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新文科”沦为形式化学术

日前，教育部公布首批认定的1011个新文科研究与改革实践项目。此举标志着酝酿数年的新文科建设跨出了实际操作的一步。

在学术研究领域，新文科为一家之言，将其转变为面上推广的项目是一种探索。一方面，新文科是美国希拉姆学院为了将新技术与老文科相结合而提出的概念，但该概念在美国文科的专业品质与水平上并未占先。“新文科”未必是“优文科”“好文科”，仅是多了一种工具和手段的文科。这种工具的使用又受到各种条件的限制，具有短期内难以克服的脆弱性，其效能未必高于不用这些工具的专业人士。

更重要的是，一种工具是否用得好，关键在于使用者是否有思想。如果有，好的工具便是如虎添翼，反之，再好的工具终究也只是一件摆设。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也不可高估“工具”的作用。

另一方面，学科仅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阶段性的部分形式。在人类认识世界的复杂且漫长的过程中，从博通的经书形式到分科研究仅有几百年的历史。分科仅是人类认识世界的阶段性范式。分科后，交叉学科等形式的产生恰恰显示了分科研究的局限，不是所有学问都能纳入学科进行研究，芯片技术等众多先进理论和技术都难以纳入其中，未来将会依据实际需要产生更多的非学科研究。

分科式的研究仅能够适用于那些对象内容边界明确，规范性、系统性强的研究领域。既然学科是阶段性且有局限的存在，对学术新境界的追求就不必在学科前加上新旧之类的标签，而应追求依据研究对象的复杂特征建构的新学术范式。比如，研究芯片就需要依据其机理采用集成模式，而不能再局限于学科。对于教育这一涉及生命系统与人文系统的研究，同样需要集成，不能囿于文科，即便添上“新文科”，也未必能解决多大问题。

集成才是一种全新的研究方式，它是将与所解决问题相关的知识化解为可通约的知识元素，并组建成新认知单元的过程，不再沿用交叉学科、边缘学科的学科范式，也不是不同学科之间相互交叉、融合、渗透，而是消解学科意识、壁垒与边界，将各门学科知识解码为可灵活选择与组织的信息元，并选择其中与所研究的问题相关的知识元，以问题解决为导向进行全新且高密度的精细组合，以集成方式形成结构功能超强的认知单元，更为深刻、有效地认识问题，解决问题，实现研究者所设定的目标。

集成更加便于知识生产，使其更灵活、高效地满足实际需要。相对于学科范式的研究，集成式研究可以提供更多元的理论基础和视角，更容易出现理论上的突破和技术上的创新，以及产生知识增殖和应用增效，而且越复杂、尖端、前沿的研究领域，越需要突破学科式研究的限制，运用集成思维和方式解决难题，培养人才。

目前各种关于“新文科”的阐述，在“新”这顶帽子上做了不少点缀，但在“文科”这只鞋子上似乎还是“旧”的，其基本事实与逻辑没有多大变化，只有极少数人论及用它解决新问题。多数人所阐释的“新文科”在语义上重叠性较高的是用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新瓶”去装老文科的“旧酒”，指望文理交叉。这次申报获准的1000余个项目中，项目名称的结构就显现出这样的特征，老文科大户——山东省获得立项项目数最多，也证实了这一判定。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发展应用到各领域是个自然的过程，其中包括对文科的应用。无论从文科立场还是从新技术立场，各自都存在相互结合与合作的内在动力，政府是否有必要用财政经费去大规模支持，或者这种支持是否具有自然的必要性，这些都是难以确定的，需要在新文科建设中，通过建立客观的第三方评价的方式，挤去可能存在的水分。

与形式的“新”相比，文科建设更需要内涵的“思想”。数千年来，“文科”不论新旧，关键要看有无思想，以及思想的深刻、广博和逻辑性。历史上已有的诸多文科思想巨匠的作品不会过时，但它们显然是新文科视野中的“旧文科”。思想才是解决问题的润滑剂，是文科更具价值的内核。追求文科的新旧价值显然比不上追求文科的高品质，有思想，能思想，会思想。

事实上，“新文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现有大学实体的迁就，按学科设置的大学和研究机构没有给非学科式的研究安排位子和经费供给渠道，现有文科要生存和发展，就需要挂上新名号，获得新项目，挑选新团队，投入更多经费。该需求有一定合理性，但能否让文科领域的研究真正“新”起来则有待实践检验。如果若干年后，新文科项目只留下一大堆申请书、研究报告、写有各种名号的证书，并不能或没有解决多少社会发展急需解决的问题，也没有多少有价值的文科学术产品产生，则可能坐实新文科仅为形式化学术的猜想。

简而言之，现在列入文科领域的研究对象极为复杂多样，研究范式不是唯一的，发展趋势存在多种可能性与差异性，不存在唯一的“必由之路”，不必构建众多的体系，不宜投巨资以项目驱动方式将全国高校的文科引导到单一的研究方式与路径。该领域的高品质发展需要高素养、有思想的学人以开放态度，各自以独特方式开展多种途径的探索，其中一部分可能会超越学科走向集成，也许这才是促进文科领域真实创新、更好满足人民生活幸福需要的更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