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自由化加剧市场竞争时，会产生什么后果？

全球化虽然一方面加剧了工资收入的不平等性， 但同时也弱化了性别歧视的现象。

在依赖高技术行业带动经济发展的国家，由于“智力”因素对于行业发展的影响较大，而女性在接受同等教育或拥有高级职业技术水平时对男性劳动者的替代性较强。

(资料图)

因而提高女性的工作地位、减少性别歧视有助于促进行业和整体经济的发展。而对依赖于低技术行业发展的国家，由于女性在部分生理因素上不如男性。

从而导致性别歧视可能会普遍存在。 但这一现象可能不是长期的。因为有远见的政府应该在经历贸易冲击带来的国内不平等加剧时，通过产业升级提高产业链附加值，而女性在产业升级中提供的智力支持极为重要。

21世纪初，新兴市场蓬勃发展，贸易自由化对性别歧视的影响越来越被受到重视，成为近年来贸易自由化研究的重要领域之一。

贸易自由化影响性别歧视的理论可溯源至1971年提出的劳动歧视理论。 该理论认为由于劳动市场上并非所有雇主都是性别歧视的。

因而贸易自由化加剧市场竞争时，为了应对外国商品的冲击，非性别歧视的雇主会雇佣更多的女性劳动者以增加企业的竞争力。而性别歧视的雇主在这种情况下，维持性别歧视会产生更多的歧视成本。

高额的由歧视带来的成本倒逼性别歧视的雇主雇佣更多的女性劳动者，从而事实上增加了女性的就业，降低了性别歧视。

二战之后，尽管战争期间的军事动员使更多的女性永久性地加入了劳动者队伍，但各国的影响并不相同。

在战时动员了更多男性的国家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更高 ，但这一现象显著表现在战后（1950年之后）而非战时。同时由于女性更多地参与劳动，增加了的劳动供给降低了工人整体的工资水平。

由于女性工作者对于男性工作者的替代主要发生于需求高中或以上学历的行业，使不同学历男性之间的工资差距加大。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跨国公司的快速发展，国际市场上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公司对高学历和高技术水平员工的需求越来越大，高知识水平的女性对男性的替代性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公司难以支付因歧视女性而带来的智力成本。

许多跨国公司雇佣了更多的女性作为公司的中高层管理者。 尽管相对于男性而言，女性仍然在世界范围内处于弱势地位，贸易自由化的确有助于改善女性的福利和职业生涯。

经验证据表明，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中国家女性参与工作的比例不断升高， 她们主要投身于第一、第二产业中。

在发达国家中，尽管女性在制造业中的比例有所减少，但更多的女性工作者受聘于服务部门。

有相当一部分研究结果表明受教育程度的高低影响了女性能否在贸易自由化的冲击中减少被歧视的情况，不过也有实证经验表明： 包括要素禀赋、行业集中度、投资壁垒等要素在内的各类因素都会影响贸易自由化时女性工资待遇与男性的差距。

从要素禀赋的角度来说，在高技术行业不具有比较优势的国家接受贸易自由化的冲击时，会使其产业逐步退化转型到依赖劳动力的低技术产业。

由于女性在低技术行业对男性的替代能力较弱，因而可能会使低技术水平国家的女性会受到贸易自由化的负面冲击，使其竞争力下降。

行业集中度则从歧视成本的角度，解释了贸易自由化时性别歧视的变化情况 。在贸易自由化时，高集中度的行业中的企业由于具有较强的垄断势力，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盈利能力使其具备承担因性别歧视产生的额外成本的能力。

而低集中度的行业原本就竞争激烈，在经受贸易冲击时难以承担歧视成本，因而可能会雇佣更多的女性。

高集中度的行业在经受贸易冲击时确实不会大幅改变性别歧视的状况，低集中度的行业受到贸易冲击时改变性别歧视的状况也很小。

这一现象表明，行业中对于劳动力的需求是影响性别歧视的重要因素而非成本。 投资壁垒的削减同样有助于减少性别歧视的发生。

因为投资壁垒的削减将吸引更多的拥有高技术水平的外资企业进入本国，而这些外资企业需要在本地雇佣一定数量受过高等教育或拥有高技术水平的员工，从而创造了对于熟练劳动者的需求。

由于高技术行业女性对男性的替代效应较强，因而高技术水平女性的工作机会变多，减少了性别歧视。

综合来看，贸易自由化对性别歧视的影响归根结底是从两个角度讨论的： 第一种角度是从供给和需求角度探讨。

贸易自由化的冲击影响国内产业的发展从而导致产业对于高技术或低技术劳动力需求数量的不同，女性就业也随之发生改变。

同样地，投资壁垒的削减使更多外资企业进入本土，对高技术工人的需求产生了外生冲击，从而提高了拥有高技术能力女性的就业地位。

另一种角度则是从成本角度进行探讨， 如高集中度的行业中的企业因为具有较强的垄断势力，从而可以获得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

这类企业能够支付得起因性别歧视带来的额外成本，因而这类企业在经受贸易自由化的冲击时不会减少其歧视行为，女性地位难以改善。

经典的贸易自由化对性别歧视影响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贸易自由化对性别歧视的影响可能是积极的。

基于H-O理论视角的实证分析， 将贸易中由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作为影响性别歧视的主要方法。

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由于技术要素的丰裕程度不同，在性别歧视问题上的影响也不尽相同。

一般来说，低技术水平的发展中国家在贸易自由化时，女性劳动者更多地进入到工业部门进行工作，在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工作的女性就业可能不会受到显著影响。

而高技术水平的发达国家在贸易自由化时， 女性劳动者显著地减少在农业部门工作，更多地到服务业部门工作。

这是因为对于低技术水平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主要生产劳动密集型的产品，进口技术和资本密集型的产品，导致低技术水平的女性更多的被雇佣于劳动密集型产业，低技术水平工人中男女之间的性别工资差异减少。

对高技术水平的发达国家而言，由于发达国家随着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更多的生产出口资本或技术密集型的产品。而受教育程度高、技术水平高的女性在高技术行业对男性的替代性较强，因而发达国家的女性在贸易自由化中更多的进入到了服务业中要求高学历、高技术水平的行业。

这是因为劳动力歧视理论，是基于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成本变化讨论贸易自由化对性别歧视的影响。

当行业集中度处于较高的水平时， 行业中的垄断势力也越强，垄断企业高于行业平均水平的利润支撑其在性别歧视时承担比其他企业更多成本的能力。

因而，在贸易自由化时，行业集中度越高的行业，贸易自由化削弱性别歧视的影响效果也越差，相反，则越高。

这二者的不同主要源于研究的层级不同。要素禀赋论将国家作为主要的研究对象，整个社会经济中的贸易条件变化更为重要。

劳动力市场歧视论则强调中观行业层面的问题， 认为市场竞争、行业出口可能是衡量行业在面临贸易自由化时的关键变量。

因而，二者的核心解释变量存在较大的差异。同样地，对于控制变量的选取二者也具有相似的特征，但随着异质性理论以及大数据的不断发展在未来的研究中，企业特征数据甚至个体特征数据可能成为研究贸易自由化对性别歧视影响的关键变量。

上述两种方法是从宏、中观角度分析贸易自由化对性别歧视的影响，基于个体特征的分析可能对性别歧视更为重要。

在经济学上的性别歧视是指在男性和女性具有相同的包括 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水平 等各类特征时，雇主在雇佣员工时选择雇佣男性而非女性。

在性别歧视研究中，主要以受教育程度、职业技能水平等方面特征等后天培养的能力作为主要的控制变量。

而女性先天的生理性或社会性特征并没有被考虑在内。 事实上，女性的风险偏好、婚姻状况等特征会极大地影响雇主雇佣时的选择，从而产生所谓的性别歧视。我们在这里更倾向于将其称为“性别差异”。

即使将拥有同样受教育程度、工作经验、技术水平的女性视为男性，性别工资差异仍然存在。

在经受贸易冲击时，由于竞争造成部分高技术行业的性别歧视减少，但对于低技术行业由于女性对男性的替代性较弱造成性别歧视仍然存在。

相似的，在集中度高的行业中，由于企业具有高于平均水平的利润，因而在竞争中仍有能力继续性别歧视。但是在经受贸易冲击时， 高行业集中度行业在有了强大竞争对手的情况下也应该会减少性别歧视行为。

尽管市场对于性别歧视存在一定的调节能力，但由于在无外部干预的情况下劳动要素自由流动的市场建设需要很长时间，而在这段时间中社会经济的性别歧视不会自动消失。

政府作为调控经济的主体，对于这一社会经济问题的解决既具有责任也具备能力。

政府在制定政策时既可以通过推动搭建提高就业和就业流动性的平台以解决要素流动问题，也可以直接制定法律保障劳工或者女性的权利，可以说政府是在国家开放之前有必要预先制定政策措施以应对贸易自由化可能带来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