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刘晓博
【资料图】
最近的城市“感激链”:南宁要感激昆明,昆明要感激武汉。
它们一个接力一个,把前者从“麻烦”中替换出来。
这个周末,大家关注的焦点从南宁的车位问题、昆明的“城投专家会议纪要”,转向了“武汉财政局催债”。
周五(5月26日)的时候,武汉市财政局、武汉长江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在武汉市委机关报——《长江日报》上发布了一份“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公告详细列举了259家债务单位名称、借款本金余额(截至2018年底),提醒他们尽快还钱。
细读这份名单,大家惊讶地发现:不仅国企欠了市财政的钱,民企也欠了。 甚至连一些区财政局,也在催款名单上:
据经济观察网报道,一位东部某市地方财政部门负责人告诉记者,武汉市财政局列出来的欠款很多属于历史遗留问题。上个世纪末,财政部门给国企、事业单位的一些借款,还有一些是以前政府给国企等担保产生的欠账。
虽然可能这是一次为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发布的公告,但仍然引起了全国性的关注, 大家自然而然地跟当前经济低迷,地方政府“钱紧”、“债多”的现状联系起来。
据第一财经梳理,2020年武汉市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约1230亿元,同比下降21.3%;2021年恢复至疫情前的水平,收入约为1579亿元。2022年受大规模退税减税、疫情反复等影响,收入约为1505亿元,同比下降4.7%。
由于楼市显著降温,武汉市以卖地收入为主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在2021年见顶(1964亿元)之后,2022年回落到来1330亿元,同比下降约32%。预计今年全年这一收入增至1458亿元。
武汉2023年的楼市也跟全国一样,经历了3月回暖之后,4月无论是供应还是成交,均显著降温。
2023年4月,武汉市商品房上市供应面积169.2万平方米,环比减少6.23%;新建住房上市供应面积130.52万平方米,环比减少15.05%。
成交方面,今年4月武汉市商品房网签销售面积113.78万平方米,环比减少42.99%;新建住房网签销售面积89.82万平方米,环比减少47.86%。跟去年楼市最惨的4月相比,均有两位数的同比跌幅。
楼市是周期之母,是经济的带头大哥。楼市的迅速降温,导致居民资产负债表的受损,会影响到居民的消费和投资,以及政府收入。武汉财政的苦日子、经济的苦日子,仍在持续。
据粤开证券研究院整理的数据,在比较规范的地方债(不含城投债)方面,武汉是副省级、地级市中数量最为巨大的。截至2022年末,地方债余额接近6300亿元,相当于“广州+苏州”,或者“青岛+南京”,是深圳的3倍!
此外, 武汉城市建投投资开发集团有限公司的债务为2568.29亿元 ,这可以视作是武汉政府宽口径的地方债——城投债。
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会通过多个旗下平台融资,城投公司是最主要的,其他如地铁公司也会变身融资平台。
下图来自武汉地铁集团2022年年报,可以看出 武汉地铁截至2022年末的负债突破了3000亿元。
仅一般地方债、专项地方债、城投公司债务、地铁公司债务,这四项合计就接近1.2万亿。
截至2022年末,武汉常住人口为1374万人。如果按照全口径(上述4类债务合计)计算,则武汉地方债分摊到每个市民身上,人均负债8.64万元;如果不计算城投债、地铁债,武汉人均负债4.6万元。
武汉地方债压力放在全国来看,远远算不上严重的。 武汉的规范地方债占GDP的比重为33.4%。根据粤开证券的数据,截至2022年末,全国负债率最高的40个地级市(或州),负债率均超过了47.6%(均不含城投债):
这40个城市多分布于经济落后地区,名列其中的省城有两个——贵阳、哈尔滨,其规范地方债占GDP的比重均在52%以上。
贵阳此前爆出了“无力化债”的新闻,后来中国信达集团介入。
旅游名城三亚、张家界、丽江的债务负担也非常沉重,应该跟疫情三年对旅游业打击沉重有关。
总之,武汉虽然面临一定债务压力,在全国情况远不是最严重的。由于武汉地位更高(国家中心城市、副省级城市),所以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如何化解地方债难题,增加地方的经济活力,已经成为一个难以回避的重大问题。
其实内债很大程度上不算真正的债,也不存在实质性的清偿,主要办法是借新还旧、控制债务膨胀速度,让它跟经济增长基本匹配。未来主要解决的办法,无非是:
第一,用期限更长、利率更低的新债,替换旧债。
第二,控制城投债等隐性债务,尽量把债务摆在桌面上,接受公众监督。
第三,增发国债,替换部分地方债,减轻地方压力。
第四,减少无效、低效的政府投资,增加对居民分配的财富比重。尽量通过发展城市群、都市圈,增加经济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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