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广东省的中微子实验，一些关键部件需要外国合作方进行安装。当下对我们来说，这其实是一个大问题，有可能会延误构建探测器的日程安排。”11月1日，中国科学院院士、2016年基础物理科学突破奖得主王贻芳在第四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表示，疫情给国际科学合作带来了实际困难。
在当天的世界顶尖科学家国际协作论坛I：构建全球科研协作网络上，王贻芳与2014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Shuji NAKAMURA）、2018年生命科学突破奖得主唐·克利夫兰（Don W. CLEVELAND）、1990年盖尔德纳国际奖得主徐立之（Lap-Chee TSUI）及西湖大学工学院材料学讲席教授黄嘉兴，共话疫情之下的国际科研协作。
王贻芳介绍说，江门中微子的实验设备，来自意大利、俄罗斯、法国、德国、智利等多个国家。由于疫情原因，一些关键部件的合作方无法来到中国安装，研究就会受到影响。为保证研究能够顺利进行，他们开始尝试通过各种现代技术来克服困难，比如远程安装。“我们还不知道这种方式行不行得通，但无论如何，我们正在尝试这种创新的想法。”
王贻芳表示，这样的国际合作不仅限于粒子物理学领域。对于其他很多领域，比如核物理学、天文学、宇宙学研究、甚至还有生物学而言，国际合作也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大型设备，如自由电子激光器、生物固碳设备等面向全世界科学家的设备，分属许多国家，靠国际合作联合在一起。
“所以我认为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这样的国际合作。当然了，我们目前面临困难，但我相信国际合作的趋势是无法改变的。”王贻芳说。
徐立之则谈到，疫情阻挡了合作者之间的近距离接触。“我觉得合作的时候，大家应该一起去喝杯啤酒，吃个饭之类的，这样可以让你选择跟你了解的人进行合作。”他解释称，“科研跟制造业不一样，做鞋子，你来做鞋底，我来做鞋带，这很简单；但对于实验上的合作，你必须要知道的不单单是你的合作者可以做什么，你还要知道他们喜欢怎么跟你互动。”
“如果跟与我合作的人没有和我见过面、握过手，我不知道该如何信任这个人。我们毕竟是人类，我们喜欢了解彼此的性情，会看彼此是否合得来。”徐立之表示。
中村修二则提到了疫情影响的两面性。“我们和世界各地的企业合作。过去我们所有的合作都是通过面对面的会议进行，尤其是亚洲国家，商务会议主要是在餐桌上进行，所以虚拟会议行不通，国际合作就非常困难。”
但是从科研角度来看，中村修二认为反而有了些意想不到的好处。“我们现在没法到处跑了，必须留在大学里，所以跟学生合作非常密切，取得了不错的成果。最近，我们有了重大发明。”
值得关注的是，新冠疫情也让不少科学家们开始反思，要如何才能更好地与公众沟通，帮助公众理解科学，了解国际合作的价值，从而反过来推动科学的进步。
“在生命科学领域，我们可以以惊人的速度制造疫苗，然而，美国、欧洲有部分人，却拒绝接种疫苗，但解决方法明明就摆在你面前了。”唐·克利夫兰教授在分享自己对于开放科学合作的观点时说，“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需要非常积极且大声地表达信念，积极宣传为什么科学是在做贡献，以及为什么合作是推动科学进步的关键因素。”
王贻芳在论坛上也谈到，粒子物理学这一领域的发展得益于该领域几十年来所坚持的非常健康、非常成功的国际合作。“从大约60年前的欧洲核子研究组织起，从重复性和再现性分析起，就已经发明了这种合作方式，很多程序以及很多方法等等也被其他领域采用。”
他认为，目前，国际合作深受复杂国际局势的困扰，公众教育的重要性就体现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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