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庄友文，近两年连发了3次“背靠背”论文，其中2次发表于《细胞》。
近年来，科技期刊上发表“背靠背”论文的现象越来越多。他告诉《中国科学报》，除了不同团队“不约而同”发表“背靠背”论文外，还有不同团队相约“手拉手”发表的情况，当然极端情况还存在“被背靠背”的现象。
科技期刊上“背靠背”论文越来越多了吗？激烈竞争下，为何研究人员还要相约“手拉手”发文？遭遇“恶性竞争”，“被背靠背”又是什么状况？就此，《中国科学报》近日采访了多位发文作者，学术期刊编辑部负责人、编委和审稿专家。
“背靠背”论文会越来越多吗
“‘背靠背’论文是一种论文的发表形式，目的是将具有内容关联性的论文连接起来供读者阅读。”庄友文解释道，它通常是指两篇或两篇以上研究主题相似、研究结果具有一定关联性，但又能独立成篇的论文，同时在同一期刊发表的现象。
“背靠背”论文源自英文Companion papers，back to back papers是其通俗说法。从字面解读，不少人认为，这是指不同团队在互不知晓的情况下发文。实际上，“背靠背”论文有多种类型。
庄友文告诉记者，“背靠背”论文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同一团队，同时在同一期刊投稿多篇关联性论文。“这种形式，可能是因为研究结论过多，单篇呈现篇幅太大；也可能因为虽然是针对关联主题的研究，但得到的研究结果有明显差异，可独立成章。”
而第二类，是不同研究团队在互不知晓对方具体研究内容情况下，各自独立完成关联性研究，并同时在同一期刊发表。
对于第二类，庄友文表示可能存在两种情形。一是不同团队，恰好在相近时间段投稿同一期刊；另一种是不同团队，通过相互交流得知对方进展后，相约“手拉手”投稿。
但他强调，两种不同情形的前提是，双方对彼此研究的详细内容并不知晓。“这是发表科学论文的基本原则。不管哪种形式，‘背靠背’论文都利于扩大影响力，是一种皆大欢喜的形式。”
《细胞研究》编辑部主任程磊告诉《中国科学报》，“对于期刊而言，我们很愿意发表‘背靠背’论文。经过两个独立团队的同时验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也会更高。”
他告诉记者，对于不同团队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同时投稿，如果经过同行评审，编辑部也可能会主动“撮合”为“背靠背”论文。
对于近年来“背靠背”论文越来越多的原因，庄友文认为，一方面是科学的进步和繁荣，催生热门研究方向，科研团队可以更高效地解决领域内相关科学问题；另一方面是科研竞争加剧，导致部分热门领域成果“泉涌式”爆发，“这也增加了不同团队研究类似课题的概率”。
这里提到的热门领域包括结构生物学、材料学、免疫学、表观遗传以及最近的新冠病毒研究领域等。但记者在采访时也发现，有些领域的审稿专家表示是第一次听说“背靠背”论文。
多本著名期刊的编委、审稿专家王恒表示，“‘背靠背’论文要求每篇单独成文，同时彼此关联，这对论文的写作要求更高。同样，论文发表后，影响力可能也更大，毕竟一下讲了一个大‘故事’。”他认为，应该更关注内容，而不是形式。
“抢发”与“圈内和谐”的平衡
激烈竞争下，抢时间首发成果似乎才符合常态。为什么会出现不同团队相约“手拉手”投稿的现象呢？
“这很正常。”庄友文告诉记者，“科研圈交流愈发方便，很容易通过学术会议等形式知道对方的研究方向，如果两个研究进度相似，就可能相约一起投稿。如果一方先发表，另一方可能就不太好发表了。”
在他看来，这也是为了避免抢发带来的“恶性竞争”，进而维持一个相对和谐的科研生态。“科学论文发表的最终目的，是让研究结果为公众所知所用，进而反哺科学发展建设，推动社会发展。”
对于不同团队“手拉手”投稿，程磊也坦言说，“这很常见。有些科研领域比较融洽，大家在交流时发现可以相互印证，也就相约投稿了”。
某著名学术期刊副主编、多本期刊的编委平川告诉记者，可能由于不同研究领域特点不同，他很少见到“背靠背”论文的形式。
对于更注重首发权还是“圈内和谐”，他认为，“这与学者的性格有关”。
实际上，庄友文也曾被抢发论文。“在激烈的科研竞争下，抢发论文这种‘内卷’现象是常见的，但一定程度也反映了该领域或学科研究活跃，发展迅速。”
“背靠背”论文，会让审稿人更累吗？程磊告诉记者，“如果是不同团队的论文，工作量虽然增加了，但两篇内容相似，反而可能更省力。但如果是同一团队的论文，审稿人可能会更辛苦些，因为两篇内容相关联但并不相同，相当于审了两篇稿件。”
难以判断的“被背靠背”
除了“友好”的“背靠背”论文发表情形，记者在采访中，还发现另一种“被背靠背”论文发表的现象。
“这个话题比较复杂，涉及一些学术道德问题，不想再提了。”某位曾经在著名国际期刊发表“背靠背”论文的作者，提到这个话题时，拒绝了记者采访。
另一位发表“背靠背”论文的作者沈思向记者透露，在向某著名国际期刊投稿时，可能遭遇了审稿人“泄密”，最终导致“被背靠背”论文的现象。“其中一位审稿人，拖延了两个多月没有回复，等发出来的时候，是与另一个团队‘背靠背’。”
但他也强调，“我们没有证据，只是猜测，但这种现象并不奇怪。”
对于审稿人是否可能“泄密”，平川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虽然可能不违法，但审稿人有职业道德和行业约束，这显然有违职业道德。”
程磊也坦言，“这种现象无法排除，但作者也只是猜测。对于期刊而言，如果发现审稿人非正常拖延，肯定会更换其他审稿人。对于有意拖延的审稿人，我们也就不再邀请了。”
除此之外，沈思还透露了另一种被抢发的情形：“在交流过程中，有些团队可能会得知对方的研究内容，并迅速模仿，最终抢发论文。”
对于如果遭遇这些情景，是否会因此“打官司”，沈思表示并不会。“我们没有证据，也没有‘打官司’的精力，也不愿把事情做得这么‘绝’。但每个科学家的脾气不同，性格比较‘刚’的可能就不干了。”
对于这类“官司”，程磊认为，期刊是没有能力和精力去“查案”的，如果作者确信遭遇抄袭等情况，可以直接投诉对方团队。
在平川看来，“除非证据确凿，否则深挖无底，最后可能进入‘测不准原理’。就像‘秋菊打官司’，把自己很多精力都搭进去”。
学术交流中，到底能不能谈未发表的成果？如何让交流真正产生价值？平川坦言，“这确实是学术交流中面临的实际问题。”
他认为，学术交流主要分为两个目的。一个是获得帮助得到好的成果，对于比较容易想到的好的idea，说谁早谁晚、谁剽窃谁，不易甄别且意义不大，就看谁发表速度快；对于不太容易想到的好的idea，在好的学术生态里，一般不会被剽窃，否则声誉扫地。
“而对于难度大周期长的topic，可能别人没兴趣或没能力做，研究中的难点也许能在高水平学术交流中得到启发和帮助；对于基础理论成果，第一个人发表后，做同样工作的其他人若无独到之处，前功尽弃，也不会有什么怨言，数学领域就有经典案例。”平川说。
学术交流的另一个目的，平川认为是知识传播。但他表示，这种传播只有当听众认为收益大于时间成本时才会形成，而演讲者在组织材料时，可能还会考虑到社会责任和知识产权。
“总之，在一个好的学术生态里，有共同规范和约定俗成，犯规成本高，很少猜忌，能够充分和深入交流，且心情愉悦，大家也就提高得快，科学也发展得快。” 平川表示。
（文中王恒、平川、沈思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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