌握这些方法，包括在了解心理学的前提下对宏观和微观经济学进行研究。 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下面来谈谈某个拉丁美洲的一个小国家，这个国家偷窃成风，所有人都喜欢行窃。他们挪用公司的公款；他们偷走社区里一切能弄到手的东西。经济自然停止不前。但这个问题被解决了。这个案例我是在哪里看到的呢？我愿意给你们一点提示。它并不是在经济学刊物上，我是在心理学刊物上看到这个案例的。那个国家出现了一些聪明人他们使用了一些心理学方法，然后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我认为既然有了这些解决经济问题的漂亮案例，还有这些能够解决许多问题的简单技巧，而假如你们是经济学家，却不知道如何解决和理解这些问题，那是说不过去的。你们为什么要对心理学无视到不明白有些心理学方法能够解决你们自己遇到的经济问题呢？ 在这里，我想要给你们一条极端的指令。这条指令甚至比硬科学的基本组织性治学方法还要严格。这是塞缪尔约翰逊提出来的。实际上， 他说如果一个学者能够通过少量的工作轻轻松松地去掉自己的一个无知，却不去做，那么这个学者的行为就等于背叛。 这是他的原话：“背叛”。所以你们能够明白我为什么喜欢这些东西。他说如果你们是学者，那么就有责任努力让自己别成为白痴， 所以你们必须尽量完善你们的知识体系，尽可能地消灭自己的无知。 接下来谈谈第七个缺陷：对二级或者更高级别的效应关注太少。 这个缺陷是相当容易理解的，因为结果会产生结果，而结果的结果也会产生结果。这变得非常复杂。以前我是一名气象学家，这种现象让我感到非常苦恼。不过和经济学相比，气象学问题太过简单了。 当年有些专家，包括一些拥有博士学位的经济学家，对最早的医疗保险法的成本进行预测。他们表现得极其无知，只是把以往的成本相加起来就完了。他们的成本预测的误差达到了1000%。他们计划的成本还不到实际成本的10%。他们实行了各种新的激励机制之后，人们的行为便会根据激励机制发生变化，于是实际发生的医疗费用跟他们预测的完全不同。医学界会发明一些昂贵的新疗法，它向来如此。一大群专家怎么会犯下如此愚蠢的错误呢？答案：他们为了轻松得到结果而把问题过度简化了，那就像圆周率改为3.2一样！他们选择不去关注后果的后果的后果。 这种思考错误很常见，在学术界看来，生意人在微观经济学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更加愚蠢。比如说你们拥有一家纺织厂，有个家伙找上门来说：“哇，这难道不是很好吗？我们发明了一种新型的纺织机。它能够极大地提高生产效率，如果买下它，只要纺织品价格维持不变，只需三年就可以收回成本。” 于是你在20年间不停地买进新型的纺织机，而你的利润率依然只有4%；你什么好处也没有得到。答案是这样的：并不是新技术没有发挥作用，而是经济规律决定了，新纺织机带来的好处只会落到那些购买纺织品的人手里，而不是落进拥有纺织厂的那个家伙的口袋。一个人只要选修过大一的经济学课程，或者曾经上过商学院，怎么可能不明白这个道理呢？我认为教育机构是在误人子弟。否则的话，这种蠢事就不会经常发生。 我通常不会使用正式的可行性报告。 我不让人们帮我做可行性报告，因为我不喜欢办公桌上乱糟糟的，但我总是看到有些人很愚蠢地去起草可行性报告，许多人觉得它们有用，不管它们有多么愚蠢。在美国，丢一份愚蠢的可行性报告在办公桌上是一种有效的销售技巧。 投资银行家更是精于此道。 我也从来不看投资银行家的可行性报告。 沃伦和我曾经收购过一家公司，卖方请一个投资银行家做了详细的研究。那份可行性报告有这么厚。我们只是把它扔到一边，仿佛它是死尸。他说：“我们为它花了200万美元。”我说：“我们不用这类报告。从来连看都不看。” 不管怎么说，正如医疗保险的例子所表明的，基于某些深层的心理学原因， 所有人类制度都会被钻空子，而且人们在钻空子的博弈游戏中表现出了高超的技巧，因为博弈原理有这么大的潜力。 社会制度的人并不懂得如果防止钻营。加利福尼亚洲的工伤赔偿制度就是这样。人们在利用制度漏洞的博弈游戏上已经出神入化了，在利用制度漏洞的过程中，人们变得越来越狡猾奸诈。这对文明社会有好处吗？这对经济表现有好处吗？当然没有。那些设计了有漏洞可钻的制度的人应该被打入地狱的最底层。 我有个朋友，他的家庭控制了大约8%的货柜拖车市场。他刚刚关掉了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最后一家工厂，他在得克萨斯州还有一家工厂，工伤赔偿成本占到了总薪酬支出的10%以上。制造货柜拖车本来就没什么利润。所以他把工厂关掉，迁到犹他州的奥格登市。奥格登市生活着大量需要养活一大家子的虔诚的摩门教徒，他们从来不钻工伤赔偿制度的漏洞。现在工伤赔偿成本只占到总薪酬支出的2%。 难道和摩门教徒相比，在得克萨斯工厂上班的那些拉美人天生就不诚实和道德败坏吗？不是的。罪魁祸首是那些立法机构。这些机构的成员是从法学院毕业的，可是他们却通过了鼓励欺骗的法律，他们不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对文明社会有极大的破坏作用，因为他们并没有考虑到说谎和欺骗造成的二级后果或者三级后果。所以呢，这种情况随处可见，就像日常生活的其他部分一样，经济生活中也充满了欺诈。 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维克多尼德霍夫的故事是一个利用制度漏洞的绝佳的例子。维克多尼德霍夫是一名警官的儿子，他必须在哈佛大学取得甲等成绩。但他并不想在哈佛大学认真学习。因为他真正喜欢的事情有四件：一、和大师级的对手玩西洋跳棋；二、不分日夜地用他非常精通的扑克牌进行豪赌；三、继续蝉联他已经连续好几年拿到的美国壁球冠军；四、成为最好的业余网球选手。 这样一来，他可以用于在哈佛大学拿到甲等成绩的时间就不多啦，所以他选择了经济学系。你们原本可以以为他会选择法国诗歌。但是别忘了，这个家伙能够参加西洋跳棋冠军赛。他觉得以他的智商，玩弄哈佛大学经济学系根本不在话下。确实如此。他发现该系的研究生承担了大部分应该由教授完成的乏味的工作，他还发现，由于要成为哈佛大学的研究生特别难，所以这些研究生都非常聪明，做事有条不紊，而且十分勤奋。那些教授需要他们，也对他们心存感激。 所以，正如人们根据那种叫做“互惠互利”的心理因素可以预料到的，在研究生的高级课程中，教授们给出的分数总是甲等。所以维克多尼德霍夫什么课都不选，专门选哈佛大学经济学系那些最高级的研究生课程，当然啦，他每门课程都得到了甲等的成绩，而且几乎没有去上过一节课，当时哈佛大学的人还以为这学校又出了一个天才呢。尽管这个故事很荒唐，但这种办法确实有效，维克多尼德霍夫变得非常著名：人们管他这种方式叫做“尼德霍夫选课法”。 这证明了所有社会制度都会被钻空子，另外一个不考虑后果的后果的例子，是经济学界对李嘉图的比较优势法则的标准反应。李嘉图认为比较优势让贸易双方都得益，他对这个法则的解释非常具有说服力，所以人们都信服。人们直到今天仍为这个法则着迷，因为它是一个非常有用的道理。 经济学界每个人都知道，如果只考虑李嘉图效应带来的初始优势，那么比较优势能够让贸易双方获得非常大的利益。但假如你们进行贸易的对象是一个非常有才华的族群，比如说中国人，他们现在特别穷，特别落后，你们则处在一个发达国家，你们和中国建立了自由贸易关系，这种关系持续了很长时间。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二级和更高级别的后果。如果美国和中国进行贸易，那么美国人的生活水平会得到改善，对吧？李嘉图证明了这一点，但哪个国家的经济会发展得更快呢？那显然是中国。在自由贸易的推动之下，他们吸收了各种现代科技，而且正如亚洲的四小龙已经证明的，他们很快就会走到前面去。看看中国的香港和台湾，看看早年的日本。 所以最开始的时候，和你们进行贸易的是一个有十几亿落后农民的弱小的国家，但到最后，这个国家变得比你们的国家更加强大，甚至可能还拥有更多和更好的原子弹。李嘉图并没有证明原来领先的国家会得到这么美好的下场。他并没有试图去确定二级和更高级别的后果。 如果你们试图与一些经济学教授谈论这个话题—这我已经做过三次—他们会吃惊地回避。好像你们冒犯了他似的，因为他们不喜欢这种讨论。这种讨论会让他们的漂亮学科变得一团糟，因为如果你们忽略了二级和三级后果，经济学会简单得多。 关于这个话题，在那三次尝试中，我得到的最好的答案来自乔治舒尔茨。他说：查理，我认为呢，就算我们停止和中国进行贸易，其他发达国家也会继续的，我们无法抑制中国相对我们的上升势头，而且我们将会失去李嘉图提出来的贸易优势。“这当然是正确的。 我说：“好吧，乔治。你刚刚创造了一种新的公用品悲剧。你深陷其中，却无能为力。你将会遇到一种极其糟糕的情况，因为你的祖国原本是世界领袖，最后却失去了对世界的领导权，被笼罩在其它国家的阴影之中。”他说：“查理，我不愿意去想这个问题。”我想他是很明智的。他的年纪甚至比我还大，也许我应该向他学习了。 好啦， 下面我要讲经济学的第八个缺陷： 经济学界对最简单、最基本的数学原理关注太少。 居然说经济学不关注数学问题？这听起来有点过分，对吧？我想举个例子—我这个例子可能举得不对，我已经老了，而且很顽固—但尽管这样，我还是想说出来。 我认为经济学界对“捞灰金”的概念关注太少。我的观点派生自加尔布雷斯的理论。加尔布雷斯认为，尚未败露的贪污行为会对经济产生很大的凯恩斯刺激效应，因为那个钱被贪污的家伙以为他仍然像从前那么富裕，于是延续原来的消费方式，而那个贪污的家伙则增加了购买力。我认为加尔布雷斯的分析是正确的。他的观点的问题在于，他描绘的是一种影响较小的现象。因为一旦贪污行为败露—它迟早会败漏的—那种效应很快就消失了。 我猜想加尔布雷斯对数学问题不够关注，但假如你们对数学问题足够关注的活，你们就会想：“有一条基本的数学定理是这样的：‘如果A等于B，B等于C，那么A等于C 。’”明白这个数学原理之后，你们就会努力去寻找功能相等的东西。所以你们也许会问：“经济学中有跟捞黑金相同的行为吗？”顺便提一下，加尔布雷斯生造了黑金这个词，用来指尚未败漏的贪污中涉及的金额，所以我生造了“捞灰金”这个词：它起到的作用跟捞黑金是相同的。 我提出了“经济学中有跟捞黑金相同的行为吗？”这个问题，我想到了许多的答案，所以生造“捞灰金”这个词汇。有些“捞灰金”行为就出现的投资管理业。毕竟我跟投资管理业的关系比较密切。我认为美国的股东在投资普通股的过程中，总共有数十亿美元被浪费了。只要股市继续上涨，浪费掉这些钱的投资者就没有感觉，因为他看到的是股票价格正稳定上升。而在投资顾问看来。这些钱是正常的收入，因为那确实是他出售有害的投资建议换来的。这种行为无异于尚未败露的贪污。你们现在可以明白为什么很少有人邀请我去演讲了。 所以我说，如果你们在经济生活中寻找其作用跟“捞黑金”相同的“捞灰金”行为，你们将会发现一些非常强大的因素。它们创造出某些比原来的“财富效应”更为强大的新型“财富效应”但实际上没有人和我持相同的看法，如果有哪位研究生想要独自进行研究，在他的毕业论文中证实这个假设，我愿意把这个理论的发明权转让给他。 好啦， 经济学的第九个缺点是： 对经济生活中的美德效应和恶行效应不够重视。 我很早就清楚地知道， 经济生活中有巨大美德效应，也有巨大的恶行效应。 但如果你们跟经济学家谈起美德和恶行，他们会感到浑身不自在。因为美德和恶行，无法用大量的数据图标来表示。 但是我认为经济生活中存在着很大的美德效应。在我看来，修道士卢卡帕乔利发明的复式簿记法在经济生活中产生了巨大的美德效应。它让商业变得更容易掌握，也让它变得更加诚实。接下来就是收款机。收款机对人类道德的贡献比公理教会还要多，它真的能够极大地促使经济系统更好的运转。与之相反，一种容易被钻空子的系统对文明会有破坏作用；而一种让人很难钻空子的系统，比如说以收款机为基础的收银系统，可能通过减少恶行而让文明社会的经济有更好的表现。但经济学界很少有人谈论这些话题。 我想进一步指出， 极端的诚信精神能够让经济系统运转的更好。 从前宗教能提供一种诚信精神，至少过去几个世纪的美国是这样的。宗教灌输负罪感。我们住的城区有一位很有魅力的爱尔兰天主教牧师，他常常讲：“负罪感可能是那些犹太人发明的，但我们完善了它。”这种来自宗教的负罪感极大地推动了诚信精神的发展，对提高人类的经济产出也非常有帮助。 许多恶行造成的负面效果是很明显的，现在出现了许多虚假的繁荣景象和稀奇古怪的促销手段——你们只要翻翻过去六个月的报纸就能看到，这里面的恶行多到足以让我们全部人都气噎。 顺便提一下，每个人都对美国公司的高层管理人拿那么多的薪水感到气愤。人们应该感到气愤的。我们看到许多律师和教授就如何解决薪酬不公平提出了各种疯狂的管理办法，但这些办法毫无用处。其实好办法就在眼前：如果董事会的成员都是不领薪水的大股东，那么我们将会吃惊地发现，由于我们降低了互惠倾向引发的影响，公司高层管理人员领取太多薪酬的现象将会消失。 有个奇怪的地方曾经采用的制度与这种无报酬的系统差不多，英国的地方刑事法庭有一些非专职的治安法官，他们有判处犯人入狱一年或者拘禁数月的权力。每个地方的刑事法庭有三名法官，他们并不领取薪水。他们的开支可以报销，但有一定的限制。他们每年作为志愿者工作大约40个半天，这种制度很漂亮地运转了大概700年，那些有能力而且诚实的人争先恐后地想成为法官，担任这种要职，履行他们的义务，但没有报酬。 这也是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晚年时希望美国政府采用的制度。他认为政府的高官不应该领取薪水，而应该像他本人或者摩门教会的那些领袖，他们非常富裕，完全不领薪水。当我看到现在加州的情况，我不敢说他错了，反正现在的情况与富兰克林的设想截然相反。其中一个现象是，许多教授—他们大多数需要钱—被各种企业委任为董事。 人们往往没有认识到， 人世间大多数结果都是不公平的，而且道德规范有时候必须不公平，才能取得最好的结果。过于追求公平，会给社会制度带来严重的功能障碍，有些制度应该故意制定得对个体不公平。因为这样的话它们整体上对我们大家会更加公平。 我经常举一个例子：在海军，如果你的船搁浅了，即使那不是你的错，你的军旅生涯也会终结。我认为和追求对每个人都公平的制度相比，对那个没有犯错的家伙不公平的制度更让每艘舰艇的船长呕心沥血地确保他负责的舰艇不会搁浅。容忍对某些人有一点不公平，以便对所有人更为公平，这是我向你们所有人推荐的模式。但同样地，如果你们想要得到好成绩，那么别把这个观点写进你们的作业，如果你们念的是那些过度热衷于追求程序公平的现代法学院，那就更不能写进去了。 当然，恶行也给经济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欺诈与愚蠢造成的经济泡沫无所不在。泡沫破裂的结果通常令人非常不愉快，我们最近就深有体会。历史上最早的大泡沫当然是英国那次可怕的南海大泡沫。它引发的余波非常有意思。你们许多人也许不知道南海泡沫事件之后发生的情况，那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和痛苦。 在随后的数十年里，除了少数特例，英国当局禁止企业公开交易股票。议会通过的法律说你们可以和几位合伙人成立合伙制公司，但你们不能公开交易股份。顺便提一下，英国尽管没有公开的股票交易，但它的经济也仍然有所发展。如果那些像赌徒般疯狂地炒股票并因此而发财的人仔细研究这个案例，他们是不会喜欢它的，长时间禁止股票公开交易的做法并没有让英国衰落。 房地产业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过去曾有很长一段时间禁止公开交易房地产企业的股份，但我们照样兴建了那么多我们所需要的购物中心，汽车专卖店等等。 人们总是以为资本市场就应该像赌场那样，能够让他们快速而有效地赚大钱，但资本市场并不是赌场。 恶行效应引发的另一个有趣问题和妒忌有关。妒忌在摩西的律法中是饱受指责的。你们可能记得希伯来人刻在墓碑上的文字：你们不能觊觎邻居的驴子，你们不能垂涎邻居的女仆，你们不能贪图……这些古代犹太人知道妒忌的人们是什么德性，他知道这些人会惹出什么麻烦。他们对妒忌真的绝不姑息，他们这么做是正确的。但曼德维尔—你们记得他的《蜜蜂寓言》吗？他令人信服地——反正我是信服的——证明妒忌会极大地推动消费意欲。所以呢， 妒忌既是摩西十诫严厉禁止的糟糕 [责任编辑：h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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