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公交、拎布袋去领奖，她是真菌界最美“玫瑰”

庄文颖在办公室读《中国真菌志》。冯丽妃摄

和真菌学这位“老朋友”打了近半个世纪的交道，她爬过26个省份的荒山野岭，背过无数的真菌物种，辨认出360多个新种，数十年如一日甘坐“冷板凳”倾心续写中国真菌学的历史长卷。

很多人称她是真菌界的“玫瑰”，但中国科学院院士庄文颖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普通人”。最近几个月，因为先后当选年度朝阳区、北京市和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她平静的工作被舆论的喧嚣打破了。面对随之而来的一波波采访报道，鲜少谈及个人事迹的她，将此当成了一次次为真菌学做科普的舞台。

坐公交、拎布袋去领奖

11月5日，在庄文颖与其他九位科技工作者当选2021年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的消息公布后，有一件小事在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以下简称微生物所）不胫而走：她去科技会堂领奖，不让接送，自己坐公交车去。拎个布袋子，里面装着西服，怕弄皱了。

记者近日在采访庄文颖时提及此事，她直言：“我家靠近城里，家门口有公交车站，不用换乘就能到，挺省事的。所里若派车送要绕很长的路，何必呢？”

“低调谦虚”、“淡泊名利”、“求真务实”…… 在11月8日微生物所举办的“弘扬科学家精神、共创真菌学美好未来”座谈会上，许多同事谈起他们眼中的庄文颖时如是说。

工作中的她严谨细致、一丝不苟；生活中的她和蔼、爽朗、简朴、低调，这样的庄文颖让身边的同事敬爱有加。

入行已48年，每每谈起真菌学，庄文颖总会兴致勃勃、神采飞扬。深奥难懂的真菌学用她的话说出来总会那么“接地气”。

“你抓一把土里面就有很多真菌。”她向《中国科学报》记者介绍，在生物分类学上，真菌与动物和植物并列为界，是真核生物（有细胞和细胞核）中比较原始的类群。由于大多数真菌个体微小，不易被发现，对其认识和研究起步晚于动物和植物。

在庄文颖的眼里，真菌就如同一座宝库。例如，人类发现的第一个抗生素青霉素就源自真菌，它使得人类平均寿命从40岁增加到60岁；具有调血脂作用的他汀类药物也首次发现于真菌，至2020年累计销售额近1万亿美元；作为独特的生物资源，真菌在国家脱贫攻坚战役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无论是有益资源利用，还是有害物种防范，真菌资源的多样性调查都十分重要。”庄文颖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说，“打个比方，口岸检疫常发现其他国家进口物品存在问题，例如携带有害微生物，如果我们不能识别，一旦有害生物入侵便会对我国生态环境、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造成损失。所以必须有一支精干的分类学研究队伍，不断发掘真菌资源和认识真菌多样性。”

庄文颖等10位科技工作者当选2021年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微生物所供图

“我们并不比别人差”

“虽然在某些方面我们国家的底子薄、基础弱，但中国人并不比别人差，通过我们的努力也可以把它（真菌分类学）做好。”不久前在和中国科学院大学（以下简称国科大）本科生座谈时，同时担任该校博士生导师的庄文颖曾如是激励青年学子。她用数十年的行动践行了这句话。

1968年，20岁的北京姑娘庄文颖到山西农村插队，劳动之余，她一有时间就会读书。1973年，她如愿地进入山西农学院（现山西农业大学），毕业后选择留校从事植物病理学研究。其间，她了解到70%的植物病害是真菌造成的，并对相关研究产生了兴趣。

十年寒暑悄然飞逝。1978年，而立之年的她在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之后从“千军万马”的考生中脱颖而出，考入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国科大前身），师从中科院微生物所研究员、著名菌物学家余永年教授，走上真菌学研究之路。

野外科考、采集标本、撰写书稿……庄文颖的才能和实干让余永年对她寄予厚望，期望她能为我国真菌分类研究打开新局面。1983年，在课题组人手紧缺的情况下，余永年积极支持将她派往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学习，并攻读博士学位。在那里，她将休息时间压缩到非常苛刻的地步，迅速掌握了真菌学的最新研究方法，研究成果发表了多篇文章。

“我出国的时候目的很明确，努力学习国外先进的研究方法，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知识，希望通过我的力量将真菌学研究做好。”庄文颖说。

1983年庄文颖在康奈尔大学校园。 微生物所供图

回国后，她有条不紊，带领团队不断奋斗，逐渐走上真菌学研究的国际前沿。

多年来，庄文颖带领考察队走遍了全国26个省区，采集了大量标本；研究了39个国家和地区的真菌材料，发现了新科1个、新属13个、新种360余个，澄清大量分类和命名问题；先后主持“中国孢子植物志的编研”等20余个重大科技专项，发表文章290余篇，撰写主编著作9部，使我国部分类群的物种数量倍增。

这些耀眼的成绩也让她蜚声国际。学者们以她的名字命名新发现的菌种，如“文颖盘菌属”（Wenyingia，真菌）、“海庄文颖氏菌属”（Wenyingzhuangia，细菌）；她是《真菌字典》1943年问世至今首位参与编写的中国籍学者；她三次当选国际真菌学会执委，是该组织成立以来的首位中国籍执委；她先后当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美洲真菌学会外籍荣誉会士……

1997年庄文颖在广西热带地区进行野外真菌标本采集。微生物所供图

2003年庄文颖在新疆考察时在牛粪上采集真菌标本。 微生物所供图

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绝非庄文颖的做派。现在的她年逾古稀，每天清晨仍会雷打不动地到岗工作，编纂书稿、翻阅资料、指导学生。

庄文颖的办公室只有十几平方米，所里多次想给她换个大点的办公室，都被她婉言推辞。除了一张摆放电脑和显微镜的书桌外，她的另一张书桌、小几和几个铁皮书柜里整整齐齐地摆满了各种和真菌有关的书籍资料。那几个铁皮柜都是十几年前跟着她从微生物所的中关村旧址搬到现在的中科院奥运村园区的，有的已经被太阳晒得变了色，她仍在用。简朴、整洁的陈设赋予这个小天地一种与世外繁杂隔绝的宁谧之感，让人一踏入其中就能回归内心的平静，沉心科研。

“庄先生不注重名利和物质生活，求真务实，不断探索，为国家的真菌事业做贡献，这就是科学家精神。”国科大常务副校长王艳芬说，她和她的奉献精神是国科大的学生，特别是接近50%的女学生科学路上的榜样。

“兢兢业业做学问”

“像老一辈科学家一样，兢兢业业地做学问。”这是庄文颖心里的科学信条。

庄文颖的老师余永年是我国真菌学奠基人、中国科学院院士戴芳澜先生的学生，他直到晚年一直谨记老师的教诲：“真菌学要发展，学报、学会和真菌志等都要做，没有条件要创造条件。”

为了学科发展，上世纪60年代，已是古稀之年的戴芳澜老骥伏枥，整理数十年搜集的资料，编写《中国真菌总汇》。1979年，在他去世六年后，学生们完成了他的遗愿，出版了这部巨著。这本书被日本真菌学家平冢直秀、美国《真菌分类》（刊物）在国际上作为中国真菌学的代表著作进行推介。

和他的老师戴芳澜一样，2010年，87岁高龄的余永年已身患癌症，但仍奋力组织全国几十个科研机构和院校的学者撰写中国菌物学的百年研究史。在该著共同主编卯晓岚的协助下，查证历史资料、联系作者、策划全书内容、审阅各个章节并统稿……他拖着病体一步步实现着目标。“我自认为是勤奋上进的，一息尚存，就不会忘记戴芳澜老师给我的教导，为我国的菌物学奉献力量。”他曾这样说。2015年，余永年病逝后一年，庄文颖等继续他未完的工作，使《中国菌物学100年》正式出版。

沿着前辈们走过的路，庄文颖在真菌学的历史长卷中续写着新的篇章。

为摸清我国相关生物资源的“家底”，在老一辈真菌学家指引下，1973年“中国孢子植物志”的编研工作起步。《中国真菌志》作为其五个分志之一，于1987年出版第1卷。“目前我国已知菌物2.1万余种，40年中增长了3倍。《中国真菌志》已出版62卷，包含905属8873种真菌。”庄文颖向记者介绍。

庄文颖很早就跟着余永年参与到志书的编纂工作中来，老师的严谨细致也影响了她。现在的她任《中国孢子植物志》副主编，并主管《中国真菌志》，负责为每个卷册把好最后一道关。很多同事觉得她眼睛尖，其实每一个问题的发现她都下了很大功夫。“卷册主编和参编人员花费10余年的时间编纂一卷志书，出版前需要细致、认真地把关、完成终审，才能保证志书的高质量出版。”她说。

庄文颖在办公室工作。冯丽妃摄

薪火相传谱新篇

在庄文颖的办公室还有余永年留下来的一个蓝色铁皮暖壶，保温已经不是太好，但她还在用。

睹物思人，老师当年的话犹在耳畔：“分类学比较枯燥，看不见眼前的价值。但一旦发现有价值的东西，你就可以用分类的知识来扩大资源的利用范围，为很多人提供服务。”

2020年，《中国真菌志第60卷肉座菌科》出版了。庄文颖记得2004年编研工作开始时，该我国该科中的一个属仅报道19个种。通过她与团队的努力，使其已知种的数量增加到200余种，是我国原有记录的10倍，其中包括90个新种。如今，她和团队正在尝试性地评价部分真菌资源的应用价值，例如，利用真菌实现植物病害的防控和环境治理等。

《中国真菌志》的编研过程不仅是从自然界发现新物种的过程，也是开发利用生物资源、建设人才梯队的过程。

像老一辈科学家一样，庄文颖在工作中不忘提携后学，微生物所白逢彦、王琳淇、高程等青年骨干都曾得到过她的举荐。在日常的科研工作中，她还经常手把手地指导学生实验操作，一起打扫实验台，在给学生们修改论文时，从从科研数据到研究结论，从遣词造句到标点符号，她总是耐心细致地修改指点。她还走进中小学课堂，通过一堂堂科普课让青少前门了解丰富多彩的“真菌世界”。她的学生王新存这样评价她：“与善人居，如入兰芷之室，久而不闻其香。”

“微生物所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创新发展的排头兵，除了做好‘赛先生’，也要做好‘德先生’，最重要的就是向老一辈科学家学习，一代代薪火相传，服务国家创新发展。”微生物所所长钱韦说。

据保守估计，全球有220万到380万种真菌，目前已经被人发现和描述的仅有约15万种。人类只认识了约6%的真菌物种，还有94%有待发现。“这是几代人都做不完的工作。我现在70多岁了，希望在有生之年能继续奋斗，更希望年轻人能够把这条路走好。”庄文颖说。

老师余永年留下的铁皮暖壶，庄文颖依然在用。 冯丽妃摄

三代真菌人讨论会后合影。前排为余永年，后排左一为庄文颖。微生物所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