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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在国新办发布会上表示，去年，全国出生人口956万人，死亡人口1041万人，比上年减少85万人。这也意味着，中国去年全年出生人口不仅跌破了1000万，而且人口自然增长率也由正转负。这也是61年来，中国人口首次出现负增长。
结果没有出人意料，结果变化之快令人意外。要知道，人口增长速度放缓，这是改变不了的事实，也是无法扭转的现象。但是，这么快年新增人口就跌破1000万，且出现负增长，确实让人感到意外。客观上讲，疫情的冲击和影响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很多年轻人原本有结婚生育的打算，可是，面对疫情对经济社会生活带来的影响，特别是就业和收入增长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只能打消了结婚念头，取消了生育计划。于是，也就造成了2022年人口的由增转减。
更重要的是，疫情对婚育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对2022年人口增长的影响，更有可能改变了很多人对于结婚生育的观念。特别是文化水平较高的年轻人，会对相关问题思考更多，顾虑也随之增多。因为，他们会更加深切地感受到，如果草率婚育，会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严重影响，会让自己过得不开心、不幸福。因而，会更多考虑如何把各项准备工作做得更充分，从而会进一步拖延婚育时间，这就要看，各级政府如何通过一定手段消除年轻人的顾虑，把他们拉到正常的婚育观念轨道。
就眼下来说，笔者认为，应当一手做加法、一手做减法，把加减法共同做好，切实为年轻人婚育创造良好的条件。从加法来讲，重心是政策、资源、资金的供给。因为，无论是婚还是育，都需要消耗大量的人财物。结婚要房子，而能够买得起房的，只有极少数，多数人需要通过当“房奴”才能买得起房。如此一来，就会影响到今后的生活，影响到生育的动力。如何减轻年轻人在购房方面的压力，能否进一步加大保障房建设，让年轻人不买房就有比较好的住房条件，对年轻人婚育十分重要。只要住房问题解决了，就能对婚育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房子是大头，解决了房子问题，再向年轻人提供一些物质方面的奖励，给予年轻人在培养孩子过程中提供公平、平等的医疗、教育机会，那么，很多年轻人还是愿意结婚生娃的。近日，北京市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李婷1月15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据我们团队对大学生群体开展的调研来看，80%的大学生理想状态是生育两个孩子，极少数人希望生三个，一个都不想生的‘丁克’群体占比只有4%。”也就是说，在校大学生对婚育还是充满信心、充满希望、充满期待的。关键就看，进入社会后，这份信心还能不能保持。如果能够保持，那么，婚育就不会出现问题，就能稳定人口增长。自然，政策赋能、物质赋力就成了非常重要的方面。深圳市推出的奖励政策，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的。只是，其他地方没有深圳的实力和能力，只能量力而行，而不能为奖励而奖励，给政府背上沉重包袱。
除了做好加法之外，做好减法也是十分重要的。如果只做加法，而不做减法，加法的作用与效率也会大大降低。因此，在研究加法问题的同时，一定要认真研究如何做好减法。特别是女性方面，需要做的减法更多。譬如婚育后的就业问题，就是女性最担心的。特别是具有一份相对较好工作的女性，大多不愿过早生育，担心丢掉眼前的工作。自然，就需要在制度和政策上维护女性婚育后的权利。一旦有单位因为女性婚育就辞退或边缘化，司法需要为其撑腰，维护女性的合法权利，倒逼单位不要做出损害女性权利的行为。
又如各种负担，也要通过深入调查，将该减的负彻底减掉，如教育、医疗等方面，都存在各种各样的负担。而生育的费用能否有效降低，政府能否投入足够资金为年轻人生育创造条件。又如在孩子培养过程中，围绕孩子的各种费用能否有效减少。特别是教育资源配置能否公平，不要让年轻人再为了学区房而拼命，不要让年轻人掏空全家口袋买学区房，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加法要做，减法更要做，只有做好加减法，生育问题的障碍才能消除，人口增长才能步入稳定有序状态。否则，确实比较难。一旦人口增长持续出现问题，社会保障、养老、劳动力、老龄化等方面的矛盾都会越来越尖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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