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被谣传赴美工作、年薪1.2亿美元，“研究成果归美国”： |
| “失意博士”刘本良：我是科研界变异分子 |
刘本良不是一个不快乐的人。
人到中年，手握博士文凭却无业在家，“每天接送孩子”之余，搞搞自己的研究——也没有专门的实验室，就在家中一隅，一台电脑而已。
即使这样，他的研究“经费”，一度都要靠妻子工作和老父打零工接济。更尴尬的是，他研究的东西，大多数人并不理解，甚至有人觉得他“走火入魔”了，成了“民科”。
这样的窘况，常人怕是难以忍受。但他却能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到巨大的快乐——近日，从“谣言风波”中脱身的刘本良在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说：“我做科研纯粹是出于个人的快乐，尽管我觉得自己的使命（解决能源问题，笔者注）与所有人有关，但这种快乐本质上是属于一个人的。”
他还表示，这种快乐与外人的评价无关。非议面前，他说：“别人给我评价越正面，我越煎熬。”
不久前，刘本良因2018年在参加求职真人秀节目《非你莫属》时只要月薪5000元，在网络上被包装成“失意博士”，继而被造谣其“已赴美发展，如今年薪1.2亿美元，研究成果只能属于美国了”。对此，刘本良觉得，谣言可憎，但更可怕的是炒作。
但他也明显感受到“有很大压力”：“前几年工作攒的积蓄也快花光了，要尽快把正在开发的算法做出来换成钱。”他告诉《中国科学报》：“应该能换一大笔钱，以后就可以招人一起研究了。”
刘本良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民科”吗？在走到今天之前，他经历了什么？以下为专访内容。
刘本良
本科提出“新理论”被怼，直言“发论文不过如此”
《中国科学报》：什么时候开始，对物理基础理论研究着迷的？
刘本良：刚上初中，物理老师就跟我说：“物理课一堂也不能落下，否则后面就再也学不会了。”我当时把这话奉为圭臬，生怕漏掉什么。后来我物理成绩一直都很好。
我在山大读的是材料工程类专业，但我去工厂走了一圈，发现对机械加工不感兴趣，觉得铸造工艺这种不是我的事，反而对书本上关于热力学原理、分子动力学这类的物理理论很爱学。
当时我们山大秦敬玉教授课题组，有一台高温液态X射线衍射仪——好像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台。可以简单理解为，X射线照射到液态高温的金属里，就可以看到物质的结构。从那时起，我觉得我不喜欢什么液态成型这类工程技术，偏偏喜欢钻研原子结构这种基本的东西。
读本科的时候，我提出过一种“层一致理论”，用来描述液态物质的“中程有序”（注：晶体结构中有“长程有序”、气体分子有“短程有序”）。我感觉这是一种新理论。但老师纠正我说，“你这不叫新理论，最多叫‘观点’，叫新理论那是在吹牛”，哈哈。
《中国科学报》：还记得哪位老师这么说你的吗？
刘本良：就是秦敬玉老师。
《中国科学报》：你做研究这么久，好像不爱发论文，或者说，不擅长于发论文。
刘本良：有时候是不想发，更多时候是懒得发。
我记得材料系有位女老师，她就是不喜欢发论文。她喜欢干的事情是去工厂解决实际问题。她总说评上副教授就挺好的了，没必要为了再去评教授发文章。现在想想，当时材料系的老师们都有大智慧，特别是相对我这样的“傻帽”来说。
《中国科学报》：所以在发论文这件事上，你其实是有点受这些老师影响？
刘本良：感觉是的。不过后来发生的一件事，直接打击了我发论文的积极性。
那会儿我在香港，做一个题目，想去研究出一种能把散射光变成直射光的材料——当然这种材料应该是不存在的，因为这违反了热力学第二定律。
但当时我不知道，就在脑子里产生了各种千奇百怪的想法。然而一天，我看到Nature上一篇文章，发现类似的想法不止我想过——已经有人想到了，还是一位知名教授，还发在了Nature上。我当时就想，怎么就这也值得发一篇Nature？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发论文不过如此。
喜欢做“不靠谱”的研究，但自觉“不是什么天才”
《中国科学报》：你最佩服什么样的科学研究？
刘本良：我就觉得真正的科研，是确确实实能够做出一些重大的、原始的发现来，是“根上”的研究。根据这个发现，其他人能够推算出好多细枝末节的东西，可以得到许多成果，发许多文章。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质能方程等就是这样的。
《中国科学报》：你是怎么选择你的研究课题的？
刘本良：人工智能领域有个特别有名的教授，他提出了反向传播算法。他曾经说：如果你选择了一个研究课题，别人都说不、而你觉得一定行，那么恭喜你，你选对了。
我特别认同这句话。所以，后来我尝试过做冷核聚变，别人都觉得这事儿不靠谱，我就是感兴趣。当然，我们已经知道最初的冷核聚变实验是有问题的，现在也不做了。不过，现在并不能排除未来新的物理知识发现后，实现冷核反应的可能性。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想到要去“解决能源问题”？
刘本良：其实我在大学期间，就想着能源问题肯定是全社会都要面临的大问题，当时就想，这种级别的问题，一定是值得我花大量时间去做的。
《中国科学报》：你觉得自己异于常人吗？
刘本良：小时候看到一个报道，说如果一个小孩能盯着一样东西半小时以上，这孩子可能是天才。后来我妈告诉我，我小时候盯着树叶啊什么的一看就半天，我那时就想我是不是这种“天才”。但后来的学习成绩告诉我，我应该不是（笑）。
我觉得我是有点擅长抽象思维和抽象思考，秦敬玉老师就觉得我这点很特别。多年后他还跟我开玩笑说，“你还应该再搞一些科研，你可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学生”。
凭着这份自我感觉良好，一步步引导着我走入了“歧路”。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说是“歧路”？
刘本良：后面吃了巨大苦头嘛。你看我现在混得这么惨。现在我都不敢跟秦老师联系，感觉没脸见他，啥也没做出来。
《中国科学报》：什么机缘让你后来到香港中文大学继续研究？
刘本良：这也是我当时路子比较野的一个做法。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就想着，我应该到国外读博士，然后就考了GRE。我们一起的几个同学申请了几个美国的高校，我申请了3个，都是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这样的名校，都把我拒了。
后来我就不申请美国高校了，因为申请费太贵了——我印象差不多100美元一个，改申请香港的学校。
去面试之后，我后来的导师要我了，就去港中文读书了。
刘本良2012年博士毕业于港中大 受访者供图
自嘲是“残疾人”：社会应支持“科研难民”
《中国科学报》：你似乎很难融入目前的科研体制？
刘本良：我其实是这样看的：如果放到100 年前，像我这样的是绝无可能长大成人的，即便侥幸长大可能也会穷得连裤子都没得穿。现在社会发展得已经非常好了，物质极大丰富，一袋面粉才100多块钱，所以不管多穷困，生活上总不至于受冻挨饿。而且如果出去工作一年，就足够吃好多年的，是不是？
所以，当有了这些基本的保障以后，这个社会其实就容许像我这样的人，不必进入所谓的“体制”之内了。说白一点，就是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不必搅和在一起。
《中国科学报》：所以你觉得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刘本良：没错。而且将来我们可能会看到，当社会资本更丰富之后，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
《中国科学报》：现在也有呼声，要去支持“非共识性研究”。但你说的这种，会让人觉得有些冒险吧？
刘本良：这样的冒险不值得吗？对于研究者来说，也是在冒险。比如我做10年失败了，一事无成，没关系，我40岁之后再干点别的。但我不后悔呀，我把人生最辉煌的一段时间，敢想敢干了最想做的事儿。
《中国科学报》：即便人到中年，依然落魄甚至贫寒，也不后悔么？
刘本良：我是这样，即便物质上很贫穷，但我精神上很满足。我觉得我就像念经的和尚一样，已经接近过很高的境界了。其实科研最重要的根本不是最后取得什么成果，我更看重的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拓展，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
《中国科学报》：但就你的处境而言，你自己也说，自己是背负着很大压力的。
刘本良：是的。所以我的动力其实是极强的。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有巨大吸引力的前景，另一方面是这种压力，迫使我要用最快、最有效的方法达成目标。
当然，我也觉得，我们在高校研究院所这类机构之外，应该有这样一种“救济体系”，就像以前救济贫困人口一样，救济一下我们这样的“科研难民”。话说回来，我觉得我也算某种意义上的“残疾人”了。
走火入魔？我只是“变异分子”
《中国科学报》：现在找到解决能源问题的门路了吗？
刘本良：可以说已经初窥门径了。大概16/17年我回归本源——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电磁学，天天画磁滞回线，做了许多电磁学计算，这些工作突然有一天启发了我。这中间有量子驱动，涉及能量的产生、吸收和释放，需要不同的材料和体系。当然，最困难的是能够找到一个技术路径来实现。
《中国科学报》：理论可行和现实可行之间可能隔着千山万水。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穷尽一生都不能实现目标？
刘本良：我觉得这没问题。
就像钓鱼那样，钓一条很大的鱼。你总想跟大鱼搏斗一下，这过程中会需要耐心、消耗体力，然后证明“我很强壮”。即便我很弱小，但就是想证明思想的强大。实现不了？没关系。真正与大鱼搏斗的钓者，不会在意最后是否能与大鱼合影。
我现在感到，我用以解决能源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一门新的科学。我现在最好能赚一笔大钱——我正在写一个算法，我觉得能靠它变现——然后招徕一群聪明的脑袋，来一起研究，发展和完善这个理论。
《中国科学报》：现在网络上许多人觉得你的一些提法、想法有点不切实际，说你“走火入魔”了。你愿意回应一下吗？
刘本良：我觉得我们的科研生态中，有时候需要一些“变异分子”。
《中国科学报》：你把自己定义为“变异分子”？
刘本良：我虽然是学材料的，但我做算法、编程的能力也一直在发展。我讲一个基因算法——这个算法我从头到尾写过，也叫遗传算法。基因算法是这样，在求解组合优化问题时，不仅有选择运算、交叉运算，还有变异运算，要通过“变异算子”才能加速得到全局最优解。
所以我觉得科研生态也需要一些“变异算子”，像我这种，绝对是“变异算子”、 “变异分子”。
《中国科学报》：你看起来不担心别人怎么看你。
刘本良：我会想，如果你在做一个前卫的研究，一开始就不被理解和认可，才证明可能做对了。而且，当很多人反对的时候，我就特别清净；如果许多人追捧，我觉得那会很烦。说白了，别人给我评价越正面，我越煎熬。
我也有压力，压力主要来自孩子，他们在一天天长大。尽管我觉得赚钱不难，有时候也想努力赚一些钱，但凡事都有个先后主次。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的话，我还是宁愿把最好的青春用在尝试解决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上面。因为一个人愿意钻研的黄金期就是这十来年，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
刘本良不是一个不快乐的人。
(资料图)
人到中年，手握博士文凭却无业在家，“每天接送孩子”之余，搞搞自己的研究——也没有专门的实验室，就在家中一隅，一台电脑而已。
即使这样，他的研究“经费”，一度都要靠妻子工作和老父打零工接济。更尴尬的是，他研究的东西，大多数人并不理解，甚至有人觉得他“走火入魔”了，成了“民科”。
这样的窘况，常人怕是难以忍受。但他却能从自己的研究中得到巨大的快乐——近日，从“谣言风波”中脱身的刘本良在接受《中国科学报》专访时说：“我做科研纯粹是出于个人的快乐，尽管我觉得自己的使命（解决能源问题，笔者注）与所有人有关，但这种快乐本质上是属于一个人的。”
他还表示，这种快乐与外人的评价无关。非议面前，他说：“别人给我评价越正面，我越煎熬。”
不久前，刘本良因2018年在参加求职真人秀节目《非你莫属》时只要月薪5000元，在网络上被包装成“失意博士”，继而被造谣其“已赴美发展，如今年薪1.2亿美元，研究成果只能属于美国了”。对此，刘本良觉得，谣言可憎，但更可怕的是炒作。
但他也明显感受到“有很大压力”：“前几年工作攒的积蓄也快花光了，要尽快把正在开发的算法做出来换成钱。”他告诉《中国科学报》：“应该能换一大笔钱，以后就可以招人一起研究了。”
刘本良是怎样的一个人？他是“民科”吗？在走到今天之前，他经历了什么？以下为专访内容。
刘本良
本科提出“新理论”被怼，直言“发论文不过如此”
《中国科学报》：什么时候开始，对物理基础理论研究着迷的？
刘本良：刚上初中，物理老师就跟我说：“物理课一堂也不能落下，否则后面就再也学不会了。”我当时把这话奉为圭臬，生怕漏掉什么。后来我物理成绩一直都很好。
我在山大读的是材料工程类专业，但我去工厂走了一圈，发现对机械加工不感兴趣，觉得铸造工艺这种不是我的事，反而对书本上关于热力学原理、分子动力学这类的物理理论很爱学。
当时我们山大秦敬玉教授课题组，有一台高温液态X射线衍射仪——好像是当时全国唯一的一台。可以简单理解为，X射线照射到液态高温的金属里，就可以看到物质的结构。从那时起，我觉得我不喜欢什么液态成型这类工程技术，偏偏喜欢钻研原子结构这种基本的东西。
读本科的时候，我提出过一种“层一致理论”，用来描述液态物质的“中程有序”（注：晶体结构中有“长程有序”、气体分子有“短程有序”）。我感觉这是一种新理论。但老师纠正我说，“你这不叫新理论，最多叫‘观点’，叫新理论那是在吹牛”，哈哈。
《中国科学报》：还记得哪位老师这么说你的吗？
刘本良：就是秦敬玉老师。
《中国科学报》：你做研究这么久，好像不爱发论文，或者说，不擅长于发论文。
刘本良：有时候是不想发，更多时候是懒得发。
我记得材料系有位女老师，她就是不喜欢发论文。她喜欢干的事情是去工厂解决实际问题。她总说评上副教授就挺好的了，没必要为了再去评教授发文章。现在想想，当时材料系的老师们都有大智慧，特别是相对我这样的“傻帽”来说。
《中国科学报》：所以在发论文这件事上，你其实是有点受这些老师影响？
刘本良：感觉是的。不过后来发生的一件事，直接打击了我发论文的积极性。
那会儿我在香港，做一个题目，想去研究出一种能把散射光变成直射光的材料——当然这种材料应该是不存在的，因为这违反了热力学第二定律。
但当时我不知道，就在脑子里产生了各种千奇百怪的想法。然而一天，我看到Nature上一篇文章，发现类似的想法不止我想过——已经有人想到了，还是一位知名教授，还发在了Nature上。我当时就想，怎么就这也值得发一篇Nature？从那以后，我就觉得，发论文不过如此。
喜欢做“不靠谱”的研究，但自觉“不是什么天才”
《中国科学报》：你最佩服什么样的科学研究？
刘本良：我就觉得真正的科研，是确确实实能够做出一些重大的、原始的发现来，是“根上”的研究。根据这个发现，其他人能够推算出好多细枝末节的东西，可以得到许多成果，发许多文章。比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质能方程等就是这样的。
《中国科学报》：你是怎么选择你的研究课题的？
刘本良：人工智能领域有个特别有名的教授，他提出了反向传播算法。他曾经说：如果你选择了一个研究课题，别人都说不、而你觉得一定行，那么恭喜你，你选对了。
我特别认同这句话。所以，后来我尝试过做冷核聚变，别人都觉得这事儿不靠谱，我就是感兴趣。当然，我们已经知道最初的冷核聚变实验是有问题的，现在也不做了。不过，现在并不能排除未来新的物理知识发现后，实现冷核反应的可能性。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想到要去“解决能源问题”？
刘本良：其实我在大学期间，就想着能源问题肯定是全社会都要面临的大问题，当时就想，这种级别的问题，一定是值得我花大量时间去做的。
《中国科学报》：你觉得自己异于常人吗？
刘本良：小时候看到一个报道，说如果一个小孩能盯着一样东西半小时以上，这孩子可能是天才。后来我妈告诉我，我小时候盯着树叶啊什么的一看就半天，我那时就想我是不是这种“天才”。但后来的学习成绩告诉我，我应该不是（笑）。
我觉得我是有点擅长抽象思维和抽象思考，秦敬玉老师就觉得我这点很特别。多年后他还跟我开玩笑说，“你还应该再搞一些科研，你可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学生”。
凭着这份自我感觉良好，一步步引导着我走入了“歧路”。
《中国科学报》：为什么说是“歧路”？
刘本良：后面吃了巨大苦头嘛。你看我现在混得这么惨。现在我都不敢跟秦老师联系，感觉没脸见他，啥也没做出来。
《中国科学报》：什么机缘让你后来到香港中文大学继续研究？
刘本良：这也是我当时路子比较野的一个做法。我在读本科的时候就想着，我应该到国外读博士，然后就考了GRE。我们一起的几个同学申请了几个美国的高校，我申请了3个，都是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这样的名校，都把我拒了。
后来我就不申请美国高校了，因为申请费太贵了——我印象差不多100美元一个，改申请香港的学校。
去面试之后，我后来的导师要我了，就去港中文读书了。
刘本良2012年博士毕业于港中大 受访者供图
自嘲是“残疾人”：社会应支持“科研难民”
《中国科学报》：你似乎很难融入目前的科研体制？
刘本良：我其实是这样看的：如果放到100 年前，像我这样的是绝无可能长大成人的，即便侥幸长大可能也会穷得连裤子都没得穿。现在社会发展得已经非常好了，物质极大丰富，一袋面粉才100多块钱，所以不管多穷困，生活上总不至于受冻挨饿。而且如果出去工作一年，就足够吃好多年的，是不是？
所以，当有了这些基本的保障以后，这个社会其实就容许像我这样的人，不必进入所谓的“体制”之内了。说白一点，就是你玩你的，我玩我的，不必搅和在一起。
《中国科学报》：所以你觉得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
刘本良：没错。而且将来我们可能会看到，当社会资本更丰富之后，我觉得像我这样的人会越来越多。
《中国科学报》：现在也有呼声，要去支持“非共识性研究”。但你说的这种，会让人觉得有些冒险吧？
刘本良：这样的冒险不值得吗？对于研究者来说，也是在冒险。比如我做10年失败了，一事无成，没关系，我40岁之后再干点别的。但我不后悔呀，我把人生最辉煌的一段时间，敢想敢干了最想做的事儿。
《中国科学报》：即便人到中年，依然落魄甚至贫寒，也不后悔么？
刘本良：我是这样，即便物质上很贫穷，但我精神上很满足。我觉得我就像念经的和尚一样，已经接近过很高的境界了。其实科研最重要的根本不是最后取得什么成果，我更看重的是人的精神世界的拓展，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
《中国科学报》：但就你的处境而言，你自己也说，自己是背负着很大压力的。
刘本良：是的。所以我的动力其实是极强的。一方面是因为这种有巨大吸引力的前景，另一方面是这种压力，迫使我要用最快、最有效的方法达成目标。
当然，我也觉得，我们在高校研究院所这类机构之外，应该有这样一种“救济体系”，就像以前救济贫困人口一样，救济一下我们这样的“科研难民”。话说回来，我觉得我也算某种意义上的“残疾人”了。
走火入魔？我只是“变异分子”
《中国科学报》：现在找到解决能源问题的门路了吗？
刘本良：可以说已经初窥门径了。大概16/17年我回归本源——我在香港中文大学研究电磁学，天天画磁滞回线，做了许多电磁学计算，这些工作突然有一天启发了我。这中间有量子驱动，涉及能量的产生、吸收和释放，需要不同的材料和体系。当然，最困难的是能够找到一个技术路径来实现。
《中国科学报》：理论可行和现实可行之间可能隔着千山万水。你有没有想过，你可能穷尽一生都不能实现目标？
刘本良：我觉得这没问题。
就像钓鱼那样，钓一条很大的鱼。你总想跟大鱼搏斗一下，这过程中会需要耐心、消耗体力，然后证明“我很强壮”。即便我很弱小，但就是想证明思想的强大。实现不了？没关系。真正与大鱼搏斗的钓者，不会在意最后是否能与大鱼合影。
我现在感到，我用以解决能源问题的背后隐藏着一门新的科学。我现在最好能赚一笔大钱——我正在写一个算法，我觉得能靠它变现——然后招徕一群聪明的脑袋，来一起研究，发展和完善这个理论。
《中国科学报》：现在网络上许多人觉得你的一些提法、想法有点不切实际，说你“走火入魔”了。你愿意回应一下吗？
刘本良：我觉得我们的科研生态中，有时候需要一些“变异分子”。
《中国科学报》：你把自己定义为“变异分子”？
刘本良：我虽然是学材料的，但我做算法、编程的能力也一直在发展。我讲一个基因算法——这个算法我从头到尾写过，也叫遗传算法。基因算法是这样，在求解组合优化问题时，不仅有选择运算、交叉运算，还有变异运算，要通过“变异算子”才能加速得到全局最优解。
所以我觉得科研生态也需要一些“变异算子”，像我这种，绝对是“变异算子”、 “变异分子”。
《中国科学报》：你看起来不担心别人怎么看你。
刘本良：我会想，如果你在做一个前卫的研究，一开始就不被理解和认可，才证明可能做对了。而且，当很多人反对的时候，我就特别清净；如果许多人追捧，我觉得那会很烦。说白了，别人给我评价越正面，我越煎熬。
我也有压力，压力主要来自孩子，他们在一天天长大。尽管我觉得赚钱不难，有时候也想努力赚一些钱，但凡事都有个先后主次。如果再让我选择一次的话，我还是宁愿把最好的青春用在尝试解决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上面。因为一个人愿意钻研的黄金期就是这十来年，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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