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0岁出头副教授要求升教授，他这样回应…… |
上世纪90年代，复旦大学一年一度的全校科研工作会议上，青年教师代表金晓峰站起来讲话。小伙子30岁出头，升任副教授不久，在谈到“阻碍自己发展的因素”时，他语出惊人。
“我认为自己已完全达到了复旦大学正教授的标准，但现在却仍是一个副教授，这显然不利于我的工作，在此我正式提出申请，希望学校能解决我的职称问题。而且我敢保证，今后我回报学校的一定远大于学校给我的这个职称。”金晓峰说。
会场里响起了笑声。在座的校长杨福家却听得很认真，当场答应会仔细研究，尽快给予答复。
金晓峰就这样获得了教授职称，连父亲都调侃他：“你这个教授是自己要来的。”但对金晓峰来说，杨福家校长“给年轻人机会，给复旦人关怀”的理念，为许许多多像他一样的年轻教师提供了崭露头角的机会，让他感念不已。
7月17日，这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老校长杨福家于上海逝世，享年86岁。他一生深耕应用物理研究，为国家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在后半生先后出任中科院上海原子核所（现上海应用物理所）所长，复旦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被誉为“最有个性”的校长之一，先进教育理念的“播火者”。
斯人已去，但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探索与思考永不过时。
杨福家院士 复旦大学供图
不拘一格为青年
杨福家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他于1936年出生于上海，18岁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从此与之结下不解之缘。
1963年，杨福家赴丹麦玻尔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仅用一年时间就取得了重要成果——验证了所里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对一种核运动状态的预言。
在世界一流实验室里尽情探索的同时，杨福家一刻也不曾忘记自己的祖国。他的榜样是丹麦著名物理学家玻尔，玻尔曾婉拒卢瑟福、普朗克等多位学界巨擘的盛情邀请，执意回到战火动荡的祖国，助力丹麦建设成为当时世界上物理学三大中心之一。杨福家也希望能在中国建立起自己的“炼钢炉子”——真正具有国际水准的物理学实验室。
杨福家回国后，于1978年被任命为复旦大学原子核科学系系主任。他动手组建了基于加速器的原子、原子核物理实验室。“炉子”建起来了，“炉火”烧起来了，学科与人才都在其中迅速淬炼。中国第一批实验核物理博士生，就诞生在杨福家的实验室里。
1993年2月，杨福家正式担任新中国第五任复旦大学校长。他始终记得，当年复旦大学秉持“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办学理念，让自己在24岁那年就有机会出任原子能系副主任。
在这种精神的传承下，杨福家刚上任就提出“为青年人创造更多的机会”。在他任校长期间，至少有百余名青年教师通过独具特色的“打擂台”法获得了高级职称。
数据记录显示，1992年复旦大学专任教师中45岁以下的正副教授仅54人，到1996年，也就是杨福家上任3年后，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207人，其中教授41人；1997年45岁以下的正副教授达262人。
以生为本 “成就”人才
作为一位杰出的管理者，杨福家的人生舞台不仅限于复旦大学。
早在1986年，时任中科院院长周光召慧眼识珠，“五顾茅庐”，力邀他担任中科院上海原子核所所长。在这里，杨福家充分展现了自己“战略科学家”的素养，“带领原子核所脱胎换骨（中科院院士马余刚语）”。
2001年，杨福家担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不仅成为第一位出任英国著名高校校长的中国人，还连任4届，任期长达12年。他推动诺丁汉大学成立了“中国政策研究所”，为推动中英两国间相互了解、增进国际友谊作出了积极贡献。
2004年，杨福家又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中外合作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并出任首任校长。其时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急需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人才，杨福家在中外合作办学上“零的突破”，为后来者树立了一个榜样。
从科学家、教育家到管理者，杨福家逐步凝练出自己“以生立校”的办学理念。就像他的那句名言所说，“学生的头脑不是盛放知识的容器，而是待点燃的火种”。他鼓励学生们走上讲台、自主调研，培养独立思考能力。他还欢迎学生们给他写信，然后一一阅览并回信。
宁波诺丁汉大学理事长徐亚芬记得，学校接待厅上曾有一句标语“一流的学术造就一流的人才”，在杨福家建议下改成了“一流的学术成就一流的人才”。从“造就”到“成就”的一字之差，足以体现他心目中学生的主体地位。
文理兼通 既“博”且“雅”
作为著名核物理学家，杨福家一生建树颇丰。在原子核能谱学方面，他在实验上发现的一些新能级数据，多年来一直被国际同行采用；在级联衰变方面，他给出了复杂能级的衰变公式，在放射性厂矿企业实际应用，并被推广至核能级寿命测量，给出图心法测量核寿命的普适公式。
他还创造了很多个“第一”：在国内最早开创离子束分析研究领域，在国际上首次把运动电场用于束箔机制研究，在国内首先开展激光束—离子束相互作用的研究，并精确测得了一些参数……
作为教育家，他始终是“博雅教育”的践行者。“博”即广博的知识，“雅”即高雅的素养。杨福家多次强调，“一个有科学创造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文理结合得好，才能育出‘钱学森之问’涉及的杰出人才”。
杨福家本人就是既“博”且“雅”的典范，曾笑言自己有幸兼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两张证书。他在自己管理的高校里，力主“名教授上基础课”，让学生在课堂上接受名师熏陶；同时提倡讨论式、相互质疑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敢于质疑的精神。他还鼓励学生们在学生社团、社会实践等“第二课堂”里接受锻炼，理论结合实际，学会做人、做事，学会合作交流。
杨福家曾被评价为“一位理想主义者”，在他的身上“有一种吸引人的特质，这就是毫无迟疑的信念和绝无虚妄的豪情”。
他的一生作为，知行合一，正是这段话的最好注脚。
复旦大学供图
杨福家（1936~2022）
核物理学家、教育家，主要从事原子核物理及原子物理研究，组织并基本建成了“基于加速器的原子、原子核物理实验室”，在中国国内开创了离子束分析研究领域。
1936年6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镇海。1958年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60年担任复旦大学原子能系副主任；1963年至1965年担任丹麦哥本哈根尼尔斯·玻尔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1980年晋升为复旦大学物理学教授；1987年至2001年担任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1991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1993年至1999年担任复旦大学校长；1997年至1999年担任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创会会长；2001年起出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校监），成为出任英国知名院校校长的第一名在籍中国人；2004年创办并出任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
上世纪90年代，复旦大学一年一度的全校科研工作会议上，青年教师代表金晓峰站起来讲话。小伙子30岁出头，升任副教授不久，在谈到“阻碍自己发展的因素”时，他语出惊人。
“我认为自己已完全达到了复旦大学正教授的标准，但现在却仍是一个副教授，这显然不利于我的工作，在此我正式提出申请，希望学校能解决我的职称问题。而且我敢保证，今后我回报学校的一定远大于学校给我的这个职称。”金晓峰说。
会场里响起了笑声。在座的校长杨福家却听得很认真，当场答应会仔细研究，尽快给予答复。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金晓峰就这样获得了教授职称，连父亲都调侃他：“你这个教授是自己要来的。”但对金晓峰来说，杨福家校长“给年轻人机会，给复旦人关怀”的理念，为许许多多像他一样的年轻教师提供了崭露头角的机会，让他感念不已。
7月17日，这位“不拘一格用人才”的老校长杨福家于上海逝世，享年86岁。他一生深耕应用物理研究，为国家作出了杰出贡献；他在后半生先后出任中科院上海原子核所（现上海应用物理所）所长，复旦大学、英国诺丁汉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被誉为“最有个性”的校长之一，先进教育理念的“播火者”。
斯人已去，但他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探索与思考永不过时。
杨福家院士 复旦大学供图
不拘一格为青年
杨福家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核物理学家。他于1936年出生于上海，18岁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从此与之结下不解之缘。
1963年，杨福家赴丹麦玻尔研究所做访问学者，仅用一年时间就取得了重要成果——验证了所里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对一种核运动状态的预言。
在世界一流实验室里尽情探索的同时，杨福家一刻也不曾忘记自己的祖国。他的榜样是丹麦著名物理学家玻尔，玻尔曾婉拒卢瑟福、普朗克等多位学界巨擘的盛情邀请，执意回到战火动荡的祖国，助力丹麦建设成为当时世界上物理学三大中心之一。杨福家也希望能在中国建立起自己的“炼钢炉子”——真正具有国际水准的物理学实验室。
杨福家回国后，于1978年被任命为复旦大学原子核科学系系主任。他动手组建了基于加速器的原子、原子核物理实验室。“炉子”建起来了，“炉火”烧起来了，学科与人才都在其中迅速淬炼。中国第一批实验核物理博士生，就诞生在杨福家的实验室里。
1993年2月，杨福家正式担任新中国第五任复旦大学校长。他始终记得，当年复旦大学秉持“不拘一格降人才”的办学理念，让自己在24岁那年就有机会出任原子能系副主任。
在这种精神的传承下，杨福家刚上任就提出“为青年人创造更多的机会”。在他任校长期间，至少有百余名青年教师通过独具特色的“打擂台”法获得了高级职称。
数据记录显示，1992年复旦大学专任教师中45岁以下的正副教授仅54人，到1996年，也就是杨福家上任3年后，这个数字已经达到了207人，其中教授41人；1997年45岁以下的正副教授达262人。
以生为本 “成就”人才
作为一位杰出的管理者，杨福家的人生舞台不仅限于复旦大学。
早在1986年，时任中科院院长周光召慧眼识珠，“五顾茅庐”，力邀他担任中科院上海原子核所所长。在这里，杨福家充分展现了自己“战略科学家”的素养，“带领原子核所脱胎换骨（中科院院士马余刚语）”。
2001年，杨福家担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不仅成为第一位出任英国著名高校校长的中国人，还连任4届，任期长达12年。他推动诺丁汉大学成立了“中国政策研究所”，为推动中英两国间相互了解、增进国际友谊作出了积极贡献。
2004年，杨福家又创办了中国第一所中外合作大学——宁波诺丁汉大学，并出任首任校长。其时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急需具有国际化视野的人才，杨福家在中外合作办学上“零的突破”，为后来者树立了一个榜样。
从科学家、教育家到管理者，杨福家逐步凝练出自己“以生立校”的办学理念。就像他的那句名言所说，“学生的头脑不是盛放知识的容器，而是待点燃的火种”。他鼓励学生们走上讲台、自主调研，培养独立思考能力。他还欢迎学生们给他写信，然后一一阅览并回信。
宁波诺丁汉大学理事长徐亚芬记得，学校接待厅上曾有一句标语“一流的学术造就一流的人才”，在杨福家建议下改成了“一流的学术成就一流的人才”。从“造就”到“成就”的一字之差，足以体现他心目中学生的主体地位。
文理兼通 既“博”且“雅”
作为著名核物理学家，杨福家一生建树颇丰。在原子核能谱学方面，他在实验上发现的一些新能级数据，多年来一直被国际同行采用；在级联衰变方面，他给出了复杂能级的衰变公式，在放射性厂矿企业实际应用，并被推广至核能级寿命测量，给出图心法测量核寿命的普适公式。
他还创造了很多个“第一”：在国内最早开创离子束分析研究领域，在国际上首次把运动电场用于束箔机制研究，在国内首先开展激光束—离子束相互作用的研究，并精确测得了一些参数……
作为教育家，他始终是“博雅教育”的践行者。“博”即广博的知识，“雅”即高雅的素养。杨福家多次强调，“一个有科学创造能力的人，不但要有科学知识，还要有文化艺术修养”“文理结合得好，才能育出‘钱学森之问’涉及的杰出人才”。
杨福家本人就是既“博”且“雅”的典范，曾笑言自己有幸兼有“中国科学院院士”和“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两张证书。他在自己管理的高校里，力主“名教授上基础课”，让学生在课堂上接受名师熏陶；同时提倡讨论式、相互质疑的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独立思考、敢于质疑的精神。他还鼓励学生们在学生社团、社会实践等“第二课堂”里接受锻炼，理论结合实际，学会做人、做事，学会合作交流。
杨福家曾被评价为“一位理想主义者”，在他的身上“有一种吸引人的特质，这就是毫无迟疑的信念和绝无虚妄的豪情”。
他的一生作为，知行合一，正是这段话的最好注脚。
复旦大学供图
杨福家（1936~2022）
核物理学家、教育家，主要从事原子核物理及原子物理研究，组织并基本建成了“基于加速器的原子、原子核物理实验室”，在中国国内开创了离子束分析研究领域。
1936年6月生于上海，祖籍浙江镇海。1958年从复旦大学物理系毕业后留校任教；1960年担任复旦大学原子能系副主任；1963年至1965年担任丹麦哥本哈根尼尔斯·玻尔研究所博士后研究员；1980年晋升为复旦大学物理学教授；1987年至2001年担任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所长；1991年当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1993年至1999年担任复旦大学校长；1997年至1999年担任中国大学校长联谊会创会会长；2001年起出任英国诺丁汉大学校长（校监），成为出任英国知名院校校长的第一名在籍中国人；2004年创办并出任宁波诺丁汉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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