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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网传一苏姓女博士答辩视频引发“学术妲己”话题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她疑似介入导师婚姻并在导师的帮助下获发一系列高水平论文（包括作为共同第一作者在顶刊Nature上发文），最终进入四川大学2023年教学科研岗选聘人员公示名单。此事在网上发酵以后，该女博士就读的华南理工大学与求职的四川大学随即启动了调查程序，目前调查结论还未公布。虽然真相尚不得而知，但关于此事讨论的热度不减，是有其深层次原因的。
回想当年，我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瘦了整整六斤，原因是完全不运动，每天伏案、久坐、熬夜，集齐了所有不健康的生活方式。高强度的写作使得我寝食难安，每个凌晨躺在床上都思绪万千，久久无法入睡，头脑中不断地闪回论文内容，突然蹦出思路就要立即开灯记下来，不然就会担心一觉醒来记忆被清空，所以床头始终放着纸和笔，有时候一晚上要开灯关灯数次，本来就不充足的睡眠碎成了渣。
然而，拿出合格的博士论文只是获得博士学位的条件之一，对于不少高校来说，都对博士生有在读期间于学术期刊发表论文的要求，具体要求因校而异。我当年写作博士论文的同时还有一篇期刊论文迟迟未有发表出来，眼见申请学位的日子越来越近，心中的焦虑与日俱增，好不容易等到了外审意见，还要按照评审专家的意见继续修改，然后再次提交评审。
与此同时，作为一名全日制博士生，还要面临找工作的问题。博士的就业方向大多为高校或者科研院所，如果叠加地域、专业等因素，可选择余地是比较小的。因此，我当年最窒息的时刻就是博士论文写作、期刊论文修改以及几所高校面试并行处理的时刻。博士论文怕通不过，期刊论文怕发不了，找工作怕没offer。但凡摊上其中任何一条，就会使得几年的苦读付之东流。
这大概就是“学术妲己”现象持续引发热议的原因，目前网络爆料显示当事人在上述三个维度不但没有任何后顾之忧，并且获得了远超大多数同仁的资源与机会——一方面，Nature是许多科研人员终其一生都没有机会发表论文的顶级刊物，作为西部地区首屈一指的双一流大学，四川大学的教职也是人们想都不敢想的选项，何况还是副高级教职，对于绝大多数应届毕业的博士来说绝无可能。但另一方面，从网络披露的博士论文答辩现场视频来看，其博士论文的写作质量不尽如人意，存在不少问题。这种强烈的反差引发了巨大的社会不满，也成为了该博士与其导师的关系被指控的导火线。
两人的关系成为热议焦点并不仅仅因为爆料人关于其“介入家庭、破坏婚姻”的指控，而是因为这段关系具有学术不端、利益输送的嫌疑，这就是为什么不少人指出不能只批判“学术妲己”，也要批判“学术纣王”的原因。虽然目前两校的调查结论尚未出炉，但作为现象的“学术纣王”是真实存在的，该现象的形成不仅与个体私德相关，更与整个学术场的评价体系与权力关系相关。
发表论文之所以具有利益输送的可能，一方面，因为申请学位、获得教职、聘期考核、职称晋升等科研大事均有发表论文的要求，然而，僧多粥少，加之期刊被分为三六九等，发表的要求与日俱增，但发表的机会却日渐渺茫；另一方面，也因为与科研人员的前途命运深度捆绑，期刊会具有提升影响因子、提升等级的动机，部分期刊也会据此扩大寻租空间，在这种情形下，导师与学生的论文发表难度是完全不同的，这个难度不完全取决于文章质量，还取决于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
2020年，科技部、财政部发布了《关于破除科技评价中的“唯论文”不良导向的若干措施（试行）》，该文件的重要意义在于不是破除论文本身的价值，而是破除以论文为中心形成的自足的利益体。但它的难点也在这里，从表面看，破除“唯论文”是一个科研评价问题，其背后实际上是一个权力关系问题。在一个理想健康的学术生态中，各类学术资源应该是不断流动的，人人都有出彩的机会，但在现实中，学术的权力化会使得只有与权力做交易的人才能有机会。
也正因为如此，“学术妲己”和“学术纣王”的问题才会引发关注，因为它们显示出基于交易与变现的学术路径。对于绝大多数普通科研人员而言，“一手是指标，一手是拒信”是常态。“学术妲己”轻而易举得到的各类资源可能是大量普通科研人员的殚精竭虑、终日劳作也难以获得的，这无疑是一种不公平。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苏姓博士与她的导师之间的故事究竟如何不是最重要的，更重要的在于此类叙事所反映出来的现象需要正视和改变。如何使得学生与导师之间的关系健康化，如何尊重和保护普通科研人员的劳动，如何斩断一环扣一环的利益链条，关乎整个学术生态的健康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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