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日讯息!盖茨基金会郑志杰:健康危机席卷全球,中国如何应对?

2022-11-18 07:49:19    来源:财经大健康    

无论一项创新多么具有突破性,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体系来支撑,都无法惠及那些最有需要的人

文/ 郑志杰 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北京代表处首席代表

编/ 王小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图/Unsplash

百年不遇的新冠肺炎疫情已经直接或间接导致了超过1500万人口死亡,世界正在经受自联合国成立以来最多的冲突,难民人数达到历史最高水平,极端天气在2022年更是席卷全球,热浪、干旱和洪水的增加威胁着数十亿人口的安危。

在疫情、气候变化以及结构性不平等因素的叠加冲击之下,粮食危机、贫困、疾病等连锁性危机亦接踵而至,世界极端贫困率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首次上升,5000万人口离饥荒仅一步之遥。

新冠肺炎疫情的阴影下,全球免疫接种率十年来首次下降,超过2200万儿童无法得到基本疫苗保护;结核病和疟疾的发病和死亡人数明显上升,出现了十多年来持续下降以来的第一次逆转……全球健康与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虽然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加剧,民粹主义情绪也在各地愈演愈烈,但我们必须正视一个现实——在一个已经高度全球化的世界里,不管是解决大流行病还是气候变化这样的全球性危机,必须依靠合作寻找到全球化的解决方案。

以全球公共品填补健康不平等鸿沟

我们回顾一下就会发现,全球在健康和发展领域自2000年以来取得的成就是非常了不起的:五岁以下儿童每年死亡人数已经下降了一半,身处饥饿的人口减少了三分之一;新冠肺炎疫情让人猝不及防,但人类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研发出了新冠病毒疫苗,挽救了超过2000万生命。这些成果都是通过专注创新和全球合作实现的。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现实的另一面——尽管新冠疫苗的供应已经得到大幅提升,足以对全球所有的成年和青少年人口进行全面接种,但疫苗接种的不平等差距仍然十分显著。 最新数据显示,高收入国家75%的人口已全程接种新冠疫苗,但低收入国家仍有超过75%的人口尚未接种第一针。

这其实并不是一个新问题,但新冠肺炎疫情让这个老问题一下子凸显出来。可以说,这是全球健康不平等的一个集中体现。

美国东北大学的一项研究分析了在全球最早分发30亿剂新冠疫苗两种场景下可能产生的影响,结果显示,如果按人口比例向所有国家分发30亿剂疫苗,可将新冠肺炎死亡病例减少61%;而如果高收入国家优先获得其中的20亿剂,死亡病例只减少33%。由此可见,与“价高者得”的分配方式相比,新冠疫苗在全球的公平分配能挽救更多生命。

这种不平等不仅导致了更多的死亡,也进一步影响到每一个人的生活。 因为不公平分配,导致低收入国家的高风险人群未能及时获得新冠疫苗接种,事实上加速了新冠病毒在这些地区的传播,从而让病毒有了更多的变异机会,让我们不得不反复应对不断出现的病毒变异株。

解决方案其实就蕴含在问题之中——实现新冠疫苗的公平分配,让疫苗成为每一个人都能平等获得的全球公共品。

这其实是盖茨基金会成立之初即已确立的使命。我们先后支持创建了全球疫苗免疫联盟(Gavi)和流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后者致力于加速针对新兴传染病的疫苗研发工作,前者则致力于改善发展中国家的疫苗覆盖。这两个机构在疫情期间和世界卫生组织(WHO)共同发起“新冠疫苗实施计划”(COVAX),与各国政府和疫苗生产商展开合作,尽可能改善新冠疫苗的公平分配状况。

COVAX已经向全球144个国家交付了近18亿剂新冠疫苗,虽然仍不尽如人意,但这已经是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全球公共卫生行动,而且,通过这一行动,我们已经避免了最坏情形的发生。

比如,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与评估研究所(IHME)曾估计2020年全球疫苗覆盖率将下降14%,相当于损失25年的进展,但2021年的数据显示,实际下降幅度只有预估数据的一半;再比如疟疾,世界卫生组织曾预测,由于基础性的疟疾防控工作受到严重干扰,可能让已取得的进展倒退10年,从而导致2020年新增20万人死于这种本可预防的疾病。但后来的数据分析估计,2020年的疟疾发病率仅增加了0.5个百分点。

所以,我们应该加大努力,进一步改善这一全球合作的解决方案,而不是抛弃它,仅仅关注自身的利益。事实已经反复证明,任何人都无法独善其身。

不仅是新冠疫苗,我们能否从整体层面减少传染病的发生,取决于我们能否让更多的疫苗、药物、诊断工具通过全球合作成为全球公共品。

总之,加强全球合作,扩大全球公共品的供给,是我们应对全球健康挑战、实现全球健康公平的必由之路。

中国在提供公共品方面具有独特优势

实现全球健康公平的愿景并非易事,作为全球最大的慈善基金会,盖茨基金会希望通过承担公共和私营部门无法承担的风险,搭建桥梁、聚合资源,支持新工具、新模式和新方法的探索和普及,以减少全球不平等现象,创造一个人人都能过上健康而富有成效生活的世界。

我们自2007年在中国设立办公室以来,一直与中国的合作伙伴们积极探索如何加速实现在卫生、农业和减贫领域的产品、技术和模式创新,并通过新的合作模式让这些成果在中国和全球的脆弱人群中尽快得到普及。

之所以重视和中国伙伴的合作,是因为我们看到中国在扩大全球公共品供给、缩小全球健康不平等差距方面独特优势,具体来说,就是 中国既有高水平的科研能力,又能充分理解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因此在提供高质量、低成本、易推广的卫生和发展产品方面潜力巨大。

先举一个小例子——“商环”,一次性包皮环切器械。它不仅大大减轻了手术的痛苦,而且具有价格低廉、微创、易于医疗人员操作等诸多好处。“商环”已通过世界卫生组织的资格预审——这是一项对卫生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国际认证。目前,我们正在投资支持扩大对商环的临床试验,因为包皮环切可以将艾滋病病毒感染风险降低60%。

“商环”诞生的背景其实是:中国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整体医疗水平相对较低,传统的包皮环切手术可能因医务人员水平参差不齐造成患者额外的痛苦,且费用相对较高。 这样的发明很难出现在医疗资源相对丰富、消费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他们没有需求也缺乏动力去做这样的创新,也无法感同身受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挑战。所以像这样的创新发生在中国并非偶然。

“商环”虽小,但恰恰说明了中国在推动全球健康与发展领域进步方面具有上述双重视角的独特优势。也正是看好这种优势,我们和北京市政府、清华大学三方于2016年联合创建了全球唯一一个针对发展中国家疾病负担进行新药研发的机构——全球健康药物研发中心(GHDDI),希望通过充分发挥中国的创新人才和资源优势,为全球健康做出贡献,特别是针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突出挑战。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发展中国家承担了全球90%的传染病负担,但是针对这些发展中国家传染病担负的研发投入只占全球研发投入的10%。 今天之所以仍然没有特别多的高度有效的新冠药物进入临床并获批使用,一个核心原因就是全球对抗病毒药物的研发、投入相对较低。

也正是出于这个原因,GHDDI在国内科研领域首次实践“公私合作伙伴关系模式”(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要针对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传染性疾病,如疟疾和结核病等,研究开发新型药物。凭借新药研发能力和创新转化技术,GHDDI目前已在多个方向上取得突破性进展。

多项实验表明,GHDDI自主研发的新冠肺炎候选特效药物分子GDI-4405能够高效抑制新冠病毒的复制,在生物利用度和安全性方面表现良好,有望成为一款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效药物。GHDDI在结核病领域的研究能力也得到了全球权威机构和专家的认可——作为首家中国成员机构加入结核病药物加速器联盟,并且有一项针对结核病的小分子药物研发项目已顺利推进至先导化合物优化阶段。疟疾药物研发项目也已推进至先导化合物优化末期阶段,接下来将尽快推进产出临床前候选药物。

立足中国15年的观察与实践,让我们看到, 中国的医药产业已具备为世界提供安全可靠产品的能力,并有潜力成为全球公共卫生产品的主要供应者。

中国合作伙伴在推动针对发展中国家的创新、扩大全球公共品供给方面正在产生深远影响,不管是预防乙型脑炎、脊髓灰质炎、宫颈癌等致命疾病的疫苗,还是适合基础设施薄弱地区使用的疫苗冷链设备,或者治疗疟疾的青蒿素综合疗法,以及满足发展中国家女性避孕需求的长效避孕药缓释制剂等。

我们也利用基金会的全球伙伴网络和技术专长,帮助私营部门了解中低收入国家的卫生产品市场需求,并为私营部门在产品的研发生产、临床研究、准入、合规和商业化提供技术支持,助力中国生产的高质量、可负担的卫生产品通过国际认证,进入国际公立市场,通过国际援助和大宗采购成为全球公共品,满足中低收入国家贫困人群的迫切需求。

全球解决方案需要机制创新

在基金会早期开展的一些项目中,我们特别关注发现和开发那些一经推广就能立刻解决迫切需求的创新产品,随着工作的深入开展,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 无论一项创新多么具有突破性,如果没有一个完善的体系来支撑,它都无法发挥最大的潜力、真正惠及那些最有需要的人。 新冠疫苗未能实现公平分配便再一次说明了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加强机制创新,才能让创新真正成为公共产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实现这一层面的机制创新,就必须加强多边合作。在推动新冠疫苗公平分配的过程中,COVAX未能如期实现既定目标的原因之一就是一些国家绕开COVAX的多边机制,与疫苗生产商达成双边供应协议。 如果COVAX能够更加及时地获得足够的资金,就能够在与疫苗生产商更早地达成供应协议,现在的情况也许会非常不同。

这是我们在新冠肺炎疫情应对过程中学到的重要一课,也是亟须通过机制创新来为防范下一次大流行病而补齐的“短板”之一。

我们欣喜地看到,新的大流行预防、准备和应对金融中介基金(FIF)在2022年9月正式成立。该基金由世界银行主持,世界卫生组织提供技术领导,旨在加强中低收入国家的预防、准备和应对能力,并通过在国家、区域和全球层面的投资和技术支持来解决关键差距。

FIF的制定得到G20成员和其他成员的广泛支持。这一新型多边机制将有助于改善未来大流行病防范的融资和统筹安排。盖茨基金会承诺捐赠1500万美元支持FIF的成立。中国也宣布将向FIF捐资5000万美元,这对推动全球大流行病防范融资以及实现健康公平都是令人鼓舞的一步。

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6月20日发布的首份《全球发展报告》也指出, “发展筹资是2030年议程落实的重要执行手段,也是当前全球发展面临的突出挑战。要从全局和长远的角度看待发展筹资问题,广泛凝聚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政治意愿, 推动构建更加平等、均衡的全球发展伙伴关系,有效弥补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资金缺口和为全球公共产品提供融资支持。”

我们相信多边合作对于人类共同应对全球挑战至关重要。一方面,我们与全球和区域层面的多边开发金融机构保持密切沟通,利用我们的专长帮助形成创新的筹资解决方案,为全球健康与发展议题调动资源;另一方面,创建和加强新型多边合作伙伴关系,汇聚政府、企业及社会组织的力量,为全球健康与发展领域的重点议题筹集资金、为政策决策提供参考。

展望未来,新冠肺炎大流行给世界带来的巨大的变化,人类可能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充分理解。但毫无疑问的是, 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解决全球健康与发展危机,需要创新多边合作机制、扩大全球公共品供给,而中国一定可以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

(本文首发于2022年11月14日《财经》杂志,原文标题:以全球公共品化解全球性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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