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鼓励综合性一流大学办教育学？对话丁奎岭代表

科技、教育、人才议题在2023年全国两会上备受瞩目。

政府工作报告在回顾过去五年工作时提到，深入实施“强基计划”和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建设288个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报告还提出，发挥好高校、科研院所作用，支持新型研发机构发展。

3月10日，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记者专访了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站在新起点上，丁奎岭强调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一定要持续筑牢基础研究和人才基础这“两个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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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当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基础研究方面应该做好“三个区”。同时，他建议国家在顶尖大学和一流研究机构试行优秀博士后留学计划，并进一步支持和鼓励在综合性一流大学里办教育学，为培养拔尖基础教育的教师做更多探索。

【以下是与丁奎岭的对话】

澎湃新闻：作为来自高校的全国人大代表，2023年全国两会，您对政府工作报告中哪些内容印象最深？

丁奎岭：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国内生产总值五年年均增长5.2%，十年年均增长6.2%。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从2.1%提高到2.5%以上，基础研究投入占R&D（研究与试验发展）的6%以上，科技进步贡献率提高到60%以上。教育经费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每年都保持在4%以上等等。

国家发展靠科技，科技发展靠人才。站在这个新的起点上，我认为大学要持续筑牢“两个基础”， 第一是基础研究，第二是人才基础，争做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排头兵与先行者。

澎湃新闻：高校支撑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您提到基础研究的重要性，结合上海交大的实践探索，您认为当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应当如何做好基础研究？

丁奎岭：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我认为当前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在基础研究方面应该做好“三个区”。

一是“集中区”，主要指的是面向战略导向的体系化基础研究。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是助力国家综合实力提升最有效、最急迫的切入点与着力点。要“集中力量办大事”，瞄准“大科学”“大工程”问题，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如上海交大面向海洋强国战略，制定实施“大海洋”专项行动计划，建立“深海重载作业装备”集成攻关大平台，全力推进上海长兴岛海洋装备研究基地和“深远海全天候驻留浮式研究设施”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的落地，构建了从科学到工程、产业全链条系统化科研体系。

二是“自由区”，主要指的是面向前沿导向的探索性基础研究。前沿领域的自由探索是揭示自然奥秘、拓展人类的认知边界的重要途径，要打造新型的科技创新平台，“深挖”与“交叉”双管齐下，致力于产出具有前瞻性、颠覆性的原始性成果。上海交大在科技部、教育部、上海市的支持下，对接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聚焦世界科学前沿建设李政道研究所、张江高等研究院、变革性分子前沿科学中心等，汇聚了一批勇闯无人区、敢啃硬骨头的青年科技人才，已经产出了一批原创性成果。

三是“融合区”，主要指的是面向市场导向的应用性基础研究。要探索实践企业“悬榜”、高校“揭榜”，企业“出题”、高校“答题”的产学研融合的基础研究模式。通过与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发平台，共同设立产学研前沿探索基金等方式，面向未来推动中长期前沿科技研究和“卡脖子”技术基础科研攻关。如上海交大与宁德时代、国电投等头部创新企业共同构建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立了溥渊未来技术学院和智慧能源创新学院，将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有机的贯通起来，形成企业与高校相互增益的正循环。

澎湃新闻：人才是富国之本、兴邦大计。您也强调筑牢人才基础，对全社会以及整个教育体系来说，应如何培养拔尖人才？

丁奎岭：当前全球激烈的科技竞争背后说到底就是人才的竞争，创新驱动的实质是人才驱动，科技强国的实质是人才强国。要深刻认识到项目、平台、经费只是发挥人才效应的依托。找项目、找经费就是找人才，建学科、建平台就是建队伍，要在构建识才爱才敬才用才的制度体系与生态环境的同时，打造涵盖职业发展、子女教育、医疗保障、交通住宿的宜居宜业环境，让人才引得来、用得上、发展得好、无后顾之忧，进一步激发各类人才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在汇聚人才涓流的同时，还要注重“筑池挖井”，培养一批又一批有理想、有潜质的后备人才。对于大学来说，博士后是人才的“蓄水池”，要加大对博士后的支持力度，“扶上马、送一程”，为他们到国内外最顶尖大学或研究机构深造创造机会。

对于整个教育体系来说，基础教育是人才的“源头”。要持续提升基础教育教师的培养层次，以拔尖基础教育教师培养未来的拔尖人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人才培养的主体是师范教育，有我国独特的优势和特色。然而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我国基础教育教师的培养仍需不断强化。

澎湃新闻：多次谈到基础研究、人才基础、基础教育的重要性，2023年全国两会上，您将就此提出相关建议吗？

丁奎岭：主要有两点建议，一是建议国家在顶尖大学和一流研究机构试行优秀博士后留学计划，改变已有的资助方式，将博士后基金直接依托高校或者研究机构，把派出权利交给培养单位，为博士毕业生能够进入国际顶尖实验室探索一条新路。

二是建议国家能进一步支持和鼓励在综合性一流大学里办教育学，为培养拔尖基础教育的教师做更多探索，为基础教育发展注入新动能。

这里有组数据，2020年全国初中专任教师研究生学历比例为4.0%，普通高中教师研究生学历比例为11.5%，远低于欧美发达国家50%以上的比例。而发达国家的一流大学（包括综合性大学）有70%左右开办教育学专业。

发挥高水平综合性大学的学科与人才优势，可以为探索培养综合素质高、创新能力强、能引领教育改革发展、带动区域教师素质提升的拔尖教师走出一条新路。上海交大在这方面做了积极探索，两年前率先成立了教育学院。选拔来自综合性大学、有志于从事基础教育的优秀毕业生，由教育专业导师、学科导师和教学实践基地导师组成联合导师队伍，改变传统教育学研究生培养方案，探索高水平综合性大学举办教师教育的新模式。

（原题：为何鼓励综合性一流大学办教育学？对话全国人大代表丁奎岭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