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3期主持人 | 董子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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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半年，与攒钱有关的新闻和话题层出不穷，比如#北京与上海人均存款超过二十万#，比如#211女研究生毕业五年存款五千#，再比如#80后夫妻存款三百万提前退休#。各大社交平台也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观感，年轻人越来越经常将“搞钱”挂在嘴边。提到“搞钱”，这个词指的似乎不仅是努力打工挣钱，更多是一种心无旁骛的状态，并因此隐隐与恋爱婚育对立。
原来以为老年人对金钱更敏感，很多文学作品也着力描绘这一点。英国作家戴维·洛奇曾在《失聪宣判》里写到，八十岁的爸爸会买标签都看不清的打折食品，坐出租车浑身不自在，请儿子吃饭永远是去超市的大型自助餐厅，这些细节体现人到暮年的某种心态。如果说攥紧金钱让老人获得一种安全感，今天的年轻人为何也捂紧了自己的钱袋子，并如此直白地表达对钱的渴望呢？
非虚构作家保罗·索鲁和何伟都曾作品里记录下中国人面对金钱大潮时的心情波动，像是80年代初期广州的大学校园里洋溢着“向钱看”的氛围，作为务实精神代表的“向钱看”已经影响到大学生的就业方向。何伟写涪陵普通民众的生活时，也惊讶于中国人对金钱和工资的坦诚态度，他不太理解人们为什么可以轻松谈论谁的工资多、谁的工资少。
当然，攒钱或者搞钱总与减轻焦虑、增强对生活的掌控感有关，在很多采访里我们也可以看到积累金钱以稳定心理内核的类似表达。在丧心病狂豆瓣小组里，一些发帖的年轻人将现在的“疯狂”攒钱行为归因为儿时受过没钱的苦，成年后攒钱宛如自我疗愈。这类帖子下面也常见反对的声音，比如质疑抠抠搜搜的生活失去乐趣。
我挺佩服能够写好经济生活的作家，这里的意思不是说对经济很内行、是专家，而是能将金钱运作与社会心理写进人物形象和故事发展里。比如老舍的《骆驼祥子》，祥子和虎妞对于逛庙会还是拉车的心态是不同的，就因为虎妞认为自己正是新婚，又有点积蓄，可以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而对祥子来说，每歇一天都是损失，两人的心态不同自然会让沟通和情感产生问题。这放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也容易理解。
潘文捷： 我身边有想要搞钱的年轻人。有些建筑行业的朋友说，他们小时候见证了建筑业特别赚钱的时期，周边常有人因学建筑发大财的事迹。抱着飞黄腾达的梦想报了专业，待到毕业时，才恍然发现这个行业已经没什么赚头了。有些人一边抱怨一边在行业里呆着，一些行动力更强的朋友则决定转行学习金融或者计算机。我很佩服这些专心搞钱的朋友。他们有一种不论怎样就是要搞到钱的坚定信念和欲望，也有说干就干的魄力。我想他们会成功的。
徐鲁青： 我就经常会想怎么搞钱，现身说法一下。相反于专心一致、心无旁骛，我认识的爱搞钱的朋友更多是兴趣多、思路广，什么都喜欢试一试的人。搞钱的乐趣还在于能接触到日常工作里接触不到的人。我之前想和人搭伙卖古着，很多古着是从泰国进货的，那边比较便宜，但从上海北京这些地方去泰国比较麻烦，广西就有一些人专门做去泰国仓库进货的工作。在仓库里，不是一件件挑选，一般是一次性打包几百斤一起卖。百斤大包通过物流回国后，古着老板从中选货，质量不错的古着自己出售，不够格的货品就卖给更下端。我发现，如果要把生意做好，找到对当地熟悉的、了解仓库品质的人非常关键，有些可以从社交软件上认识，但更靠谱的是通过其他搞这行的朋友推荐。如果我不想搞钱，我是不会认识一个能细数泰国服贸市场故事的南宁大哥的。
最近我在和朋友商量搞求婚业务，大多数人可能没想过求婚还可以做出生意。做这件事的最大动机肯定是利润高，后来发现不仅如此，求婚客户非常好糊弄，他们的心态是怕麻烦、求稳，达到及格线就行。一般来说，三四个方案就可以应对全部客户，什么浪漫大巴啦、惊喜天台啦。求婚不像婚礼公司，后者的方案要经过女方和所有亲戚的审验，被一遍遍提要求。男方如果求婚都要外包给别人来做，那真的是怕麻烦，但又因为是件大事，所以不会吝啬出钱。
分享了这么多，我是想说，搞钱其实不是让心灵受到禁锢，反倒是拓宽了很多对世界莫名其妙但又实在细致的理解，有时候是乐在其中的。
董子琪： 鲁青好厉害！求婚业务有进展的话可以跟我们透露一下。
潘文捷 ：之前有一个挺流行的代际教育的说法——第一代人学金融、计算机，第二代人可以学政治、法律、社会，第三代就可以学文学、艺术。上一辈人的位置和努力可以让孩子拥有更多不同的选择。近年来我们也听到了不少不建议寒门子弟学人文学科的说法，是因为人文学科的物质回馈确实不高。由此可见，搞钱的欲望多少也和家庭状况有关。在家庭没办法提供安全网、婚姻也难以保护一个人的财务状况、生活质量的时候，搞钱成为我们掌控人生的途径，无可厚非。
徐鲁青： 感情和搞钱本来是不应该冲突的，但我现在最大的感受是，很多人急着搞钱是因为真的没钱，而且社会的容错率非常低，恋爱因“不可控”也属于风险因素之一。所以，不是说搞钱真的比儿女情长更厉害，而是不得不如此，搞钱更厉害的想法只是一种自我安慰。
尹清露： 搞钱显得比儿女情长厉害，可能是因为恋爱不可控，而搞钱（至少能带来）可控（的感觉）。归根结底，这两者信服的本就是不同的逻辑，前者劝人向脆弱性敞开，时刻自省；后者是要封闭自己，不能太情绪化，一切都以解决眼前问题为前提。最近杨幂的“人间清醒”发言广受欢迎，她说自己已经“戒掉了情绪”，成为许多人心中值得学习的姿态，看上去强大而无坚不摧。这种理性崇拜倒无可厚非，毕竟我们就生活在如此务实的社会，但如果要这样才能存活下去，也还是有点难过。
董子琪 ：确实，跟戒掉情绪差不多的，我还听说过有情绪自由、焦虑自由、恐惧自由的泛心理学分享。我一开始以为“恐惧自由”说的是弗洛姆讲的逃避自由，结果其意思是达到了不恐惧、有恐惧也无所谓的境地。
尹清露： 《十亿消费者》（ One Billion Customers ）的作者James McGregor在分析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时认为，中国是基于耻辱感的社会，在一个刚刚由贫转富的阶段，人们会缺乏安全感，除了赚钱没有什么可以信赖，所以违法乱纪的事情层出不穷，不被抓到就等于没干过，这与基于内疚感的西方社会不同。
这样的分类未免武断，但周围的确有这样的朋友，如愿以偿赚到了钱，因为ta认为没有钱就不会有人瞧得起自己。我有时觉得这种心理很可怜，有时又觉得什么都不太在乎、因此攒不下来钱的自己才比较可怜。
尹清露 ：我还是很佩服那些月薪2万、两年攒下40万的年轻人。这里面好像也有心态的变迁，攒钱而不花在以前被看做是吝啬鬼和铁公鸡，现在则变成了自律、有意志力的代表，在道理上跟只吃健身餐的人差不多吧。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要忍耐才能成功，这一点也很符合中国的传统伦理，与其说这是“低欲望”，不如说是某种禁欲吧，而我们都知道，禁止欲望的结果反而是欲望的倾泻。
董子琪： 将葛朗台看成清教徒的代言人也无不可，有纪律性、善于忍耐、眼光长远，更重要的是不是为了享受，而是为了一个让人肃然起敬的理由——扩大生产——或者在我们这儿就是买房结婚。
林子人： 搞钱等于理性和个人价值的提升，比儿女情长更厉害——按照加拿大作家F.S.迈克尔斯在《难逃单调》中的观点，这是我们时代的典型观念。迈克尔斯认为，每一个时代都有一个主宰性的文化故事，在21世纪，这个主宰故事就是经济，经济的信念、价值与假定，形塑着我们的思维、感受和行为。
在这个故事中，每一个人都是独立于他人的、理性自利的、像企业家一样行动的、永远充满欲望的个体，世界相当于一个市场，这个市场唯有充分竞争才能保障个人最大程度的自由，而你跟其他人的关系则主要是竞争关系。鉴于金钱是商品服务交易，或者从本质上来说是你维生、在竞争中胜出的唯一媒介，搞钱就变成了生命经验中最重要（如果不是唯一）的一件事。
但如今我们越来越能感受到原子化社会的负面影响。搞钱、攒钱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我们默认了在这个社会中凡事只能靠自己的金钱才能解决，但在一个更强调社会团结、共担风险的社会里，很多资源和服务其实是不需要那么多金钱才能获得的。英国学者盖伊·斯坦丁在《朝不保夕的人》新版前言中提到，如今朝不保夕者更加缺乏安全感，与高收入群体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公地遭到剥夺，公共服务和便利设施越来越少：
“历史上，公地是‘贫穷者的外衣’，为贫穷者提供维持生计的条件、非正式的社会保护和生活中的一些美好事物。紧缩政策加速了对公地的圈占、忽视、私有化和商品化，并损害了这件‘外衣’。”
当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自力更生的世界，攒钱这件事就经不起细想，因为人生的方方面面都需要金钱交换，那攒多少钱才能安心呢？似乎是一个没有边际的事。但我们应该想的是，事情本不应该这样，很多生活成本不应该由个体承担。重建公地和社会支持网络，让每个人的基本安全得到保障，我们对金钱的焦虑也就不会如此强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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