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笔下的1776年清朝经济

在人类历史上，1776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年份。这一年，詹姆斯·瓦特发明的蒸汽机正式进入批量生产，这预示着人类工业革命真正的开始；美国的清教徒们在这一年发表了独立宣言，意味着人类社会从此出现了美利坚合众国这个伟大的国家；潘恩在这年写出了著名的《常识》一书，风靡整个北美；而道德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这一年的3月9日，正式出版了他那本深刻改变人类经济生活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简称《国富论》）。

200多年以来，斯密已经成为人类经济学之父，以至于经济学思想史领域出现了一种听上去偏执但却是事实的观点： 凡是遵从斯密经济学理论的国家就富裕，凡是不遵从斯密经济学理论的国家，无一例外都是贫穷。

在《国富论》里，亚当·斯密令人惊讶地批评了中国。

“中国长期处在静止状态，其财富在多年前就已达到该国法律制度允许的最高限度。如果改变和提高他们的法治水平，那么该国的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允许的限度，可能比上述限度大出很多”。 （商务印书馆， 1974年版，上册87-88页）

如何理解斯密的这一判断，首先要解释他所陈述的经济静止状态。按照萨缪尔森的观点，观察一个国家的宏观经济曲线，应该有两大任务。其一是对经济产出、就业和价格的短期波动的分析与研究，也就是对商业周期或者景气波动的研究。其二则是对经济产出和生活水平的长期变动的观察与研究，也就是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的研究。

萨缪尔森的方法代表了一国范围内经济发展分析的一般模型。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 斯密1776年把中国经济界定为一种静止的状态，乃是认为中国经济在相当长的时间之内，无论是波动性的商业周期，还是长期的经济增长函数，均处在停滞的水平。

这是一个非常严肃而刻薄的批评。不过斯密对中国的自然条件羡慕有加，他说，无论是土壤条件，还是地理位置与气候要素，中国都属于所谓得天独厚之列。 所以，斯密对中国经济症结的分析性结论简单又清晰：只需要提高法治水平。

我们的问题意识是，在斯密眼里，当时的中国究竟是在哪些方面背离了经济发展所必须的法治秩序呢？对此斯密有具体的陈述。

●斯密认为，历史上中国“在很长时期忽视或者鄙视国外贸易，只允许外国船舶驶入到中国的一两个港口进行极为有限的贸易”。这不仅使得中国经济长期成为整个世界经济的一个孤岛，而且导致中国商人无法感受到不同法制环境下的不同市场特征。

这正是斯密批评的要点之一，当时的政府“不允许商人在不同法制下经营更多的市场交易”，这使得中国经济近似于一潭死水。

●斯密认为，中国的法律体系只保护极少数人的财产安全，“富人和大资本家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而穷人和小资本家不但不能安全，而且随时都可能被低级别的官僚借口执法而被强加掠夺”。

这种对平民财产的肆意剥夺，有的时候是一种个别行为，但更多的时候竟然是一种国家层面的政府行为。这是对市场经济制度中最重要的合约制度的破坏。由于私人财产得不到有效保障，此时中国成了世界上财产继承极为低效的国家。中国有谚语富不过三代，最大的原因乃是在于旧时代政府的掠夺。

●斯密认为，由于当时中国的法治不健全，导致国内市场严重缺乏竞争。“这是一个国内所经营的各种行业，不能按照各种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能容纳的程度，投下足够多资本的国家。”无论是行业准入，还是资本投入，市场容量都严重不足。

这种低水平的市场容量，一方面无法卷入更多的劳动力和更多的市场分工，另一方面促使少数富人阶层必须通过强行占有市场资源的方式来获取利润。“在各种行业中，富人通过压迫穷人，使垄断成为一种制度，富人通过垄断行业而不是通过竞争，就能获得极大利润”。斯密陈述的中国市场图景，依然没有得到真正的改进。

1776年前后的中国，其经济增长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水平？亚当斯密所提到的中国问题，具体是指哪一段时期？对此斯密也有提及。

“中国一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作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然后，许久以来，它似乎就停滞于静止状态了。今日旅行家关于中国耕作、勤劳以及人口稠密状况的报告，与五百年前视察该国的马可波罗的记述比较，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也许在马可波罗时代以前好久，中国的财富就已经完全达到了该国法律制度所允许的发展程度。” （商务印书馆， 1974年版，上册65-66页）

斯密说的乃是一个事实，以1776年为轴，之前的 500年，中国经济就处在停滞状态，1776年开始在全球勃兴的工业革命和市场经济，在之后的200年里，一直被中国人以各种理由坚定地拒之门外。

直到今天，斯密所提到的国际自由贸易、私人财产权的安全、国内市场的自由竞争，依然处在一个粗糙和肤浅的水平，我们依然很难说是一个斯密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之国。

市场细节和人们生活状态的陈述，更能让人们理解法治水平落后，市场经济缺席的严重后果。

资料显示，1776年前后，中国经济最触目惊心的事实是，“劳动者工资低廉，难以赡养家属。大量的耕作者终日劳作，所得报酬若能购买少量稻米，就已经非常满足。而技工的状况更加恶劣，大量的手工业者携带器具，为搜寻机会，乞求工作，不得不在街市东奔西走。中国下层人民的贫苦程度，远远超过了欧洲最贫乏国民的贫困程度。在广州附近，千百户人家，陆地上没有居处，栖息在河面的小渔船中，因为食物缺乏，有些人争抢欧洲来船投弃到船外的污秽废物。腐烂的动物尸体，比如死猫或者死犬，纵使一半已经烂掉发臭，人们得到它，也会像得到卫生食品一样高兴。”

斯密对中国经济的这些描述是不是事实，或者说，1776年的中国，其经济状况和社会状况究竟处在一个怎样的状态；从中国历史的语境出发，而不是从斯密的文献出发，人们是否可以找到一些关于斯密批评中国经济的佐证材料，这是我们阅读《国富论》的一个重要工作。

有趣的是，清史中的1776年，乃是大名鼎鼎的乾隆四十一年， 这是康乾盛世的时代，大清帝国看上去财大气粗，歌舞升平，虽然人类工业化浪潮已经在遥远的英格兰兴起，市场经济理论在这一年已经形成强大的范式，而国际贸易正在以一种粗糙的方式向全球蔓延，但是尾大不掉的大清帝国对此完全不感兴趣。

乾隆皇帝的工作似乎只热衷于意识形态管控，或许他认为，只要将人心收拢，大清帝国就能够千秋万代，直到永远。这一年的11月16日，乾隆降下谕旨，要在全国范围内“删销书籍，以正人心”。

一场新的焚书运动在乾隆的指挥下展开，浙江焚书24次，毁掉书籍538 种、13862部。江西一年之内搜缴禁书八千多部。乾隆在位期间，清朝焚毁的书籍计77万卷。 如此豪迈的思想打压，的确与英国人亚当·斯密自由的经济学理论构成一种惊人的横向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