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5岁的崔屹，有着一份令人羡慕的科研履历。
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科毕业后，在哈佛大学师从国际顶尖化学家Charles Lieber，仅用4年就完成了硕博连读；之后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从事博士后研究，导师是另一位顶级科学家Paul Alivisatos。
28岁入选世界顶尖100名青年发明家。29岁入职斯坦福大学、34岁升任斯坦福终身教授。38岁就被路透社评为世界排名第一的材料科学家。2020年，他成为斯坦福能源研究所的首位华裔主任。
名校连着名校，名师连着名师，这样一条非常“高效”的科研路，是怎么走出来的呢？
近日，未来科学大奖科学委员会委员、斯坦福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终身教授崔屹，在参与2021未来科学大奖科学峰会前夕接受了《中国科学报》专访。
他认为自己并未刻意规划科研生涯，但这一路走来步步为营，也自有心法和技巧可循。
《中国科学报》：在大家看来，您作为科学家的人生非常高效。请问您有在很早的时候就规划过自己的科研生涯吗？
崔屹：
其实不是。我直到读博士的时候才开始思考这些问题。而之后的科研、教学，乃至科技创业等，都是在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思路和计划。
《中国科学报》：那您是怎么选择学校和导师的呢？
崔屹：
这都不奇怪，就是选择最好的学校，最好的导师（笑）。
《中国科学报》：在哈佛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两位世界级名师，分别教会了您什么？
崔屹：
我在哈佛的导师名叫Charles Lieber，他目前已经斩获了除诺贝尔奖之外的几乎所有荣誉。在他身边，你会很直观地看到什么是顶级科学家的创造力。
Lieber常常说的一句话是“think out of box”，就是想想“盒子”之外的事情。你可能会觉得这句话没什么，因为很多人稍稍有点创新，就觉得自己已经跳出“盒子”了。但Lieber认为的那个“盒子”很大很大，要真的非常有创造力，才能突围。也正因如此，他开辟了很多新的领域，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学生。他的工作和他培育的人才几乎撑起了当今纳米科技的半边天。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我遇到了另一位纳米科技领域的泰山北斗——Paul Alivisatos。他和Lieber的风格不太一样。如果说Lieber是一位追逐目标高峰的攀登者，Alivisatos则像一位漫游者，在前行的路上随时准备发现美丽的风景和新大陆。
能在年轻时遇到这样两位不同风格的名师，是非常幸运的经历。我后来的研究风格其实是兼容了他们的特点。比如开发更优质的锂电池、助力清洁能源入网等，都是由目标驱动的科学研究。而二维纳米材料研究，则是在“漫步”时发现的风景。
所以我认为攀登和漫步不是对立的两种方法，在向着目标奋力前进的时候，不一定只能走直线，适当地迂回一下，也会有很多意料之外的收获。
《中国科学报》：除了他们之外，还有哪些人对您影响深刻呢？
崔屹：
在中国科技大学读书时，我的老师郑能武先生是一位非常正直和蔼的人。“正直”与“和蔼”这两种品质，对年轻人的影响非常之大。即便离开科大多年，每当我遇到一些棘手的事情时，就会想起郑老师，然后就能很快平和下来，觉得很多事情都不必急于一时。
还有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先生，多年来我们发展出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疫情前经常每隔两个礼拜都有一个头脑风暴的讨论会，会迸发出很多很棒的idea。也是受他影响，我来到斯坦福大学后立志为解决气候变化问题而做研究。
《中国科学报》：一个年轻的科技人员，怎样才能和优秀的科学家建立这种亦师亦友的关系？怎样跟一些“大人物”良性互动呢？
崔屹：
要打破你的“壳”。我看到很多学生都会用一个“壳”保护自己，但事实上这个“壳”的保护作用是非常脆弱的，影响了个人的成长。谁身上带着“壳”，别人一眼就能分辨出来。
我曾经也有“壳”，是后来在成长和锻炼中逐渐消失的。有一个很有趣的经历：大约10年前，美国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带我去美国国会，目的是说服国会议长立法长期支持清洁能源的研究。
舒尔茨对我说：“我需要你在1分钟之内打动议长。你要不要在我这里练习一下？”就这样，我在飞机上做了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次练习，然后成功了。
对各行各业来说，这都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训练：用最短的时间打动别人。
如果只给你1分钟，你该说什么？第一是“impact”，做这件事的意义在哪里？第二是“novelty”，你来做这件事，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把这两点说清楚，就够了。
《中国科学报》：现在您自己也是一位导师了，您会怎么教育自己的学生？
崔屹：
我每年都会对新来的博士生讲，习惯的力量非常强大。如果你想成功，就去培养自己的习惯。
我会建议他们培养这样一个习惯，就是读完一篇文献后，多问自己几个问题：我从这里学到了什么？能不能把其中的知识用在自己的工作里，产生一些新的idea？
每次多问一个问题——只要你这样做了，不出一年就会看到变化。如果能坚持20年，你怎么会没有idea呢？这就是积累，而积累的力量是非常“可怕”的。
我还有一个“绝招”，是跟我的导师Charles Lieber学来的。我博士的第一个课题，就是一个重大科学难题。但是Lieber没有告诉我这有多难。我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整日泡在图书馆里，天天都在琢磨怎么把它做出来。结果还真就想明白了。
这个课题就是大名鼎鼎的半导体纳米线。我的进展让这个方向在我们实验室真正做起来了。如果我一开始就知道这个题目特别难，心里打了退堂鼓，那很可能就做不成了。
所以当我把特别重要但又格外困难的课题交给一个学生时，会事先把他们的退路“砍掉”。我也会告诉他们，前面不是没有路，而是山头太高，要翻过去！我这招还挺厉害的，学生们大多数情况下都能做成。
这么说吧，我做了几十年科研，从来没有一个学生告诉我路是死的，你只要奋力往前冲，路总是会开的。
我相信这应该不仅仅是科研行业的规律。
《中国科学报》：如果请您对年轻的科研人员说几句话，您会说什么？您期待他们成为怎样的“未来科学家”？
崔屹：
永远不要问“我适不适合做一件事”，也不要问“我行不行”。而要问这件事值不值得做，怎样做，谁能帮助我一起做。
在成为“未来科学家”的路上，永远不要自我设限，你可以是攀登者，也可以是漫游者，怀着一种open的心态，去塑造你自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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