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极其惊讶并拒绝接受下面的评价。”打开电子邮件,某高校教学督导王桦(化名)赫然发现自己的督导意见被实名发送到了教师手里,一时惊讶万分。
该教师洋洋洒洒写了2000多字,一一驳斥了王桦的意见,还在多个场合表达了对王桦的不满。
“我给了这位教师听课以来最高的分数,但我站在同行角度(讲述同一学科门类的基础课)对其授课进度、专业对接度、教学内容、课程思政等提出了意见,何至于此?”不久前,王桦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讲述了她的督导经历。
临近学期中,不少高校都在开展教学督导检查工作,教师与督导之间的矛盾也再次浮现。
督的是“门道”还是“热闹”
回想起当日的督导经历,王桦仍历历在目。
“这位老师的确在教学上有很多值得赞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但作为‘内行’听‘内行’的课,我发现她只讲容易讲、容易理解的内容,而难点、例题则是让学生课后学习。在学时被压缩的当下,我们更应该在课上讲难以理解的内容,课后让学生通过微课、慕课等网络课程去学习容易理解的内容。”王桦告诉《中国科学报》。
“外行听热闹(形式),内行听门道(内容)。我希望,督导听课多一些门道,少一些热闹。”王桦补充道。
而这位教师之所以不服气,在于她认为,督导听她这样的老教师的课,其目的应更侧重于督促和检查,比如“检查教师是否提前到岗”。在她看来,“督导听课要打招呼”。而且,自己并不存在王桦所说的授课进度、专业对接度、教学内容、课程思政等问题。
这不禁使王桦陷入思考——督导专家去督导听课的价值是什么?是这位老师所说的“检查教师是否到岗”,还是从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效果等多角度进行全方位评价?
在王桦身边,的确有些督导已成为“夸夸群”的一员。因为督导意见涉及任课教师的饭碗,一些督导通常谈优点多、谈问题少,甚至避谈缺点。而且,在职教师大多都拒绝做督导,钱少、活儿多、得罪人……唯恐避之不及。退休教师不易请,特别是医学、法律等专业的退休教师,退休后成为社会上争抢的“香饽饽”。甚至一些高校的教学督导委员会主任的位置都是长期空缺的。
然而,督导于高校教学又是不可或缺的。目前,我国高校教学评价多采取学生评教、督导听课、同行评议三种方式相结合。学生评教屡遭教师放水讨好学生的诟病。“同行评议往往会陷入两个极端——要么同行之间互相夸好,要么同行之间针锋相对,难以反映出真实问题”。西安交通大学中国西部高等教育评估中心主任陆根书说,督导依然是高校质量监控的骨干。
游走在形式与内容之间,出现了许多让人无奈的情况。王桦举例道,一些教师按指标授课,比如学校要求网络上留痕,教师就让学生必须在网上答疑;对课程点击量有奖励,一些课程的点击量大到超出想象;要求课程思政,就有教师直接把一段政治课搬上课堂。事后,被督导点出问题,他们反而觉得“理直气壮”,因为自己是按照指标来上课的。
绝对权威化惹争议
还有些矛盾源自两代人对课堂理解的差异。
有教师因一整节课放录像,被督导指出,反驳道“为什么督导不听第二节课?第二节课在讲课”。
有教师因只会说大白话,被督导揪出语言缺少欣赏性,却认为上课好不好只能由学生评价,无须顾及督导品味。
还有教师对课堂很自信,却被督导指出教态欠佳,不明白督导为什么只抓细枝末节……
广州大学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教授曹广福认为,这些矛盾多与督导、被督导的教师个性有关。有些督导比较较真儿,当堂就对教师展开点评;一些教师个性较强,对督导提出的意见并不服气。其实,“无论听课还是被听课,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不至于闹得不欢而散”。
“我也常劝青年教师学会‘换位思考’,督导年纪大,每个月听课任务重,听一堂课只有几十元钱的报酬,只要不事关职业发展、职称晋升,对于督导的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曹广福说。
不过,有时教师与督导就是在这些“重要环节”激发了矛盾。
督导“一票否决制”的做法引来教师的普遍反感。曹广福举例,一些高校的教师要参加课堂评优比赛,需要督导来听课,常会有两个以上的督导来听课。但只要有一个督导给教师的评价是良或及格,就不能拿到优秀。
青年教师在一年试用期结束后,能否上讲台授课,得先通过督导这一关。曾有固执的督导因观点不一致拒绝让青年教师上讲台,差点导致这名基本功不错的青年教师不能正常上岗,后经院系协调,才延迟一年登台授课。
2013年,曹广福在科学网写下《督导不能绝对权威化》一文,但时隔多年,他表示,督导绝对权威化的问题依然没有太大变化。
究竟是谁赋予了其权威化?是否可以避免?
行政部门的工作要更到位
无论是督导意见被实名发给教师,还是督导权威化,背后都指向同一个问题——行政部门的简单化管理。
苏州大学副教授尤小立曾在《中国科学报》撰文指出,行政主导的教学标准化管理模式只能监督教师达到60分的教学及格线,却很难调动大多数为80分或90分的教学而努力的教师的积极性。
然而,眼下督导制并没有很好的替代形式,其不单单存在于中国高校,美国、英国高校中督导同样发挥了质量监控的作用。
陆根书指出,当前,我国高校督导队伍建设存在三大难题——人数少,有些2万人的高校只有十几名督导,只能采取抽查的方式,难以做到听课全覆盖;技术手段跟不上,标准化教室有限,导致表演式教学难以避免;部分督导的观念难以跟上教学的新形势。
而在此次采访中,专家们表示,只要行政部门“认真”“勤快”起来,很多问题并不是无解。
王桦在督导意见中建议学院反馈意见时匿名处理并避免群发,学院很快就受理、订正了。当然,“更好的方式是集体听课以集体的名义反馈意见,避免某位督导被针对”。
很多人不愿意当督导,在王桦看来,还在于诸多服务性质的工作不到位。比如,校外督导涉及接待等安排,没有专人组织则工作量比较大;费用发放也不如校内督导便捷等。
教务处让一名督导的听课意见左右教师的命运,显然也是不合适的。陆根书指出,当问题暴露出来,教务处应找专业委员会反复听这名任课教师的课,只听一节课容易以偏概全,对于有问题的授课更应该加大听课比重。
对于观念不同、跟不上教学新形势的问题,他则建议教务处定期组织督导交流。“有的高校教学督导交流会一年都不开一次,即便偶尔开一次,也都是领导象征性质的慰问。有关对问题分析、改进的学习交流,高校做得普遍不够。”
而对于听课打招呼,陆根书、曹广福所在的高校均不允许督导听课打招呼,“这样很容易变成‘表演型教学’‘双面教学’”。但在一些高校,听课打招呼却变成了一件可以商量的事,甚至有些督导提前一天告诉任课教师要来听课。“这更需要行政部门拿出态度坚持原则。”采访结束前,陆根书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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