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分类评价为抓手，打破高校“歧视链”

在刚刚过去的2021年，发生了很多足以影响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事件，其中就包括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要推进高校分类评价，引导不同类型高校科学定位，办出特色和水平。国家权威文件明确高校要开展分类评价，这也从一个侧面强调了要正视高校类别差异的问题。

长期以来，尽管国内高校的分类方式众多，但有一点似乎已达成共识，即分类的结局往往演变成了分层（层次）。例如，按科研情况和研究生数量把高校分成综合型大学、研究教学型或教学研究型大学、教学型大学等，在人们的心目中，它们的层次显然依次下降。说得更直白些，如今国内高等教育已基本上形成重点大学（原“985工程”、原“211工程”、“双一流”建设高校等）、一本高校、二本高校、三本高校、高职高专类高校等自上而下的高校层次体系。

高校分层严重挫伤了部分师生员工的尊严、地位，以及高校办学积极性和主动性，客观上也成为不少教育顽疾难以得到有效治理的根源。

从理论上讲，高校分类评价就是要促使高校形成从“一列纵队”向“多列纵队”，直至最终实现各类高校“齐头并进”的发展格局，这也是中国高等教育均衡和充分发展、人民满意教育的美好蓝图。当前则要通过分类评价重塑学界内外人士“高校有类别、无级别”的教育理念，切实赋予各类高校在各自类别“纵向争先”创一流的机会，相信这对于激发各类高校办学活力、引导国人接受多元人才观、提升中国高等教育总体质量，以及完善高等教育结构体系都具有不可估量的深远意义。

具体而言，高校分类评价的科学实施将有助于以下几大问题的迎刃而解：

首先，扭转高等教育中的高校“歧视链”问题。国内高校“歧视链”现象广泛存在。从粗线条看，就有清华北大>其他原 “985工程”高校>原“211工程”高校>一本高校>二本高校>三本、高职、高专类高校等（“>”代表高校层次高低）一说。再看细线条，各层级内的“歧视链”更是五花八门，恕不再赘言。

讲到高校“歧视链”问题，就不得不提到原“211工程”高校和原“985工程”高校。众所周知，虽然国家早在2016年就已经宣布终结两大工程，但其称谓依然在社会上被广泛使用，且有相当一部分人并不关注这批高校的目标实现与否、效益如何，反倒把国家的重点投入当作了歧视其他高校的“资本”。

对于高校“歧视链”，除了需要通过制定国家政策法规予以遏制外，缩小各类高校发展差距也是关键。事实上，在国家对综合型、研究型高校已集中投入较多资金的前提下，强调这类高校扩大经费来源渠道、增强自身“造血”功能，同时将国家资金向技术型、技能型等类别院校适当倾斜，已经是较多有识之士的呼声。各类院校“齐头并进”，高校类别歧视的“由头”就不复存在了。

其次，解决各类高校办出特色和水平的问题。遵循高深知识生产规律，专业性无疑是高等教育的本质属性，所以以专业、学科为基础的高校分类非常普遍。

按照教育部对学科的划分和大学各学科的比例，高校可以划分为综合类、理工类、师范类等13大类；也有学者把高校分为学科型与应用型、综合性与行业性、巨型大学和小型学院等；上海市正在实施的高校分类评价工作将高校划分为学术研究型、应用研究型、应用技术型和应用技能型四大类。

无论哪种分类，各类高校的定位以及办学侧重点都各不相同。然而，如果高校类别存在层次高低，那么“低层次”高校想要通过更名和升格来提升档次便无可厚非。如果高校把“越层次”作为办学的最高目标和成就，自然会把心思都放在追求各种硬性评价指标上，哪还有可能办出特色和水平？

引导各类高校在各自类别内办出一流大学是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因此，我们也应该支持有雄心的高校喊出建设一流政法大学、一流会计学院等口号。事实上，业内已经有专家认为，国内有的音乐学院、体育学院可能更率先进入世界一流，因为它们培养出了世界级顶尖人才，这样的理由的确颇为充分。

此外，当下还要格外关注职教大类高校高质量发展的问题。国家明确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大力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如果中职、高职能够办出一流，并与普通高等教育“各领风骚”，职教系列的师生员工以及学生家长何来自卑？职业教育一定会更吸引大众。

最后，促成基础教育学生及家长的减负问题。自“双减”政策颁布以来，国家上下整改、配套措施执行到位，初步成效显著。但依然有一个问题不容忽视，那就是还有不少学生及其家长在主动甚至想方设法地寻求课外补课机会，这在客观上给国家整治校外培训工作带来了难度。

从某种意义上说，只有当学生及其家长对“减负”从“他律”走向“自觉”时，“双减”才算真正大功告成。难道学生及其家长不愿意“减负”？非也。“双减”减掉的是学生过重的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同时也减掉了家长的教育支出和相应的精力负担，这都是学生及其家长求之不得的大好事。“减负”难的症结在于大多数学生都把上“双一流”、原“985工程”、原“211工程”高校等“好大学”作为学业进级的“刚性”目标，而“好大学”的名额有限，学生为了学业“搏杀”而“加班加点”学习也就在所难免了。

从本质上讲，基础教育阶段学生“减负”工作需要国家整体教育结构体系的配套支撑。如果各类别高校的优质教育资源充裕，“双非”及其他院校的毕业生也能得到凭本事成才的机会，相信会在最大限度上减轻学生为上“好大学”竞争而带给基础教育的巨大负担。

如果有一天，各类高校毕业生都能得到全社会的尊重并拥有公平公正的竞争权利，相信越来越多的家长会支持儿女按兴趣爱好、智能差异等特质来理性选择发展方向，“双减”也就水到渠成了。

（作者系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