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大家分享个喜事:
上周末,是我姥爷的90大寿,我们全家人从天南海北都赶回了东北老家,给姥爷一起祝寿。
(资料图片)
上一次一家人这么齐齐整整地聚在一起,可能还是10年前姥爷的80大寿。
寿宴上姥爷挺高兴,挨个家人都聊了半天,但最让他自豪,挂在嘴边连连提起的,还是我的小表弟,也就是我小姨家孩子今年毕业找的工作。
对,他毕业后考上了我们省的检察院,进入公检法系统,成了一名公务员。
这可是我们大家族几辈下来,第一个公务员。亲戚们听到这个好消息,纷纷表示了祝贺,就像我大舅说的:
“表弟从此就是衙门口的人了,这要放在古代,咱家就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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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弟被夸的有点不好意思,一个劲地说:“哪有啊,我表哥,表姐,还有我小舅工作都很厉害啊,只不过是不同的人生选择而已。”
他这么一说我才发现,可不是么,从上个世纪的90年代到如今的20年代,我们家族几代学子,在就业的选择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也许,这也能从一个侧面,让我们看到,这30年间年轻人就业选择的潮汐变迁。
先来说说我小表弟的就业选择。
我的小表弟子豪,生于1997年,是我们家我这一代最小的孩子,也算是一个典型的95后了。
从小到大子豪都是一个爱捣蛋的孩子,因为调皮,小姨总被老师找家长,按他的性格,我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他有一天会成为一个人民公仆。
好在子豪够聪明,高考前一顿冲刺,考上了我们省的985大学,学热门专业法律,大学期间他玩乐队,谈恋爱,打篮球,做社团工作,也没怎么正经学过习,但大三又冲刺了一年,考上了本校的法律研究生。
他读大学的时候,受律政剧影响很深,总想当个律师,研究生时还特意跑来北京,去了一所著名律所实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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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实习没几个月,他就受不了律所的卷和压力离职了,和我一通抱怨底层律师地位有多低,工作时长有多长,赚的有多少,还和我说,通过实习,他深刻体会到了父母常和他叮嘱的两件事:
第一, 工作一定要稳定
第二, 一定要有一份受人尊重的职业
所以他毕业考公,进入检察院,也是深思熟虑后的选择。
考试能力很强,形象好,也会说话,他的笔试和面试成绩都名列前茅,现在刚刚入职,还在新人培训阶段。
但身边亲戚朋友的夸奖,和周围人高看一眼的眼神,都让他觉得自己的选择,无比正确。
我问他,和你同一届的同学,毕业后都干嘛了?
他和我说,因为学的是法律,大多数同学走的都是体制内的路线,有和他一起考公,进入公安、法院、检察院这类政法系统的,还有进入工商税务系统,或成为各地选调生的 。
再就是部分同学进入了国企的法务部门,也有继续深造读博和当中小学老师的。真正去律所当律师的,转行去了新兴行业的,十个手指头都数得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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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表弟子豪一直都在我们东北老家学习和生活,他的同学毕业后,除了土生土长的东北人,大多数都回了各自的老家,或老家所在的省会城市,真正来到一线或新一线城市的人,少之又少。
用他的话说,为啥非得到大城市赚那么多钱,又卷又不开心,人活一辈子,图的是啥?
表弟这个问题,深深扎了我的心,因为我就是他口中,不知道图啥的“卷王”。
我10年在北京研究生毕业,比表弟早了整整12年,关于毕业后干什么?我当时远没有表弟想的这么明白,只是有两个模糊的想法:
第一,一定要留在北京;
第二,一定要多赚点钱。
基于这两个诉求,我的就业目标也十分明确,就是要找能解决北京户口的金融机构。
那时候在北京找份工作,不难,但找份好工作,也同样不容易。
我也是经历了各种笔试面试,在各种offer中比较来比较去,最后进了一家头部券商正式入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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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同学们,最后也大都去了银行、券商、保险这些金融机构,还有一些去了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基本上都是市场化机构。只有两个继续读博的同学,多年后在高校当了老师,现在已经快混成教授了。
现在回头看,进入市场化机构工作的好处是,薪酬有优势,工作环境相对公平和简单,个人成长也看得见。
当然劣势也有,别指望什么work&life balance,你随时都要工作,随时都要待命。我们就常开玩笑说,自己的24小时都卖给了公司。
这种工作节奏和氛围,身处其中的人,挺着挺着也就习惯了,在“卷”这个词发明之前,我甚至从没意识到自己,是否失去了生活,因为生活对我的回报早已经超出了我的预期。
想想看,我一个从东北小城来北京漂的穷学生,这些年升了职、加了薪、还赶上了买房的红利期,买到了自己的第一套和第二套房,娶妻生子,在这个残酷的一线城市中,有了自己的一席之地。
我凭的是什么?
不就是比别人更拼命,比别人更坚持,比别人更卷么?
和我一样选择的还有小我四岁的表妹梦冉,是大舅家的孩子,这次也是带着娃回到老家看姥爷。
她和我一样,学生时代在北京读书,11年本科毕业就开始工作,从小公司的运营干起,误打误撞进入了互联网行业,后来就在互联网行业一直深耕。
唯一不同的是,她跳槽很频繁,基本上两年就要换一家公司,14年又从北京去了成都工作,彻底安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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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她的生活大起大伏,经历过公司上市的高光时刻,手中变现了不少期权,但去年因为所在行业动荡,她也被公司变相优化了,现在赋闲在家已经快半年。
表妹心态倒是挺好,一方面,她踩中了这些年互联网行业的成长红利,薪酬一直不错,加上手中持有的股票,也快财富自由了,所以没什么生存压力。
另一方面她忙于事业,很晚结婚生子,现在孩子才不到2岁,也正想有一段完整的亲子时光。只是她父母始终耿耿于怀,觉得公司辜负了表妹。
在互联网行业干久了,看多了这种中年波折的故事,梦冉和我说,她越来越意识到:
一个人的运气和money都是守恒的,前十年用的太快,后面肯定得还,早还晚还都得还。
表妹的感慨,我79年生的表姐如君第一个表达了异议:
“还是得找个有持续成长潜力的行业,然后伴随行业一步步成长,哪怕行业成长的慢一点,你也能摘到行业的果实!”
表姐说的就是她自己,作为一个00年代学化工的大学生,她02年从杭州一所普通大学毕业,不是985211,也不是什么热门专业,但还是凭着自己的实力,拿到了上海一家快消巨头的offer,在外企一干就是20年。
这20年间,她跳槽过几次,每次跳槽都伴随着升职加薪,这次聚会我才知道,她已经是他们公司中国分公司的VP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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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起来当年为什么去外企,表姐也记不清了。只记得2001年中国加入WTO之后,“白领”一族开始兴起,无论影视剧还是各种宣传,都把外企工作描述的光鲜亮丽、高贵体面。
的确,当年外企不仅工资给到高,福利待遇也绝对一流,我表姐毕业第一个月的工资,就超过了4000块,还有一年15天年假和各种完善的职业培训。
不仅是表姐,她们学校当时大部分同学,都把外企作为就业的首选。为了参加宝洁,联合利华这种top外企的宣讲会,他们都一起坐火车到上海的高校去蹭会,然后一遍遍地刷外企的笔试机经,找同学结对练习口语。
几经准备后,最后真正去了一线城市外企的,也占了同学中的一半以上,那时候说起考公考教,这些所谓的编制工作,基本上是一条别说名校生,就连他们这种非名校生也看不上的出路,大家都说:有能力的,谁会去那种地方浪费青春啊!
外企20年,表姐被训练的工作高效,表达得体,又fashion又年轻,浑身上下洋溢着一股精英范。
就连她的一对儿女,也英语说的倍溜,一心准备以后出国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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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表姐也知道,这些年外企的光环早已不在,论薪资,比不上民企,论稳定,比不上国企,作为中国人,还有职业天花板,反正她是没法再往高升了。
但作为被外企深刻影响的一代人,她还是和我们说,她在舒适区里呆的足够久也足够自洽,不会想不开,再到大江大河里去扑腾了……
说到扑腾,绝对不能忘记我们家族里出现频率最低,但存在感最强的小舅了。
为什么出现频率低,因为小舅90年代大学毕业就去了洛杉矶求学,后来在美国结婚生子,早就成了正经米国人,好几年都不回国一次。
说到存在感最强,是因为在我表弟之前,小舅一直是姥姥姥爷口中所有年轻人学习的榜样。
小舅佳明是69年生的,是姥姥姥爷最小的孩子,他没经历过哥哥姐姐们经历过的贫困波折和上不了学的磨难,一路从小学顺利读到了高中,当了12年的学霸,高考更是成了我们当地的数学单科榜眼,去了清华大学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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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现在,姥姥姥爷家里还裱着小舅当年的清华大学录取通知书,他们二老逢人便炫耀一番,炫耀了整整30年。
小舅进入清华学数学后,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受到周边老师同学西化风气的影响,他从大二起就开始准备托福GRE要出国,最终研究生申请上了洛杉矶一所名校,一路读到了博士。
毕业后,他在美国高校工作了一段时间,又和导师出来一起开了一家数字化公司,再后来,公司被收购了,他大赚了一笔,就此过上了半退休的生活,开始热衷于户外运动和修缮房屋。
几年前,我去美国旅游特意去看望他,他还给我展示了他自己修葺栽种的几百平米大花园,这于我,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更做不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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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好山好水好寂寞,但小舅在美国生活的并不寂寞,因为当年他清华的同学们,基本上70%都出了国,50%以上都来了美国。
虽然不在同一州同一个城市,但这些年他们往来一直很密切,他娶的妻子也是当年的清华同学,现在俩人身上一点看不出学霸的样子,简单的穿着和黝黑的皮肤,就像美国小镇普通的中年夫妻一样。
当然小舅离开中国太久了,也早就不知道,也不认可这30年间年轻人的职业选择变化了。
在他心中,出国读书,定居国外,始终是有选择有能力年轻人的首选。
外国的月亮虽然不一定比中国圆,但他在那里找到了他的伊甸园。
这就是我们一家三代5个人,30年间就业选择的潮汐变迁。
从30年前,90年代的大学生我小舅,到00年代的大学生我表姐,再到10年代的大学生我和表妹,又到了如今20年代的大学生我表弟,每个人都做出了最符合自己当下需求的职业选择。
虽然如今坐在一起,我们回过头来看,好像很多选择都稳稳踩在了时代的红利上。
但其实所谓红利,都是要花时间验证成功后再回溯,才能被称作红利的。
反而身在其中的人,当时大多无法分辨这个“选择”是机会还是风险,只是盲目地跟着大流往前走,是典型的“用脚投票”。
如果说真有一些什么在驱动他们的选择,我想,大概是以下几点:
第一,时代的趋势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痛苦,每个时代也有每个时代的机会。
从90年代起到现在,我们有幸赶上了中国飞速发展的时代,沾上了国运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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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90年代国家冉冉上升,一切亟待振兴,00年代,中国打开国门走向世界,10年代,中国的各类产业在内外动因下蓬勃发展,20年代,中国进入了增长的稳态……
这种国家形势的微妙变化,也引发了社会主流思潮的变化,让身处其中的人,出于自保,做出了最符合自己当下利益的选择。
我不由得想起近期在网上看的一个段子,说观测行业见顶的方式,就是看清华北大的就业。
2005年,清北毕业生纷纷去宝洁、联合利华,外企发展就见顶了;2008年,清华北大毕业生打破头去银行、移动等垄断国企,然后就限薪了;
2015年,清华北大毕业生纷纷去互联网,然后互联网泡沫就破裂了;2019年,清北毕业生去教培行业,然后行业没了。
仔细想想,这些描述,虽然戏谑,却不无道理。
毫无疑问,清北毕业生,是中国就业市场中最游刃有余的强者,他们有最强的议价能力去选择最有利于他们的就业岗位。可当大幕落下时,他们也无能为力。
这就是时代赋予每代人的危与机。
第二,家庭的潜移默化
国运影响思潮,家风影响格局,有时候,你会看到哪怕同一个年代的人,在求职中也会做出截然不同的选择,这就是原生家庭的潜在影响。
比如,家里是官员的孩子,更倾向于当公务员,家里做生意的孩子,从小就热衷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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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事实证明,原生家庭的影响一般呈现两极化倾向,要么极为认同,要么极为反感。当一个官员的孩子,极端讨厌父母的体制作风,宁愿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个体户,我们也要接受。
总之,一切都是家庭惹的祸!
第三,对安全感和自由度的取舍和平衡
每一代人的就业求职,本质上都是在安全感和自由度之间做出的排列组合,你追求A,就必须舍弃B,你想得到C,就必须让渡D。
90年代我小舅那一代大学生,正处在学历增值的天之骄子时代,对自我的认同感和价值感都很膨胀,也更愿意去追求所谓的自由,所以出国、做生意,这些天高任鸟飞的扑腾式选择,是他们所向往的,反正年轻,就算失败了,大不了从头再来,作为高学历的学子,最后还有国家兜底。
反观现在20年代的毕业生,所面对的是大学教育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飞速跌落,和“学历通胀”的社会化常态,过去大量应届生分布的产业,受经济周期及内外部环境的影响,已经无法大面积提供就业岗位,在这种供需极不平衡的市场下,年轻人的求职路一再碰壁,只能先舍弃对自由的向往,奔个编制图安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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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未来编制是否还是安稳的铁饭碗,是否要一辈子守着编制,这件事没人能说清楚。
毕竟,一个东西,只有抓紧之后,你才有资格谈“放下”。
好吧,和家里人聊了这么久,把30年间年轻人的就业选择聊了个遍,最后大家还是感慨着岁月不饶人,对过去种种一笑了之。
就像我大表姐说的:
一代人总有一代人的长征,一代人也总有一代人的使命,职业的起点和当前的位置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的方向和速度,以及加速度。只要每一代年轻人还保持着中国青年优秀的革命传统“奋斗不息”,就不怕被时代的浪花打翻。
退一万步说,就算真被浪花打翻了,你也要相信,这个时代我们国家的多元性和容错度,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更高,也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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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听我表姐慷慨总结完,她15岁的女儿一边鼓掌一边抓紧补上一句:
“我可不要上班,我要灵活就业!”
好么,这看来是30年代年轻人新的就业风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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