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品先院士：我为什么做科普？ |
做事情分有心栽花和无心插柳两类，我做科普是从无心插柳开始的。 从1980年代后期起，我当了五届“两会”代表或者委员，每年开会我都呼吁国家要增强海洋意识、制订海洋国策，引来了媒体向我约稿在报刊上发表， 我当然求之不得。1990年代开始，又有干部培训班来约我讲海洋，还有到各种学校去作报告，宣传海洋知识，号召向海洋进军，这些也都可以整理成文字发表。几年之后回头一看： 这不就是在做海洋科普吗？
至于“有心栽花”做科普，那已经是新世纪的事了。 记得一次开会纪念《十万个为什么》出版多少周年，人人都说好。我说好什么呀，这套书是“干”的，压根就没有海洋。当时会上就将了我一军：“那你就来编一本海洋卷”。我接下这根令箭，还真干了起来。 《十万个为什么》这套书的关键是把问题出好：真的是孩子问大人、而不是老师考学生的问题——这也是我编书的切入点。所以说，主编“十万个为什么· 海洋卷”，是我 “下海”做科普的标志。
对于老师来说，科普和教学之间很难划界限。两者的不同是教学有固定的要求，学生必须掌握哪些知识；而科普无所谓要求，你爱听不听。至于课堂讲解的方式，其实和科普没有严格区别，上课用科普的语言讲，比虎着脸讲效果更好，关键在老师会不会。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教材， 如果教材在形式上也像科普书那样活跃，会更受学生欢迎，国外有很好的先例。我们编的教材《地球系统与演变》，是20年讲课的积累，也想走这条路。经过加工提高，包括插图的改进，出版后受到欢迎的程度超过预期。书中有几段内容，直接被刊物拿去当科普文章发表，使我们深受鼓舞。
去年我的《深海浅说》出版了，那才真的是科普书。最初只是和出版社约定，在干部培训基础上写一本海洋读物。后来觉得这类教材式的读物已经不少，何不另辟蹊径，来一本有深度的高级科普？
我国出版界的通病在于 “抄”。中文科普质量不够高的原因之一，是缺乏一手货， 都是二手、三手以上的转手货。源头几乎都是英文，第一个人翻错了大家都跟着错。深海科学在我国是个新领域，这种现象更加严重。实际上深海也是科学界进展最快的领域之一，许多新发现、新问题都足以引起社会兴趣，都有巨大的科普潜力，都要求有人直接从新近的国际文献引进。
再有就是科普介绍的深度。通常的科普文章只讲发现的结果，不讲发现的过程。其实有用的不仅是发现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如何发现的——这又是中文科普文献的另一个弱点。原因不难理解，因为写过程就要去追踪源头，不是靠简单的抄写或者翻译就能了事的。因此，做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员，有着做高质量科普的天然优势。
这些也就是我写《深海浅说》的出发点。既然深海是我的专业，我也就有责任把深海的趣味、深海的麻烦都告诉社会。“一犬吠形，百犬吠声”，假如你不甘心当“百犬”，那就得从源头去追这个“形”。我这一追还真吓了一跳，比如说“阿尔文号”深潜发现深海热液的过程，国内几乎所有的文献都说错了，说是深潜下去偶然发现的。其实故事没有那么简单：1977年地质学家去找黑烟囱的航次，没有找到烟囱，倒是意外发现了热液生物群； 1979年生物学家组织了专门去找热液生物的航次，反而发现了黑烟囱，这种错位非常有趣。也许你会说差这点细节并不重要，殊不知正是探索过程里的这种细节，可以给后人如何做研究的启发。
科学家自己动手做科普不但有优越性，而且也有必要性。科学是分“科”的“学”问，随着发展学科越分越细，于是出现了两种可能： 一种是隔行如隔山，各自躲在象牙之塔里自娱自乐； 一种是学科交叉，在交叉领域里点燃新的火种，更好地发热发光。为了交叉，你必须把自己的学科说得别人也能懂，而这恰恰是国内科学界的短板。再说，科学家也有责任向社会汇报，向纳税人汇报：你在做什么，做了有什么用。
前十年，我们全国三十个实验室合作完成的“南海深部计划”，是我国海洋领域最大规模的基础研究计划。在开总结大会的时候， 我们要求所有的报告人，争取用记者听得懂的语言介绍自己的成果。作为大计划的负责人，我那天的总结报告题目就是《南海演义》，试着模仿章回小说的口气，来讲述3000万年来南海的前世今生。
因此，用科普形式表达科学成果，不是降低、而是在提高科学水平。过去有一种误会，以为讲得越深说明水平越高，而“深”的标准就是不容易懂。 事实正好相反，科学家只有理解透彻，才能够用简单的语言表达。真理是简单的，如果确实融会贯通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就怎么讲怎么有道理。反之，转弯抹角地自圆其说，只能一字不漏念稿子的科学观点，往往不见得是真理。站在学术的高处看， 科学的研究和普及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应当无缝连接。
科学的源头创新，要求有文化土壤； 而中国科学家能够依靠的，首先是从小培养他成长的华夏文化。源头创新和一般性的科学进步不同，往往要从科学之外得到启发，这就是文化。 牛顿的苹果、阿基米德的澡盆，都不属于科学范畴，而创新思维就从那里萌芽。反过来，科学创新一旦实现，又会对文化进行反哺，成为社会文化进步的推动力量。
从社会的角度看，有些大科学家科普的成就，可能比研究的贡献影响还要大。 海洋生物学家卡逊写的科普作品《寂静的春天》，唤醒了世界的环境保护意识，成为半世纪来可持续发展运动的先锋。物理学家伽莫夫享誉全球，但大家知道最多的是他的科普作品《物理世界奇遇记》，而不是他参与创立的宇宙起源理论。
我国的科学界，本来就有文理兼修的优良传统。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之一赵元任，你没法说他究竟是物理学家还是语言学家；我国地质学泰斗尹赞勋，1940年亲自编写过中国地质学会会歌“大哉我中华”。 当前我国文理分隔的局面，是培养创新人才的一大障碍。有鉴于此，我在朋友们的支持下，两度在同济大学开设了“科学与文化”的大课，课程本身就是集教育与科普于一身。尤其是到了今年，通过网站为媒，直接进入了社会科普的领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社会效果。
科学在中国发展到今天，面临着两个转型：一方面在国际上要从发展中国家的原料输出型，转为发达国家的深加工型；另一方面在国内，一个作为进入小康的社会，也正在转化为科学普及型。我们高兴地看到，科普正在变成新的消费需求，新兴的科普产业提出了更高的质量要求，从一个新的侧面推进着科学与文化的结合。
华夏文化不能永远“啃老”，不能总是打孔子牌。只有将现代科学融入传统文化，创造出能够与汉唐盛世比美的新一代作品，才能为华夏振兴提供立足国际的软实力。（本文系汪品先院士2021年10月在其科普作品研讨会上的讲话稿，授权《中国科学报》发表）
做事情分有心栽花和无心插柳两类，我做科普是从无心插柳开始的。 从1980年代后期起，我当了五届“两会”代表或者委员，每年开会我都呼吁国家要增强海洋意识、制订海洋国策，引来了媒体向我约稿在报刊上发表， 我当然求之不得。1990年代开始，又有干部培训班来约我讲海洋，还有到各种学校去作报告，宣传海洋知识，号召向海洋进军，这些也都可以整理成文字发表。几年之后回头一看： 这不就是在做海洋科普吗？
至于“有心栽花”做科普，那已经是新世纪的事了。 记得一次开会纪念《十万个为什么》出版多少周年，人人都说好。我说好什么呀，这套书是“干”的，压根就没有海洋。当时会上就将了我一军：“那你就来编一本海洋卷”。我接下这根令箭，还真干了起来。 《十万个为什么》这套书的关键是把问题出好：真的是孩子问大人、而不是老师考学生的问题——这也是我编书的切入点。所以说，主编“十万个为什么· 海洋卷”，是我 “下海”做科普的标志。
对于老师来说，科普和教学之间很难划界限。两者的不同是教学有固定的要求，学生必须掌握哪些知识；而科普无所谓要求，你爱听不听。至于课堂讲解的方式，其实和科普没有严格区别，上课用科普的语言讲，比虎着脸讲效果更好，关键在老师会不会。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教材， 如果教材在形式上也像科普书那样活跃，会更受学生欢迎，国外有很好的先例。我们编的教材《地球系统与演变》，是20年讲课的积累，也想走这条路。经过加工提高，包括插图的改进，出版后受到欢迎的程度超过预期。书中有几段内容，直接被刊物拿去当科普文章发表，使我们深受鼓舞。
去年我的《深海浅说》出版了，那才真的是科普书。最初只是和出版社约定，在干部培训基础上写一本海洋读物。后来觉得这类教材式的读物已经不少，何不另辟蹊径，来一本有深度的高级科普？
我国出版界的通病在于 “抄”。中文科普质量不够高的原因之一，是缺乏一手货， 都是二手、三手以上的转手货。源头几乎都是英文，第一个人翻错了大家都跟着错。深海科学在我国是个新领域，这种现象更加严重。实际上深海也是科学界进展最快的领域之一，许多新发现、新问题都足以引起社会兴趣，都有巨大的科普潜力，都要求有人直接从新近的国际文献引进。
再有就是科普介绍的深度。通常的科普文章只讲发现的结果，不讲发现的过程。其实有用的不仅是发现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如何发现的——这又是中文科普文献的另一个弱点。原因不难理解，因为写过程就要去追踪源头，不是靠简单的抄写或者翻译就能了事的。因此，做科学研究的专业人员，有着做高质量科普的天然优势。
这些也就是我写《深海浅说》的出发点。既然深海是我的专业，我也就有责任把深海的趣味、深海的麻烦都告诉社会。“一犬吠形，百犬吠声”，假如你不甘心当“百犬”，那就得从源头去追这个“形”。我这一追还真吓了一跳，比如说“阿尔文号”深潜发现深海热液的过程，国内几乎所有的文献都说错了，说是深潜下去偶然发现的。其实故事没有那么简单：1977年地质学家去找黑烟囱的航次，没有找到烟囱，倒是意外发现了热液生物群； 1979年生物学家组织了专门去找热液生物的航次，反而发现了黑烟囱，这种错位非常有趣。也许你会说差这点细节并不重要，殊不知正是探索过程里的这种细节，可以给后人如何做研究的启发。
科学家自己动手做科普不但有优越性，而且也有必要性。科学是分“科”的“学”问，随着发展学科越分越细，于是出现了两种可能： 一种是隔行如隔山，各自躲在象牙之塔里自娱自乐； 一种是学科交叉，在交叉领域里点燃新的火种，更好地发热发光。为了交叉，你必须把自己的学科说得别人也能懂，而这恰恰是国内科学界的短板。再说，科学家也有责任向社会汇报，向纳税人汇报：你在做什么，做了有什么用。
前十年，我们全国三十个实验室合作完成的“南海深部计划”，是我国海洋领域最大规模的基础研究计划。在开总结大会的时候， 我们要求所有的报告人，争取用记者听得懂的语言介绍自己的成果。作为大计划的负责人，我那天的总结报告题目就是《南海演义》，试着模仿章回小说的口气，来讲述3000万年来南海的前世今生。
因此，用科普形式表达科学成果，不是降低、而是在提高科学水平。过去有一种误会，以为讲得越深说明水平越高，而“深”的标准就是不容易懂。 事实正好相反，科学家只有理解透彻，才能够用简单的语言表达。真理是简单的，如果确实融会贯通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就怎么讲怎么有道理。反之，转弯抹角地自圆其说，只能一字不漏念稿子的科学观点，往往不见得是真理。站在学术的高处看， 科学的研究和普及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应当无缝连接。
科学的源头创新，要求有文化土壤； 而中国科学家能够依靠的，首先是从小培养他成长的华夏文化。源头创新和一般性的科学进步不同，往往要从科学之外得到启发，这就是文化。 牛顿的苹果、阿基米德的澡盆，都不属于科学范畴，而创新思维就从那里萌芽。反过来，科学创新一旦实现，又会对文化进行反哺，成为社会文化进步的推动力量。
从社会的角度看，有些大科学家科普的成就，可能比研究的贡献影响还要大。 海洋生物学家卡逊写的科普作品《寂静的春天》，唤醒了世界的环境保护意识，成为半世纪来可持续发展运动的先锋。物理学家伽莫夫享誉全球，但大家知道最多的是他的科普作品《物理世界奇遇记》，而不是他参与创立的宇宙起源理论。
我国的科学界，本来就有文理兼修的优良传统。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之一赵元任，你没法说他究竟是物理学家还是语言学家；我国地质学泰斗尹赞勋，1940年亲自编写过中国地质学会会歌“大哉我中华”。 当前我国文理分隔的局面，是培养创新人才的一大障碍。有鉴于此，我在朋友们的支持下，两度在同济大学开设了“科学与文化”的大课，课程本身就是集教育与科普于一身。尤其是到了今年，通过网站为媒，直接进入了社会科普的领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巨大社会效果。
科学在中国发展到今天，面临着两个转型：一方面在国际上要从发展中国家的原料输出型，转为发达国家的深加工型；另一方面在国内，一个作为进入小康的社会，也正在转化为科学普及型。我们高兴地看到，科普正在变成新的消费需求，新兴的科普产业提出了更高的质量要求，从一个新的侧面推进着科学与文化的结合。
华夏文化不能永远“啃老”，不能总是打孔子牌。只有将现代科学融入传统文化，创造出能够与汉唐盛世比美的新一代作品，才能为华夏振兴提供立足国际的软实力。（本文系汪品先院士2021年10月在其科普作品研讨会上的讲话稿，授权《中国科学报》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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