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两条赛道”上的他们

发令枪响，一边是长跑，一边是跳高，如何在两条赛道上同时胜出？

这是佟江思考了十几年，也实践了十几年的问题。

他是一家三甲医院的检验科医师，也是一所医科大学的副教授。从业以来，除完成医院工作外，他累计发表了数十篇SCI论文，参与编写了十多本专业著作，还牵头在学校建立了一家检验研究所。

在一同毕业的200多名校友中，佟江的履历显得很特别。“因为没多少人愿意这样做，太苦。”而相比他这样的检验科医师，内科、外科的临床医生们若想在科研上做出点成绩，无疑更加艰难。每天应接不暇的门诊、手术、查房，足以消磨掉很多年轻人的科研梦想。

也不是没有人问：“你们这些在医院上班的人，为什么非要发论文呢？”佟江的回答也很简单：“如果能用我毕生的精力，把一份检验报告出炉的时间从两周、一周缩短到一天、半天，我觉得就很有意义。我的所有研究，都是为了解决医生和患者会遇到的问题。”

2022年，新冠疫情仍在持续肆虐，老龄化时代不可遏制地到来，癌症、心脑血管疾病、神经退行性疾病等等，仍然挥舞着狰狞的爪牙。人类文明不断发展壮大，但在生老病死前依旧脆弱得如同稚子。

全世界都在呼唤能够解决这些紧迫难题的人类精英，呼唤同时飞驰在两条赛道上的医师科学家（Physician scientist）。

那我们不妨听听，医师科学家以及有可能成为医师科学家的人们，他们又在呼唤什么？

一个创造奇迹的职业

1968年，4名年轻医生来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作为美国公共卫生署军官履行兵役。在这里，他们体会到了科学研究的魅力。

之后数十年间，4个人纷纷取得了非凡成就：发现癌症基因；揭示胆固醇代谢和调控中的关键受体；发现著名的药物靶点分子——G蛋白偶联受体……他们分别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Harold Varmus、Michael Brown、Joseph Goldstein，和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Robert Lefkowitz。

临床医学与基础科学的相遇，常能成就“金风玉露一相逢”的佳话。据统计，在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中，超过3成是医师科学家。

“医师科学家”这个概念或许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美国著名教育家Abraham Flexner论证了医学教育的必要性，提出将科学进步与临床指导结合起来。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逐步发展出了较为成熟的MD-PhD （医学—哲学博士）双学位计划，将科学研究与临床培训相结合，为本国的生物医学领域培养出了大批杰出科学家和优秀人才。

但就是这样一个创造奇迹的职业，一个被时代所呼唤和需要的职业，却正在经历某种“倒春寒”。

一项研究显示，美国医生中从事科学研究的比例已经从20世纪80年代4.7%的峰值减少到今天的约1.5%——“宝藏物种”似乎有变成“濒危动物”的风险，原因在哪里？

从问卷反馈可以看出，相比一些个人因素，国家政策和机构制度的影响更为显著，如：研究经费的减少，临床工作与科研培训期间的工资福利差异，缺乏相关职业发展课程，可保障的科研时间不足，同导师的接触不足等。

与发达国家相比，在中国，“医师科学家”还是一个稍显陌生的概念,针对性的人才培养体系也起步较晚，有待进一步探索的问题只多不少。

目前还没有官方的统计数据，来给中国的医师科学家群体画像。仿佛隔着一层影影绰绰尚不清晰的纱罩，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中国的医学工作者正走在成为医师科学家的路上，也并不十分了解他们正面对的艰辛和孤独。

寻找“缝隙”的苦行僧

“这是一场苦行僧式的旅程。”佟江说。

“中国医院的情况你们都知道，地方小医院的人是很少的，病人都往大医院涌。各个三甲医院的医生，每天都在奔命似地看门诊、做手术、查房，能腾出手来做研究的时间少之又少。像我们都是挤时间，插空做、熬夜做、周末做，没什么休息的时候。”

“只要是人，精力就是有限的——这是最大的问题。”

但很多时候，有限的不仅仅是精力，还有环境和资源。

佟江年轻时候，碰到过一个科研“风口”，正跃跃欲试呢，就被科室主任一句话打了回来：“小佟，这个东西你不许发文章。”

当时的大环境，并不是特别支持医学工作者涉足科研。医院中的很多管理者，也对医师科学家的培养缺乏意识。在这种境况下，佟江的科研之路举步维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青年基金项目，是他抓住的第一根稻草，也是他藉以出头的第一条缝隙。

“基金中标很难，但好在对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友好且公平。那时候我不想太多，就是拿100%的努力去争取1%的机会。每次成功一点点，后来科研的雪球就越滚越大了。”

在佟江已经发表的研究成果中，有针对重大疾病的早筛早检指标，有鉴定病原微生物的新型方法；还有一些疑难杂症的创新治疗方案……“我做的科学研究都是以临床问题为导向的。我会和很多做基础研究的科学家沟通，告诉他们临床问题在哪里，他们也会介绍自己拥有的设备、资源和方法。我们共同讨论，一起探寻，做出了不少有意思的东西。”

医师科学家是生物医学领域的重要推动力量。临床经验与科学洞察的交相辉映，让人们得以揭示疾病背后的神秘机理，在茫茫分子海洋中找到肿瘤标志物，开创前所未有的治疗方法，研发出另辟蹊径的创新药物……

中国的医师科学家主要集中在大学或科研院所的附属医院中，他们面对的是全世界最巨大的患者资源库：数目庞大，病种丰富，多样性高。但有志于探索这座宝库的年轻人，并不是每个人都像佟江这样，能找到那条幸运的“缝隙”，并且破土出芽。

活水，源源而来

“中国传统医学一直领先世界，但对现代医学发展的贡献却乏善可陈，与泱泱大国的地位实不相称。要鼓励我们年轻一代医学工作者不断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勇于攀登医学科研高峰，努力把研究成果转化到临床实践中去，让更多优秀的‘医师科学家’脱颖而出。”中国科协名誉主席、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如是说。

怎样培养更多更优秀的医师科学家苗子？怎么鼓励和帮助他们在“两条赛道”上同步起飞？如何为有志于此的年轻人提供友好的、支持性的环境？

这是一份考卷，亟待我们做出高质量的解答。

2020年9月，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其中专门提出：要“开展医师科学家培养改革试点”。

截至2021年7月，中国已建立50个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以推动前沿技术研发和转化应用于临床诊疗的实践。

一些医院和高校也在致力于探索更好的人才培养模式。例如，北京协和医学院从1995年起选拔临床医学专业优秀学生进行“8 年+3/4 年”连续培养, 是国内最早的MD-PhD 双学位项目；清华大学医学实验班则采取了“3+2+3”的人才培养方式：在清华大学完成3年的基础医学课程学习后，出国前往有合作关系的海外医学院进行为期2年的医学科研训练，最后回到国内开展3年临床学习与实践，取得医学博士学位。

不难看出，这是一条远比攻读其他博士更为漫长、艰辛的路。有学者撰文呼吁：“我们需要制定计划，保证医师科学家们在职业生涯的早期阶段，得到科学、经济、情感上的保护和支持。”

对此，北京大学临床研究所常务副所长武阳丰曾建议，应由政府建立专项人才培养基金，全额资助希望成为医师科学家、且已经获得医学博士学位的优秀人才，使他们在3~5年内不受经济压力的影响，全身心开展临床研究；还建议设立专项青年基金，资助那些刚入职不久的年轻医生开展创新临床研究。

一些民间力量也在行动。近日，第四届“科学探索奖”正式启动申报。这是由科学家主导、腾讯基金会出资支持的一个公益性奖项，面向45周岁及以下的青年科学家，分5年发放总计300万元人民币的奖金。这些奖金可供获奖者全部自由支配。

人们注意到，与往年相比，今年的“科学探索奖”在原有9大领域的基础上，新增了一个领域：医学科学领域，重点支持3个方向：鼓励青年学者针对疾病的本质和规律开展探索性研究，支持基础医学与临床医学的结合；鼓励“医师科学家”开展创新性研究，开发临床诊疗的新技术新方法；鼓励解决医药研发和生物医学工程的基础科学问题等。

也就是说：鼓励年轻人成为医师科学家，支持医师科学家做出更好的工作。

“这是件好事！”听到这个消息时，佟江显得很高兴，“这是风向标，说明社会各界都在发现和认可这个领域的重要性；这也是一股活水，为原有的支持激励体系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我希望像这样的支持，未来可以多一点，再多一点，希望年轻的后辈们，奔跑在‘两条赛道’上，能比当年的我更加轻松，更加从容。”

（本文中佟江为化名）

参考资料：

1. https://www.nejm.org/doi/full/10.1056/nejmp1904482

2. https://news.sciencenet.cn/htmlnews/2019/9/430807.shtm

3. https://www.bls.gov/ooh/life-physical-and-social-science/medical-scientists.htm#tab-1

4. https://www.atsjournals.org/doi/full/10.1164/rccm.201110-1806ED

5.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60851937922782315&wfr=spider&for=pc

6. 10.3969/j.issn.1674-9308.2021.29.032

https://kns.cnki.net/kcms/detail/detail.aspx?dbcode=CJFD&dbname=CJFDLAST2021&filename=KXTB202109007&uniplatform=NZKPT&v=eyr2cAOs5xYlm_alpeNak8mqXwlr56L2p2lrv23fRi6Q0HhLoppujB4ndZVQdj_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