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深海的鱼都是瞎子,沙漠里的动物都很耐渴一样,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很大程度上是由我所处的环境,而不是由我的所谓本性决定的。
——胡安焉《我在北京送快递》
文 / 巴九灵(微信公众号:吴晓波频道)
(资料图片)
偌大的剧院舞台上,坐着三个人。左边的穿着深色西装,高举话筒面向镜头侃侃而谈,穿牛仔蓝衬衣的“C位”一手扶着膝盖,一手半举话筒,扭头看着发言那位。最右边穿红色棉质短袖的男人,双手紧握话筒,抿嘴低头看地,仿佛台上一切与他无关。
图源:新周刊
这是小巴第一次见到胡安焉,在新周刊举办的刀锋图书奖活动照上,他作为《我在北京送快递》一书的作者接受采访。 紧张、不安、游离的状态被定格。
第二次是在吴晓波频道视频号直播间里,网络那头,他依旧穿着那件红色棉质短袖,寸头,因为被有线耳机限制了活动范围,胡安焉在连线画面中的脑袋靠镜头特别近。
当主持人提到往期直播嘉宾提供的封面照都是高清、大图的形象照,而他给的却是穿着快递员工作服在电梯的自拍时,胡安焉咬着嘴唇缓缓低下头,年过四十的他,像个做错事的孩子。
内心脆弱,是第二面的印象。
这场直播后的第四天晚上7点10分,我敲响了胡安焉的家门。迎接我的仍是那件红色短袖,只不过那天成都降温,他在外面穿了黑色棉马甲。
我递上酒店楼下买的水果,他递来鞋套,从门口一闪而过的黑影和胡安焉支支吾吾的话语中得知,他和妻子养了一只猫,他们刚拖过地。
在他家沙发上坐定,茶几对面的胡安焉给我看了他手机的备忘录,上面记录当天午饭吃什么,除此之外,便是每一天跟哪家媒体约了何种形式的对谈。
他说这一个多月,自己线上接待的媒体得有八九家,而我是第一个去家里“抓”他的。
胡安焉是谁?
他在新书扉页上对自己的介绍是“打工人,创作者”。
1999年中专毕业,而后辗转于北京、上海、广东、广西、云南,做过快递员、便利店店员、保安,开过女装店、鸭货店……20年间,胡安焉换了19份工作。
胡安焉在北京 图源:受访者
2020年,他将自己在物流公司做夜班拣货工人的经历写成随笔发上网,没想到一炮而红,全网阅读量超百万,各大公众号争相转载,2020年4月,文学机构“副本制作”的两位编辑联系上胡安焉,跟他约稿。
一个灵活用工人,又多了一重新身份:创作者。
今年3月,记录了他大部分工作经历的作品集《我在北京送快递》出版,截至4月29日,豆瓣评分:8.5。
“当失业快递员开始写作”“底层劳动者拿起笔”……在见到胡安焉之前,网上能搜到的信息大多如此描述他,这观感就像山区的孩子考上清华,充满惊喜、欣慰,对他的文字也带有更多宽容。
但他家中的一个小房间内,成箱成箱的书堆满了上下铺,每个箱子上都标有作者国别。
卧室、书房……只要是桌面,都整整齐齐码着书本。 他说自己并不是毫无写作经验的素人,面对常人的误解,他有些无奈,那些善意的包容,也令他感到有些羞愧。
胡安焉卧室里成箱的书 图源:小巴拍摄
“人们总会认为一个人有文化,就不会去干重体力活,因此以更低的标准看我的文章,认为我是个没受过什么教育、一直从事体力活、把写作当成爱好又有些天赋的人。”
胡安焉微微有些皱眉,“但实际上我直到近几年才干重体力活,我有大专文凭。 另外写作这件事其实09年就开始了,这距离写下夜班拣货的工作经历已过去11年,并不是写作小白。 ”
将写作当成爱好,胡安焉早年间会在豆瓣发一些随笔、短篇小说,因为没有关注度,就一直没注意要关闭“打赏”按钮。直到在物流公司做夜班拣货工人的随笔火了,他突然收到二百多人的打赏,加起来约有一千五百多元。
“受之有愧啊。”提起那一天,胡安焉依然难以释怀,“其实我当时有积蓄,有工作,平均月收入在七千元左右,公司也给我买了五险。 但那些打赏我的人,他们可能是学生拿着父母给的生活费,可能生活在二三线城市,收入还没我高。这样的打赏源自误解,让我感到非常羞愧。”
因记录打工经历走红,又以打工经历出书,当我询问他频繁的换工作、辗转多座城市,是否为了寻求写作素材时,胡安焉连说三个“不”字。
在他的书中,有这样一句话: “就像深海的鱼都是瞎子,沙漠里的动物都很耐渴一样,我是一个怎样的人,很大程度上是由我所处的环境,而不是由我的所谓本性决定的。”
在他心里,这些经历带来的更多是情绪崩溃。
比如送快递的日子里,当被蛮不讲理的客户投诉,他说自己也有过把客户车子砸烂的怒气冲动,那冲动就像一根钢缆绷断后疯狂地反弹,不顾一切地反噬身后的压力,发泄对世界的不满。
当价值上千元的快件被偷时,他形容自己像被一列火车迎头撞翻在地,精神上再也爬不起来,毫无意识地麻木送完接下去的一家又一家。
在他的眼中,工作是一个失去自我的过程,人们不得不将自己融入社会,变得同质化和零件化,而写作恰恰相反。
无论是小说抑或工作经历,都带有鲜明个人标识:“在这个过程中,就能了解自己本身到底是怎样的,再将它以作品的形式投射出来。 相对于工作而言,创作能让我获得更大的存在感,而不是顺从社会的兼容。 ”
至于频繁换城市,完全源于大多数人都好的“面子”。
“因为我不擅长与人打交道,也不擅长面试,工作一直不太理想。即便30岁了,当时的我依旧无法坚强到完全无视外界眼光,还是会下意识想躲。在广州,碰到以前的同事同学的概率很大,躲无可躲,所以才会出来,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胡安焉缓缓叙述着自己在大理开店,与同事们互不相熟,可以重新开始的经历。眼神终于不再飘忽不定,而是看着我微笑。
他似乎没有我刚进门时那么紧张了,他的小猫也从沙发底下钻出来,开始全方位“监控”我。
胡安焉的猫 图源:小巴拍摄
“它叫花栗子,是一年多前我妻子领养来的。”看我的目光总被上蹿下跳的小猫吸引,胡安焉笑着介绍,并看了眼坐在他身侧的妻子。
在随后的近三个小时对谈中,胡安焉总共侧头看了他妻子47次。
这个戴着眼镜的瘦小女人一直安静坐在胡安焉侧后方的位置,或是低头摆弄手指,或是在听到丈夫回答时抿嘴轻笑。我问她怎么称呼,顿了几秒,轻轻吐出一个“何”字,那就叫她何姐吧。
何姐确实内向,我几次想让她也参与聊天,都以失败告终。胡安焉会时不时回头查看妻子状态,或伸手握住她搅动的手指:“她紧张的时候就会有这些肢体动作。”
从胡安焉的描述中得知,他们相识于黑蓝文学论坛,如今二人都是自由创作者。
其实早在出发去胡安焉家之前,他就给我发了条长信息,说屋子小,他妻子没地方避,说他妻子很内向,也是写小说的,希望我不要介意。
自疫情开始,夫妻二人就没再工作,2021年9月,两人从北京回到妻子的家乡成都定居,在青羊区花1800元/月租了一套60平的小屋,两人一猫共同生活。
这四年里,他们安心创作,但创作并没有为其带来太多收入。
“我们没有全职写作,没有更多考虑发表出版,因为想要一个更自由的创作空间。 我觉得比起职业作家,现在自由写作的状态更符合我们的意愿,是更纯粹更本质的写作。 ”胡安焉仰头回忆,然后慢慢给我算他这几年在写作上的收入。
整个2022年稿费收入只有500元,2021年一万多,2020年因为记录拣货工人经历的那篇火了之后,有媒体付费转载或者约稿,有大概不到两万元的收入。
胡安焉的书桌 图源:小巴拍摄
2020年初,胡安焉有十万多存款,何姐也有一些,在过去的三年多里,他们就靠存款和少量稿费支撑生活开支。每晚会去附近的连锁果蔬超市蹲20:30那波6折优惠,抢到什么菜,第二天中午就做什么吃。
除了吃饭,他们几乎没有其他开销。每天吃过午饭两人就去附近的图书馆看书、写作,晚饭随便吃些馒头包子,晚上看看电影,写写东西,日子就这么平淡地过着。
甚至连领证结婚,都有点“为生活所迫”的感觉。 因为想赶在2月底截止前办理成都城镇医保,两人火急火燎去民政局领了结婚证:“不是什么特别的纪念日,甚至都没有特意去吃顿饭,到我们这个年龄了,可能没有像年轻人那么浪漫,那么注重仪式感。”
但在我看来,那是个可爱的日子:2月22日。
我将目光转向何姐:“就不会有期待吗?女孩子不都喜欢礼物,喜欢惊喜?”
她愣了好几秒,才缓缓开口:“我确实觉得没必要,不是口是心非,我从小到大都不太看重物质,可能缺乏一些仪式感吧。 对我来说情感比物质更重要。在一起5年,他就在第一年我生日的时候送过一支钢笔。 ”
“你当时还说要挂到闲鱼卖掉呢。”胡安焉笑着插嘴,语气故作嗔怪。
我问他,如今44岁,是否还会感到自卑,在意他人眼光,他反手又给我喂了一嘴狗粮。
“我现在对于外界的眼光、看法可以接近无视的状态。 今天我可以和你坦然聊这些,是因为我对自己是个怎样的人,有了更坚定的认识,我的价值建立在我的本质上。 所以即便我的事业、经济条件等方方面面不如人,也不会再对我造成困扰。
当然和她在一起之后,对我也有帮助,两个人的话,总归会有互相认同,面对生活会更多一点勇气。 可能在她眼里我是全世界最有价值的人,那就够了。 ”
在妻子眼里,胡安焉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因为每一次抛给何姐的问题,都会被胡安焉截过去代答,这一次,我特意笑着冲他摆了摆手:“不许打岔。”
没了“场外援助”,我发现其实何姐并不是不善言辞,只不过需要给她足够的耐心想清楚再说。
就这么等了有十几秒,何姐才拧着手指作答:“我觉得……他在品质上有很好的东西,我觉得他很特别。因为我以前接触的搞文学创作的人,大多数会比较油滑,而我在他身上完全没有看到这种东西,就更真实,我觉得这特别可贵。”
这答案,胡安焉似乎也是第一次听到,脸瞬间就红了,不断搓着何姐的手,嘴里念叨:“我之前怎么不知道,以后多夸夸我。”
轮到胡安焉作答,内向、懦弱、压抑,是他对自己的形容词,但也分享了一个“神奇”的现象,当与比他更内向的人在一起,自己就会主动承担起应对社交的责任,变得健谈。
胡安焉,不再像前两次印象里那么自闭,自卑。同样,他也不再只是那个寂寂无名、频繁换工作的打工人。
胡安焉近照 图源:受访者
越来越多的摄像机、镁光灯和人们的目光聚集到他身上,对此我有些担心他会感到不适,又怕他会迷失。
胡安焉却摇了摇头,表示对于这些没接触过的体验,仍保有新鲜感:“况且都是为了推广这本书,也跟我现在的收入挂钩。 但不希望它变得常态化,可能两三个月后,我希望这样的采访、报道可以终止,我们能恢复到之前的生活状态。”
未来,两人可能会迁居云南,无论是在胡安焉的书里,还是他的描述中,都难掩其对云南的热爱。
至于工作,写作当然不会是全职,但若经济条件允许,他们也不打算继续打工:“因为我们能找到的工作可能挣钱效率比较低。”
“没有稳定的收入,靠存款生活,你们不会感到焦虑吗?”这题不在采访提纲内,却是我真情实感的疑惑。
难得地,何姐先回答了一句“不焦虑”,而后胡安焉才补充:“主要可能我们的生活压力、负担比较轻,并且对生活品质的追求也不高,其实这需要放弃很多东西。如果真到存款花完的那一步,我觉得出去找工作养活自己应该不难, 我们有手有脚,不是真正有困难的人群,只要工作上自己心里能承受的话,应该不会走到绝路。 ”
胡安焉和他的妻子何姐 图源:小巴拍摄
近几年,像胡安焉这样的草根作家、工人诗人不断涌现,作品《生死考验》拿下全国散文“精锐奖”的“葱油饼大姐”赵林、获得首届“年度桂冠工人诗人”大奖的陈年喜……
工地的农民工、工厂的产业工人、每天可见的街边小贩、快递员、外卖员……他们的声音渐渐被听见,那些充满汗味、带着体温的质朴文字,不断向人们展示着这个宏大世界的基石,以及他们最纯粹的文学梦。
2015年,吴老师曾写下《邬霞的吊带裙》一文,主角是写了300多首诗歌的服装工厂烫熨女工邬霞。当时他在文末的感叹,或许也适用于胡安焉,适用于千千万万用真实感动我们的创作者:
很多年后,当我们再度回忆起这段中国经济崛起史的时候,这些诗句不应该被遗忘的,它们是大历史中的一些小配件,也许微不足道,但若缺失,则其他真相俱为谎言。
对谈结束已是深夜,与胡安焉聊着往门口走,正脱鞋套,一直沉默寡言的何姐悠悠说了句:“下雨了,你带伞了吗?”
此时我才注意到窗外的淅沥雨声,胡安焉也赶忙在门口柜子里翻找雨伞,每一把拿出来的伞都会打开看看是否还能正常使用。
最后他们将一把天蓝色折伞交到我手里:“这伞不太好看,你介意吗?”
出了大楼,撑开伞,伞骨有些锈斑,伞沿像芭蕾舞裙般向上翘着,得用手一瓣一瓣掰回来。其实我包里有伞,只是出酒店时天气尚好便没想着带。
图源:小巴拍摄
从成都回杭州,出机场又下雨了,我背包的左右两个口袋各插着一把伞。随手一掏,撑开,是翘着伞沿、锈迹斑斑、却足以遮雨的小蓝伞。
本篇作者 | 季一奥 | 当值编辑 | 杨帅
主编 | 何梦飞 | 图源 | VC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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