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可以很诚实地告诉你，当时我对化学没兴趣。”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研究员马大为毫不掩饰求学时对数学的热爱。
曾经“对化学没兴趣”，一直想“混到数学系”。35岁因偶然发现一类可以提高乌尔曼反应效率的氨基酸分子而“一战成名”，最终因有机化学研究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如今58岁的马大为只要不出差，几乎仍旧每天花10-12小时扑在办公室看资料，梦想找到催化效率更高的第三代配体，让第三代催化剂实现三位数的工业化应用，为药物合成提供更简便的方法。
“也不能保证一定能发现，但它的意义非常重大。”马大为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表示，做科研可以说有95%以上的时间是失败的，但失败是一个好机会，“我们要鼓励大家去探索无人区。现在很多科研人员就做一些相对比较简单、容易做出来的东西，但现在国家已经到了一定要做原创、探索无人区的时候了。”
他也感慨科技界的“内卷”，“很多大学和研究单位没有按照科研的规律招PI（Principal Investigator，学术带头人、首席研究员），实际上相对于世界一流大学，我们每个大学的PI都是超员的。”
这就导致了严重的内卷，很多年轻科研工作者在面临这些压力时首先想到的是生存，做些短平快的研究。而短平快的研究很难产生重大影响，也难以将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
对于年轻科研工作者，马大为告诫，科研不应扎堆凑热闹。即使扎堆凑热闹，也不要“做了几篇文章帮人家抬轿子，自己也没得到什么就走了”，而是要做出自己的特色，做到一定的深度，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和解决重大问题。
马大为以氨基酸铜的络合物为催化剂实现了碳–氮键的高效构筑，为含苯胺片段的药物及材料的合成提供了一种简便、实用的方法。他与四川大学教授冯小明、南开大学教授周其林因在发明新催化剂和新反应方面的创造性贡献，为合成有机分子，特别是药物分子提供了新途径，斩获2018年未来科学大奖物质科学奖，并分享价值100万美元的民间资本捐赠。
2019年4月，马大为拿出未来科学大奖的300万元奖金，在母校社旗一高设立了“未来奖学金”，用于奖励品学兼优的学生。从获奖人转变成捐赠人，今年10月，他再次回到母校，鼓励学生只要努力，将来也有机会通过科学改变世界。
“当时我对化学没兴趣”
马大为1963年9月出生于河南社旗县，这是一个距离南阳市50公里左右的小县城。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引汉水北上，直接经过这里。
父母都是教师，中学时代赶上“科学的春天”萌发，看到哥德巴赫猜想的报道后对数学充满兴趣，也把数学家陈景润和张广厚视作偶像。
他在数学上花时间最多，那时候河南没有什么课外教材，他就托人从上海带来看。反倒在化学上花下去的时间连数学的1/10都不到，高考前零零碎碎两周时间看了一遍化学。
但他热爱的数学并未在高考时眷顾他，“我一出考场就想起来了，移项时符号没有变。”由于失误丢了20分，高考数学只有77分，化学却拿到了90多分，报考山东大学数学系“直接给分到化学去了”。
“当时我对化学没兴趣。”1980年，马大为进入山东大学化学系就读，前半年一直想“混到数学系”，还去数学系转了几圈。但那时候没有转专业机会，只能硬着头皮学，“说实在的，还是很郁闷。”
直到半年后，马大为渐渐发现化学也是门有意思的学科。改变他想法的，是那时候读过的科学史。居里夫人从沥青提取镭的故事，让他觉得化学也不错。
大二的有机化学里，不可预测的繁多变化让他觉得有趣又有挑战。“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兴趣。我跟很多研究生也一直在讲，假如你喜欢这个专业，你看别人的相关文章时，能够像音乐家听音乐时那样，从中得到一种兴奋感。”
近几年，“生化环材”四个专业由于就业难而被戏称为“四大天坑”。马大为认为这是误解，真正的“生化环材”专业就业非常热门，比如他所从事的有机合成专业已经面临“招人都招不到”的情况，“做新药研发的企业需要这样的人，做化学合成工艺的研究企业也需要这样的人，所以现在这类人才在市场实际上很短缺。”
“生化环材”对国民经济影响深远。今年诺贝尔奖委员会在解读2021年诺贝尔化学奖的研究发现时提到，全球35%的GDP涉及化学催化。石化工业产品、化肥、药品、塑料、香料等，日常生活中使用的大量物质都依靠催化制备。
马大为曾多次呼吁，要重视化学，不应对化学有偏见。通过基础研究和新技术开发，改变原有工艺过程，减少化学品生产过程产生的污染，这些都是重要的化学研究课题，“这个行业将来实际上对人才的需求还是很大的。”
“仔细看这些能够改变世界的东西，化肥也好，农药也好，医药也好，材料也好，大部分这些相关物质最早都不是我们发明的，甚至我们在制造这些东西的工艺好多也都不是我们原创的。”
马大为说，中国现在是生产和制造这些品类的大国，接下来需要让中国研发在发现新功能物质和创造新生产工艺方面做出一些引领世界的成绩，如果把学习“生化环材”专业的重要性提升到这样的高度，就有很多事要做。
梦想找到第三代配体
马大为是山东大学第一个考上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的学生，他在这里完成5年硕博连读，“金属有机化学知识已经基本到了顶峰。”他决定出国换一个研究方向——天然产物合成和药物化学。
1994年，马大为结束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和梅育诊所的博士后研究。即便当时在美国年薪已经有3万美元，他还是选择回到国内。当时的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面临科研人员青黄不接的问题，在有机所的不断动员下，马大为加入团队。
“上海有机所当时已经算是比较接近国际先进水平的一个研究所了，特别是在有机化学方面。但实际上我们当时跟国外的差距还是非常大的，就像我们当时的经济一样，反差非常大。”
拿论文发表来说，那时候国内一个研究所一年发表几篇二区文章都觉得很不错了，而这对国外科研单位而言是很容易的事。国外的研究思路更高端，30多年前交叉科学研究已经开展得红火了。实验条件更不用说，“那时候我们确确实实是很艰苦的。”
但回到有机所后，1998年，马大为偶然发现了一类氨基酸分子，可以提高乌尔曼反应的效率。乌尔曼反应由德国化学家在1901年发现，它能将简单的卤代芳烃和其它亲核试剂偶联在一起，构成一个更加复杂的分子。这是化学和制药工业研发过程中常常使用的形成碳碳和碳杂键的重要方法。
但经典的乌尔曼反应需要大量铜的催化，温度要达到150~250摄氏度，这可能会破坏一些脆弱的分子骨架，大大限制了反应的应用范围。
结果“无心插柳”，他发现的氨基酸分子能作为铜源催化剂的配体，提高乌尔曼反应的效率，大大降低反应所需要的温度和铜催化剂的用量，成为化学合成实验室“每天都要用的反应”。这种配体也为荷兰皇家帝斯曼集团的抗高血压药物培朵普利和英国一家医药公司的干眼病治疗药物的工业化生产提供关键助力。
之后，他又用了整整10年，一届又一届学生接力，经历了四五批学生，终于找到了催化效率更高的第二代配体——草酰二胺，这一配体出现后的短短几年里，已经在工业上产生了上吨级的应用。马大为说，第一代催化剂已经有两三个工业化应用，第二代催化剂的工业化应用有希望上两位数。
如今，58岁的他还在继续探寻第三代配体。他希望催化剂的“效率再提高一点点”，“成本再降低一点点。”这样才有机会变成更加通用的工业催化剂。
“也不能保证一定能发现，但它的意义非常重大。”马大为说，他现在的梦想就是找到这种配体，让第三代催化剂实现三位数的工业化应用。
科研“内卷”
2000年以后，中国科研的很多方面都慢慢和国际水平接近。但是哪怕在10年前，马大为也没有想到，中国科研可以取得如此进步。
以化学领域论文发表为例，马大为说，10年前，我国一区论文发表数量不到美国一半，二区文章的发表数量达到了美国的一半。“就这10年，从2010年到2020年，我们已经达到了一区文章跟美国一样多，二区文章是人家两倍的程度。”
“你可以想象我们的科研队伍发展多么快。”但马大为在很多场合都向化学工作者提出，即使有比美国多的论文，“有哪几个人敢说我们在这个领域是最顶尖的。”
“在科技界现在这也是公开的秘密了，跟社会上一样，都在内卷。内卷的主要因素就是很多大学和研究单位没有按照科研的规律招PI，实际上我们每个大学人都是超员的。”
马大为表示，与国外高校相比，国内高校的科研人员数量是国外的几倍，“一些大学的初衷可能就是想多点人可以多发点文章，数字上好看一点，大学排名高一点。它并不是要为在哪一个领域做出更重要的发现而设计这个位置去招人的。”
这就导致了严重的内卷，很多年轻科研工作者在面临这些压力时，首先想到的是生存。“他就做一些短平快的研究。有些问题可能10年8年也不一定能解决出来，尽管这些问题是非常重大的，但他觉得如果这样做很有可能研究没做出来，人已经被非升即走的制度给赶走了。”
而短平快的研究很难产生重大影响，也难以将成果转化成现实生产力。真正有影响力的科研，要么在创新上是源头，要么将研究工作做到极致最后实现转化。无论是做领域里的“第一人”，还是“最后一人”，都需要大量积累和投入。而现实的情况是，“基本上大家都不去着边，都在中间挤来挤去。”
“像这次诺贝尔化学奖就是这么一回事。”今年化学诺奖花落“不对称有机催化”。在2000年前发现的所有通用催化剂要么是金属，要么是酶。德国科学家本杰明·李斯特和美国科学家戴维·麦克米伦在2000年各自发表了关于第三类催化剂的发现。依靠有机小分子，不对称有机催化的新型催化模式诞生了。
但马大为表示，在有机小分子催化领域里，大约一半的论文发表都是中国贡献的，实际上最终是烘托了这两位科学家工作的重要性。“讲穿了就是帮人家抬轿子，当然在抬轿子的过程中你修炼得很好，最后在这个领域做得甚至超越他了，那也是一种说法。但你最后做了几篇文章帮人家抬轿子，自己也没得到什么就换个热点领域去研究，这可以说是现在国内科学界普遍存在的一个问题。”
勿简单“抬轿子”
在马大为看来，科研“内卷”的破局方法是分类改革，把基础研究交给精英，把应用研究交给市场。
“国家应该满足一部分精干人员从事基础研究所需要的经费，假如他们基本上不为生活和科研经费发愁，他们的研究品位自然会高一点，就可以静下心来做一些更有价值，更有探索性的基础研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有很多科研人员号称在做应用研究，但实际上他的应用研究很难跟市场接轨。”因此需要把应用研究交给市场去引导，让市场检验创新和实用的程度。
同样，高等教育应该把培养不同种类的人才放在中心位置，并非每个高校都适合进行基础研究。“有的大学可能连研究条件都没有，但想着我们招了一批博士做教师，就要创造条件去做基础研究，又开始买设备，然后再去招研究生，去申请新的硕士点和博士点，相当于又摊了一个新大饼。”
对于年轻科研工作者，马大为告诫，科研不应扎堆凑热闹。即使扎堆凑热闹，也不要“简单地抬轿子”，而是要做出自己的特色，做到一定的深度，在这个过程中发现和解决重大问题。
另一个很多人缺乏勇气去挑战的科研方向是“完全独辟蹊径”，“要想哪些领域是重要的，哪些问题还没解决，通过自己的努力，有可能在5年10年后开辟一个新领域。”
“做科研，可以说95%以上的时间是失败的。”但马大为认为，失败是一个好机会，能让人了解失败的原因，分析并解决问题。“我们要鼓励大家去探索无人区。现在很多科研人员就做一些相对比较简单、容易做出来的东西，但现在国家已经到了一定要做原创、探索无人区的时候了。”
马大为在博士后阶段所学的复杂天然产物合成和药物化学本质上是要通过一步步反应， 将一个简单分子一点点拼成复杂、有功能的分子。
回国后，他也带领团队进行了很多具有重要生理活性的复杂分子的合成研究。例如，为抗癌药曲贝替定找到了一种迄今为止最简便的合成路线。这一抗癌药由于结构复杂，被称为世界上最难合成的两个抗癌药物分子之一。采用新路线后，原先40多个合成步骤现在仅需26个，这意味着药物制备成本可大大降低。目前除了探寻第三代配体，马大为团队还在研究天然产物。“天然产物过去被变成新药的机会还蛮多的，就像青蒿素也是一个天然产物。”他认为，如果能掌握天然产物产生生物活性的机理，就能为药物研发提供很多重要线索。“现在难度还是蛮大的，研究起来确实比较困难，但也是我们想做的一件事。”
“匹兹堡所在的美东地区，做有机合成这个行当的有个传统要求，就是工作强度非常大，每天干12小时，每周干6天甚至7天是很多实验室的硬规定。”他把这样的传统也带了回来，“人家已经那么先进了，还这么努力地干活，你要想赶超人家的话，连这个都赶不上肯定不行。”
如今的马大为，只要不出差，几乎仍旧每天花10-12小时扑在办公室看资料。“这也是一种爱好，不去看看好像心里着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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