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说的葫芦岛，并不是地图上那座东北的滨海之城，而是位于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腊县勐仑镇一个三面环江的小岛。20世纪50年代末，著名植物学家蔡希陶带领一帮年轻人，与毒虫猛兽为邻，披荆斩棘，“双手劈开葫芦岛”，中国科学院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以下简称植物园）由此诞生。
2021年是蔡希陶先生诞辰110周年，人们聚集到植物园那座以蔡希陶先生为原型的雕塑前缅怀老先生，感悟科学家精神。人群中，一张张青春洋溢的脸孔引人注目。植物园现有的279名专业技术人员中，70后有17人，80后有16人，青年科学家约占总数的12%。老一辈科学家开辟的事业正在交到青年人手上，他们是葫芦岛上的“接棒人”。
“要问我对哪次野外科考印象最深，我的回答是每一次”
“要问我对哪次野外科考印象最深，我的回答是每一次。”说这话的人名叫谭运洪，是植物园植物多样性与保护研究组组长，瘦削的脸颊上布满胡茬儿。谭运洪在植物分类学方面是青年科学家中的“大哥”，从2014年开始，他带领团队每年两次赴东南亚地区进行野外科考，每次平均一个月左右，最长的一次在深山老林里待了50多天。
“蔡老传奇的一生，始终与野外科考相伴，他翻山越岭，采集了10多万份标本，揭开‘云南植物王国’的面纱，为国家寻找战略急需的橡胶树，蛮荒之地上开建国内一流的植物园……”说起前辈的历史，谭运洪如数家珍，“这种精神一直支撑着我们，每次在野外工作，我们晚上宿营时，都会围坐在一起，你一句、我一句，回想蔡老他们当年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搞科研，我们现在没有理由不坚持下去。”
“送粮食去了。”每次去往东南亚山林，谭运洪和伙伴们都要这样自我揶揄一番。
“给谁送粮食？”
“蚂蟥啊！”
东南亚一带蚂蟥之多，就连谭运洪这样在国内被蚂蟥咬过多次的人也觉得匪夷所思。一次，谭运洪在丛林中小憩，迷糊间觉得腿上一阵瘙痒，情急之下，脱掉裤子，用力一抖，发现双腿从上至下都沾满蚂蟥，连脑袋上也有，一扯头发，就是好几条。事后，谭运洪略微数了一下，足足有上百条。
“最可怕的还不是蚂蟥，而是那种细小的蜱虫。”谭运洪说起蜱虫时仍然心有余悸，“一旦被蜱虫咬伤，如果它带有病毒，刚开始人会出现发热症状，随后周身疼痛，如果得不到及时救治，就会有生命危险。”
尽管如此，谭运洪和伙伴们已在东南亚的山林里坚持了7年，累计发现新物种700多种。
而在国内，虽然科考条件已今非昔比，但这些青年科学家们仍在不少地方留下了惊险的瞬间。生物多样性异常丰富的独龙江地区就是其中之一。植物园哀牢山生态站负责人范泽鑫研究植物年轮与气候变化的关系，2006年7月，他赴独龙江进行科考，沿路多处出现塌方，滚落的巨石将路面砸出深坑，车从山顶盘旋而下，路陡峭逼仄得让在乌蒙山长大的范泽鑫“生平第一次感到恐惧，根本不敢从车窗往外看”。
到了乡里，范泽鑫发现当地不能安顿，只好又搭乘货车折回高黎贡山的垭口，最后找了一处护林站落脚，连续几天煮方便面，就火腿肠，在密林里开展采样。7月的高黎贡山，夜里寒气逼人，范泽鑫在地上铺块塑料布就囫囵睡过去。此行以及随后几次的独龙江考察，都是范泽鑫科研道路上的经验积累，始终令他难忘。
“要把植物化无用为有用，也要把我们自己化无用为有用”
“要把植物化无用为有用，也要把我们自己化无用为有用。”蔡希陶先生对科研和人生的这句感悟，植物园的青年科学家们都耳熟能详。半个多世纪过去了，今天的年轻人还会面对当年人们对老先生提出的那个疑问：你们成天拨弄这些花花草草，到底有什么用？
“蔡先生说，他从事植物研究，并非天生对植物有什么兴趣，和老先生相似，我研究榕树与榕小蜂的关系，并不是因为虫子对我来说有什么特别的。老实说，上大学的时候，我的昆虫学是学得最差的。”植物园森林生态学家彭艳琼笑着说，“我们科研的目的，就是要弄清楚森林生态规律，找到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法，为人们提供更和谐、更健康的生态环境，传承的就是用植物学知识服务人民的理念。”
如今的彭艳琼对昆虫学如数家珍，走上科研的道路，除了受探究自然奥秘的好奇心牵引，更多的是由于国家和社会的需要。这些年，彭艳琼踏足过雷区，从事当年因战事被耽误的昆虫本底的调查，在广西、海南的农林交错区进行昆虫多样性的调查，这些工作都直接关乎当地农业生产和农民的生计。作为一个高二学生的母亲，多年来，彭艳琼和植物园的大部分科技人员一样，家人、孩子在昆明，自己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守在植物园，这是他们生活的常态。
植物园从建园那天起，就是为了去寻找国民经济需要的物资和原料，这个初心至今未改。当年，老先生们为云南的少数民族兄弟发掘、研究和开发了众多的粮、油、药等资源。2016年加入植物园的徐鹏，从事的便是热带稻种保护与遗传改良研究，在全球干旱加剧和粮食供应趋紧的当下，曾经被普遍“嫌弃”的陆稻，其作用和价值愈发凸显。
“1公斤水稻的耗水量是3到5吨，人力投入很高，大面积水田所释放的甲烷也存在一定污染。相较之下，陆稻具有绿色、清洁和安全的优点，关键是能提高产量和品质。”坚守了近20年，终于等来陆稻的“高光时刻”，徐鹏难掩兴奋。
徐鹏和团队一直在搜集、发掘云南丰富的稻种资源和少数民族同胞积累的种植经验，近5年来，育成系列陆稻新品种并累计推广200余万亩。徐鹏和他的团队还深入黄淮海平原、甘肃、新疆等地，陆稻推广成效令人鼓舞。他们也已走出国门，与周边国家的人民分享起“中国经验”。
“我们培植的是多年生的‘植物’，不是一年生的‘植物’”
都是学有所成的博士，都是心气正高的年轻人，植物园靠什么把他们凝聚在一个小岛上接续奋斗？植物园的“当家人”、现任主任杨永平的回答是：“我们培植的是多年生的‘植物’，不是一年生的‘植物’。”杨永平解释说，葫芦岛真正的力量就在于传承、尊重，不论你从哪里来、从事什么研究、在哪个岗位，我们首先从内心里相信你能干，而且能干好；同时，我们也从工作、生活等方面当好大家的“后勤部长”。没了后顾之忧，信任自然会给人带来动力，于是就有了“不待扬鞭自奋蹄”的景象。
这就不难理解，徐鹏刚调入植物园发现考核周期居然是4年时的那份惊喜，范泽鑫他们跋涉在哀牢山时，哼唱着植物园园歌的那份悸动，还有一年到头在路上的彭艳琼会脱口而出，“人若有梦想，干活儿就不累”。
“蔡老一辈子只读了一年大学，基本靠刻苦钻研，自学成才，因此他深信人才是在科研实践中成长起来的，这个理念带动造就了植物园不拘一格培养人才的传统。”胡彦如就是这一传统的受益者，85后的他现任中国科学院热带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重点实验室主任，“植物园看重的是真才实学，在科研上做出贡献，并不唯学历、唯留洋、唯获奖，这就形成一种人人求实向上的氛围，特别吸引青年人。”
山东小伙星耀武曾先后留学瑞士和美国，具有分子系统学、生物地理学和古植物学、古气候学的多学科背景，目前正结合分子与化石证据，探索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如横断山区生物多样性分布状况以及演变历程，“植物园鼓励创新、容错的气氛对我这种习惯于批判性思考的人很重要。”星耀武认为，前辈们囿于当时的科研条件对于某些生物多样性现象提出过一些假说，而现在，他和同事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运用最前沿的理论和最新的技术手段予以验证和发展。“这是科学意义上的继承，我想这也是前辈们乐于看到的。”星耀武说。
40多年前，作家徐迟在以蔡希陶为主人公的报告文学《生命之树常绿》中设想的葫芦岛的景象，如今已化为了现实：“西双版纳正在做的工作，将如蒲公英的带冠毛的小果一样远飞高扬，到东南亚，到刚果河和亚马孙河浓郁的热带雨林和世界上的其他的森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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