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球精选！外来务工者为何重返家乡？

文 | 向宽虎 顾 婷

编辑 |  王延春

10月下旬开始，郑州富士康事件在网上的热度一直居高不下。谈及郑州富士康事件，很多人脑海里的第一画面，是大量的员工徒步返乡，牵动无数人的心。人们也将目光转向外来务工者。今年三月以来，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短期内经济下挫，就业环境严峻，外来务工者群体的就业障碍，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帮扶。

近期，“制造业景气先行指数”研究小组来到昆山市的博悦集散中心，对在这里求职的外来务工者做了进一步了解。研究小组发现，随着时间的推移，疫情对外来务工者的生活以及观念的影响在发生变化。作为长三角外来务工人员的重要集聚地，昆山的这些变化，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外来务工者这一群体的整体状态。

选择返乡

在博悦集散中心，我们和“我的打工网”的经纪人——外来务工者的就业“管家”——进行了沟通，了解了外来务工者群体当前的就业困境。从经纪人口中，我们得知，近期各企业的招聘工价普遍很低，甚至有些企业给出的工价只有去年同期的一半。同时，昆山的很多大厂，在十月底已经停止招聘，直到近期才陆续开始恢复招工。经纪人霞姐在交谈中表示：“最近这段时间行情很不好，工价低，面试的人少，（招人的）厂也少。我是从去年上半年来到这边做经纪人的，去年的十月正是进厂的好时候，工价也高，今年完全不行，今年工价太低了。我服务的会员宝宝（外来务工人员）最近有好几个已经回老家了。他们和我说，现在工价只有20（元）左右，昆山这边的消费也不低，还不如回老家找点事情干，而且还有两个月就过年了，再加上郑州富士康出的事情，他们也怕昆山电子厂这边疫情复发，过年回不了家。”

张强是在下午五点来找工作的，他拖着行李箱风尘仆仆的赶过来，满脸疲态。在后面的交谈中，我们了解到，张强是刚从昆山立臻离职的，收拾完东西就直接来找工作了。

“最近招工的企业不多，工价也低，找工作不太容易，你为什么选择离职呢？”

“主要是工期到了，而且我之前被分到的岗位是搬运，确实太累了，我也不太想继续干了，工期到了就没有续签了。”

“那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呢？”

“工价高点就好，在外地也没事，只要没有疫情，我准备干到过年。如果可以的话，不想干搬运了。”

“最近工作不太好找，你在这附近有朋友嘛，可以让他们帮你内荐一下试试。”

“在昆山这边没有朋友。我之前是在浙江打工的，在网上看到招聘说昆山这边工价高，就联系介绍人过来了，但是介绍人是个黑中介，来昆山之后钱也被骗了，没有办法就来‘我的打工网’碰碰运气，没想到真的进厂了，干了三个月。我现在就想再找个工作干到过年。”

“那你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呢？年后还会考虑来昆山找工作么？”

“没有什么规划，疫情一直断断续续，找工作也不容易，今年还被骗了，赚的也不多，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不过年后应该不会来昆山了。其实昆山比浙江的工价高不了多少，我的朋友他们都在浙江，可能年后还是会和他们一起去浙江找工作，和认识的人在一起比较有安全感。”

外来务工者的难处

在制造业工厂集中的地区，例如苏州、深圳、惠州等地，灵活用工市场经过过去十年左右的发展，已经在工业园区附近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生态链。一方面，线下和互联网劳动中介发展很快，这使得以做短期工为主的外来务工者找工作和换工作变得非常便利；另一方面，用工工厂也会为短期工提供住宿，这进一步降低了找工作和换工作的成本。工厂附近的宿舍区也由于求职者的集中，吸引了一些提供生活服务和娱乐的商家，例如餐饮、美容美发、网吧等等，改善了厂区工人的消费环境。这一生态链是与外来务工者在城市的就业和生活状态相适应的：他们只需要考虑就业的连续性，在连续就业的前提下，不太需要额外操心居住和生活的环境。这保证了外来务工者在工厂、城市间的短期可流动性，降低制造业用工成本和强化产量调整灵活性，对制造业的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但疫情的冲击正在逐渐影响这一生态链。

首先，短期就业的连续性受到了影响。

从“我的打工网”所提供的月度面试人数来看，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了解到，从今年2月开始，面试人数开始持续下降，直至4月达到今年面试人数的最低点，并开始回弹，这与当时上海疫情的大环境也是相符的。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在今年8月，面试人数达到今年的最高峰，与去年持平，但是8月之后面试人数大幅度快速减少，到10月底，已经远低于前几年同期。

图1：月度面试人数

面试人数直接反映的是工厂的招工规模，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情况。面试人数同比大幅度下降，意味着外来务工人员的就业形势非常严峻。除了数量之外，招聘工价的变化也反映了制造业工厂劳动需求的不景气。今年3月、4月，受上海疫情的影响，工价处于一个比较低的状态，但是随后逐步回升，在5月迎来了今年的一个小高峰，在8月工价指数再次到达今年的一个小高峰，随之便持续大幅度回落，与去年同时期的高工价相差甚远，甚至低于2020年的同期工价指数。

图2：分年工价指数图

在疫情暴发后的这三年，虽然就业形势受到了一定的影响，但由于制造业订单的季节性变化，每年8月-12月的工价普遍比较高。这一时期是外来务工者挣钱的最佳时期，一些人甚至只在这一时期进工厂打工。然而今年的工价却让人大失所望，10月底的工价甚至下落到与3月、4月上海疫情期间相差无几的水平，且和2019年同期的水平接近，没有表现出回弹的趋势。受到疫情影响，很多企业订单不足，生产规模有所收缩，工价指数不断下跌。在求职者个人层面，劳动需求下降意味着失业时间变长。

其次，居住和生活条件受到影响。

如前所述，在工厂区生态链里，外来务工者的居住、生活条件是和就业状况直接绑定的。在没有疫情冲击时，就业的连续性保证了居住和生活环境的便利性。但疫情冲击下，就业连续性得不到保证时，这一生态链反而加剧了外来务工者的困境——当处于就业的空档期时，外来务工者处于非常糟糕的状态，甚至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此时，他们面临着两难的选择。若选择继续寻找工作，那么还需要忍受更长时间的极差的居住和生活环境，并且找到下一份满意工作的时间也是不确定的。而若选择回老家，下次再出来可能并没有那么容易，收入比较确定会有所下降。

对就业前景和居住、生活环境的担忧，使得部分外来务工者早早地选择回到老家。这是当前形势下，我们观察到的一部分外来务工者的选择。这些选择，意味着工厂区生态链促进外来务工者就业以及制造业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作用，在疫情冲击下失灵了。这种失灵，对身处其间的外来务工者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冲击。

图一：外来务工者归乡。在疫情的特殊时期，这一群体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

图二：回乡是他们的主动选择，也是他们努力改变现状，但没有结果之后，不得不做出的选择。

新形势下外来务工者的出路

疫情冲击下，各行各业都受到影响，但是却鲜有人关注外来务工者这一群体，他们没有本地户籍，不能和本地人一样平等的享受城市的公共服务，再加上受疫情的影响，普遍收入不高，让他们在城市生存面临种种困难，最后他们只能选择回乡。

回乡是他们的主动选择，也是他们努力改变现状，但没有结果之后，不得不做出的选择。他们用自己的努力为城市和国家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却在变幻莫测的环境中面临随时被抛在身后的风险。而这场疫情，正在猛烈的冲击着他们孱弱的生存状态。

从长远来讲，流动人口真正变成城市市民，才是改善他们脆弱状态的最终出路。随着社会的发展，近年来中国促进市民化的正式制度调整也在快速推进，例如户籍制度改革不断完善，城市的落户限制逐步降低，流入地城市也在积极推进公共服务均等化，但是市民化进程本身仍十分缓慢。

这是由于，外来务工者要想真正融入城市本身，其实面临诸多正式制度之外的困难。当下疫情带来的就业以及收入的不稳定性，在一定程度上再一次削弱了他们融入城市的信心和意愿。在疫情的特殊时期，这一群体更需要社会各界的关注。

具体而言，当前阶段需要特别关注经济下行对普通劳动者的就业和收入冲击，对于那些受影响特别大的群体，要有一些兜底的措施，例如解决他们在就业空档期在流入城市的居住和生活问题。这一举措不仅有助于改善这一群体的困境，也有助于缓解疫情冲击对城市劳动力供给和企业生产能力的影响，为制造业稳链固链提供稳定的劳动力资源基础。

作者向宽虎为上海大学经济学院讲师；顾 婷为新市民产业与创新研究院成员；编辑：王延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