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性与专业性：公立、民办大学可战略分工

不久前，福耀集团发布公告称，由该集团董事长、著名民营企业家曹德旺创办的河仁慈善基金会减持1977.6万股福耀玻璃股份，主要目的是为了筹建福耀科技大学。据计算，河仁慈善基金会当天共计套现约9.3亿元。

福耀科技大学从曹德旺于2021年5月宣布筹建，到当年11月底正式在福建省福州市落地，历经了半年时间，效率之高实属罕见。但是，媒体似乎更关注100亿元的创办费用。在市场经济时代办学，简直是没钱不行，钱少也不行。可是，大学也不是仅靠钱堆出来的。从国内外的情况看，靠钱堆出来的大学并不具有可复制性，因而也没有多少推广价值。

与民办的福耀科技大学的高调相比，这两年通过合并重组或新建的方式出现的公立“中”字头的行业性大学和理工类专业型大学则要低调得多。资金投入上的差距恐怕只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行业性大学和专业类大学无论在师资还是在办学层次上，都无法与既有的老牌名校相媲美。当然，高调与低调仅是表象，由此引出的超越表象的问题更值得思考。

从上世纪70年代末国内老牌的理工院校开始恢复文科，至上世纪90年代大学的合并潮，综合性院校成为公立大学发展目标的趋势一直没有改变。然而，形式上的恢复与实质性的文、理、工融合并不是一回事。

这里无意从理论上评判文、理科之间孰重孰轻。这个60多年前，英国物理学家、作家斯诺在“两种文化”的演讲中揭示的科学发展史上可能永远无法辨明的公案，还是留在理论界比较好。我们暂且将目光投向当下的现实。

从国内老牌理工院校恢复文科到综合性院校建设，其基本理念就是重新关注“人”的培养，本身是希望超越文理偏向的。用“复合型人才”命名，或以“综合素质”提高为目标，都是在阐明一个具备基本文化修养的“人”之培养的重要。而从根本上说，提高全民的综合素质也是公立大学最基本的社会责任和社会义务。

公立大学恢复或发展为综合性大学，也是希望借此构建管理上的综合性思维。然而，实际情况却是“理工强校”的思维依旧坚挺，且在当下专业化程度加深、专业日渐细化的客观条件下得到进一步强化。

这几年，难以令人信服的国内外各类“大学排行榜”，因为不断加大传播和公关力度而让一些大学的管理者趋之若鹜。“大学排行榜”明显有利于理工专业的评价指标，也让执着于政绩和功利者找到了迅速提高学校排名的“捷径”。而文科，特别是无法产生“短平快”效应的人文学科和基础学科，得不到同等的对待则成了必然。

因此，即便是经过40多年的发展，恢复文科后的老牌理工院校，其文科在国内的影响力也难以达到1952年“院系调整”前的水平。一些原来以文科见长的高校在与理工院校合并后，其文科专业的历史优势也被新兴的理工专业的即时效应所抑制，从而呈现下降趋势或者被边缘化。

综合性思维未能形成，说明体制上的综合只是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战略的第一步，相比之下，观念的改变、战略的细化和执行更能决定战略的实际效果。而高等教育发展战略也需要有连续性并相对稳定。既然就本质而言，公立大学是为了提高国民的整体文化素养而设，它就要尽可能地做到文理融合，而不是以片面鼓励新的“中”字头的行业性大学和理工类的专业型大学的创设来自我否定。

退一步说，当年老牌理工院校文科建制的恢复，排除了多少阻力、历尽了多少艰辛才走到现在；上世纪90年代的大学合并，经过了多少年磨合、无数次阵痛，才形成如今的规模。常言说：“行百里者半九十。”此时，或许只有坚守综合性，继续文理融合、协调发展的步伐，才能体现教育家的明智抑或睿智。

再看福耀科技大学，它预备开设的学科专业瞄准的都是国内外科技发展的热门。这一倾向给人的启示是，民营企业或企业界因为最了解行业现状和需求，并能直接解决毕业生的就业问题，较之行政主导的公立大学，更适合创办行业性大学和理工类的专业型大学。

民办高校向行业化和专业性发展，不仅是对公立大学的一个补充，也有利于公立大学腾出手来解决目前教育功能的弱化问题，因而间接地促进了公立大学展示其综合性和文理融合的特性。

总之，公立与民办各有分工、彼此促进，才是高等教育整体发展战略应有的追求。

（作者系苏州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