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和保障在校研究生婚育？谁鼓励，咋保障？

编者按——

刚刚结束的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周燕芳建议“鼓励和保障在校硕士和博士生结婚生育”，引发高教界热议。而就在2018年的一篇科学网博文《女博士的生育困境》下，网友在评论中对硕博生育还颇不以为意：“矫情！国家不缺你们那一丁点生育率。”

这篇让网友直称“矫情”的博文作者是科学网博主李晓姣。她在文章中分享了读博期间怀孕生子的经历，并结合当时的政策阐述了自己的思考。博文发布后，引爆了科学网、乃至全网对于女博士生育话题的大讨论。

4年后的今天，科学网邀请当年讨论的“点火者”李晓姣撰文，从个人选择、家庭资源、榜样力量等角度出发，再论研究生的生育困境。

从“实施全面二孩政策”背景下的关于女博士生育困境的艰难探讨^[1]，极速快进到“三孩政策”下鼓励在校研究生甚至本科生结婚生育的两会提案^[2]——对于高学历女性生育问题关注焦点的急转直下，只用了不到4年时间。

从读博生子话题的讳莫如深，到准高学历的研究生被催生，到底发生了什么？

研究生不想生小孩！

女研究生这一群体，平均年龄在23-30岁之间，是生物学意义上毫无疑问的“育龄妇女”，也是提高和释放“生育意愿”的目标群体。但面对这一话题，研究生们的真实想法，在陈述提案那条微博下的高赞评论中可见一斑：

“研究生论文都写不完还有功夫结婚？”

“那以后导师就不会招女学生啦。”

“在校硕士和博士结婚生育，请问结婚和生育的钱谁出？”

……

真要细究一番，这些抱怨似乎和“生不生”的意愿本身并无直接关系。论文写不完没功夫结婚，那如果论文写完了呢？导师不招女学生了，那如果导师十分开明，甚至鼓励女生早成家呢？生育成本没人买单，那如果政策合理到位有人买单呢？

暂停，我一定要表明态度，我可不是催生的说客，说这些因素不重要。恰恰相反，它们太重要了，任何一个都能成为压死骆驼的稻草。

我只是在好奇，年轻女性们有没有真的好好去想过这个问题——现在、不远的将来或者这一辈子，我究竟想不想要一个小孩？

这种完全出于本心的真诚思量少之又少，起码在网络上几近绝迹，就算有也会立即被铺天盖地的讽刺和吐槽掩盖。

对于女研究生来说，“生与不生”不该只是一个事不关己的提案。女性自打出生就要面临这个问题，与其这般被动，不如主动去参与讨论。生育问题，本就应该是女性主动进行严肃思考的人生议题。

确定不想生？早有人这样做。

在《最好的决定》^[3]一书中，13位女性和3位男性作家由于不同的原因选择了不生育，她/他们以惊人的坦诚探讨了生育、家庭和生命意义，并试图去触及所谓生养的真正动机。

不生养不代表讨厌小孩，她们仍有可能是最好的姑姑或者姨妈。她们就是不想生育，对于她们来说，这就是“最好的决定”。

在当下，决定不生育与决定生育相比，是条更少人走的路，因为这违反了社会对女性的一般期待。

任何与主流背道而驰的做法都会让你遍体鳞伤，因为你要面对广泛的质疑、喋喋不休的诘问和来自内心的不确定，要不断地甚至终其一生地向内质问、向外辩护。

如何做到心平气和，如何做到无需攻击性的自卫式辩争，如何确定这是自己“最好的决定”？

有没有选择的自由？

可能大部分人并没那么决绝，心里所想无非是现在不是时候，但毕业后、工作后、稳定后——总之，将来可能还是会生的吧？研究生果真有选择是否在读研期间结婚生子的自由吗？

如果在相同条件下，你不仅可以选择不结婚生育，还能选择结婚生育，这才真正算是拥有选择是否结婚生育的自由。

但现在，选择读研期间生小孩却显得有些不合时宜，往往需要精心准备理由为自己辩护。

该不该选择读研期间生个小孩呢？“应不应该”中蕴含着“能不能”，如果根本没有实现的可能，那“该不该”就不值得讨论。

我当然有上清华的自由，我没上是因为我不想上吗？不是，是我没有与之匹配的学习能力、经济条件、家庭背景，所以这种自由于我只是无效的自由。

在当今人口政策、就业环境和社会文化多重压力下，女性所说的“我有不生育的自由”并不准确。

由于女性没有选择生育的自由，所以选择不生育也并不是因为有此自由。缺乏实现条件的自由，只能是无效的自由。

提案中同时包含鼓励和保障：“鼓励”提供了这种自由，可如果没有实操政策上的“保障”，“鼓励”终将沦为镜花水月。

该来的没来，不该走的都走了？

社会组织了一场会议，邀请育龄女性参会讨论生育问题。

会议桌旁围坐着刚毕业的女大学生、职场女性、全职主妇等，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挤着几个女博士——无非是些博士后、非升即走的青椒和专职研究员这些“科研临时女工”。门口还有几个女研究生在好奇观望。

主持人扫了一眼参会人群开口道：“怎么该来的没来？”科研女工生性敏感，短暂面面相觑后夹起基金本子和论文草稿落荒而逃。主持人看到后赶紧喊：“怎么不该走的都走了？”门口的女研究生们脸一红，也夹着课本跑回了实验室。

无论留下的是谁，都会倍感屈辱。惦记的都是未到场的人，刺痛的都是席间的人。

高学历和准高学历女性自觉离场成为缺席者，不在一朝一夕间，生育意愿也不是给个甜枣，说提高就能提高。女研究生们耳濡目染的是：生育后会遭遇“母职惩罚”，养育子女成本高昂，就业环境遍布荆棘，遭遇不公无处发声。

与其站在荆棘旁，徒劳且令人反感地大喊“加油”，恐怕更紧迫的是先扫除障碍。

首当其冲就是应该彻底移除人为设置的诸多年龄障碍。

生育本身只是生物学问题，但由于它与家庭、职场、事业之间的矛盾而日益变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最佳生育年龄和人为设置的年龄门槛，最为直接地体现了这些矛盾的激烈。

继35岁这一门槛后，不少单位开始有了32岁、30岁等新限制，生个孩子回来可能就永远成为了“槛外人”。

对于研究生来说，年龄限制造成的后果更严重。硕博生要接受更进一步的学历教育才能取得相应学位。

取得相应学位，才能从事某些需要相关文凭为基本要求的职业，比如医生、科学家、设计师、私募基金经理……“30周岁以下”，这样的年龄设置并无道理可言；“硕士及以上学历”，这样的文凭要求也不代表该行业亟需某些课堂上才能习得的特定技能。

但是，此类规定被制度性地安排，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的铁律，如果不顺从迎合，就连入场券都拿不到。在这样严丝合缝的逼仄条框内，再抽空生个孩子，只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隐形的祖父母

如果女研究生也走到了被催生的舞台，那么该不该有产假，该不该有生育保险，该不该给生育补贴，该不该提供弹性学制，种种细节不能再模棱两可，矛盾与纠纷不能再回避。

研究生接受的是学历教育，其本身并不从事独立生产，因此除了一两千块钱的补贴外，并没有固定收入。

生育的经济成本，导师、学校、社会恐怕都不会为此买单，那么只能被迫转嫁，转嫁给了家庭，更确切来说是转移给了上一代人——孩子的祖父母身上。

除经济成本，时间成本更难以估量。

研究生课业繁重，实验和论文是永远填不完的坑，科学研究的不确定性导致过山车般的情绪波动，论文发表的要求水涨船高，还有学位论文的盲审、答辩……即使不生不养，顺利拿到学位也越来越难，如果想在学术这条路上继续前行，更要付出难以估量的精力。

所以就算生了，谁来养？答案仍然是祖父母。

新闻中常有些成功者在真诚分享自己如何巧妙分配时间，如何积极调动各种育儿资源，达到事业、家庭风生水起的。

“巧妙分配时间”就是让老人负责看护接送，自己有大段不被打扰的时间，还美其名曰提高上班效率，好在下班后进行高质量的陪伴。“积极调动育儿资源”就更为露骨，“老人带孩子”已经成为心照不宣的硬件条件。

我并没有指责让老人承担育儿责任这种行为，毕竟老人想要含饴弄孙，但含饴弄孙并不等于琐碎事情和碎片时间。

令我感到不安的，是社会包括年轻人自己对此理所当然的态度。自己工作需要大段不被打扰的时间，父母呢？

我见过子女天南海北，老两口只好分居两地各自照顾孙辈的；我见过想去公园跟老姐妹跳广场舞，但屈从于买菜、做饭、收拾家务、照顾一大家子而频频爽约的；我见过想跟团旅游几天放松心情，但每天“只需要负责接送”只能作罢的。

老年人的生活围绕年轻人展开，成为年轻人生活的附属，年轻人自己则成为时间管理达人，做到“兼顾”。更具反思精神的年轻人则承认做不到“兼顾”，是权衡取舍后的“动态平衡”。

只是在这中间，祖父母——退休前后的老年人——隐形了，成为转移生育成本的后盾，成为可恣意利用的资源。

养育是场持久战，生了就好了，上幼儿园就好了，上小学就好了——这些话听听而已。一场小范围的突发疫情，就能让学校、托育、培训机构全部停摆，一个个上网课的小孩背后又都是谁呢？

消失的女教授

当年在科学网上写女博士生育困境的文章时，我发现那些顺利度过困境的女性——女教授们似乎都消失了。

发声的女教授少之又少，这让我陷入困惑，这究竟是真实存在的困境，还是和我类似的一群失败者在抱团取暖？

这种“少”体现在三个层面。客观上女性教授人数少；人数少，自然在高位者少；高位者少，可发声、有影响力的人就更少。

颜宁教授可能是个另类，她是世界知名的结构生物学家，也是为数不多的常为女性发声的高位者。由她发起的女科学家论坛至今已持续七届，“女科学家去哪儿了”话题更是关注过职场宝妈应主动争取权益、女博士毕业后何去何从、赋予父亲休产假的权力等在学术界颇为不主流的话题。比如，在她的推动下，西湖大学给哺乳期的女性教工设置了哺乳室。

可这样敢于、乐于、又能理解女性真实困境的“高位者”还是太少。

但是，比发声者少更为可怕的，恐怕还是听不到真实的声音。

被淘汰的失败者更可能出现在“谷雨”“在人间”等非虚构纪事中，成为主流之外的边缘声音。而成功者的表达则充斥着“幸存者偏差”。

不少成功女性都很喜欢拿Facebook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的《向前一步》举例，并对书中的主要观点深以为然，那就是：许多女性没有走到更高的职位其实是出于内在的恐惧与不自信。

瞧，球又被抛回女性手中。

也有少数人进行了反驳，比如《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4]一书的作者就对位高权重妇女的类似观点表达了深深的警惕：她们不去批判支撑和维持性别不平等的制度条件，却只要求女性做出“心态上”的转变，而决定这种心态的外部客观现实却都维持了原样。她们强调以不断的自我调整和自我督促来实现微小改变的重要性，声称这种自我调整就能带来转变。

敢于说出自己的“不堪”，敢于说出自己的无助，敢于说出自己的狼狈——这样的女性高位者几乎没有。

我们需要更多的女教授，需要更多的女性高位者发出更真实的声音。最大的劝退不是困难，而是你根本找不到真实的榜样。

一剂苦药

政策的出台要顾及个人、家庭、学校、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任重而道远，并不是人微言轻的我可以建言的。

对于政策，我的态度一向悲观却积极。比如现下热议中的强制父亲休产假和延长男性带薪育儿假，似乎这样一来就能缩小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可是，如同企业不再雇佣生育女性一样，出于一样的原因，企业也会不再雇佣主动休育儿假的男性，而只雇佣高喊“我自愿放弃陪产假”的效忠者。

所以，我才不会傻傻等着不知何时来的政策，小孩儿也不会，Ta们会快快长大，一刻不停歇。

我既不是宣传不婚不育保平安的先锋，亦不想做催生的帮手，更没有光鲜的履历可提供某种高光的范本。我只是把现实原原本本给你看。

待看过这现实，也许你会发现，生而为人，本就麻烦，但你仍有选择，虽然这选择充满限制。

这不是一碗鸡汤，更像一剂苦药。愿生与不生，都可以成为你“最好的决定”。

参考资料：

[1]女博士的生育困境，科学网博客专题，

https://news.sciencenet.cn/news/sub26.aspx?id=3297

[2]全国人大代表：建议加快建立健全家庭社会友好的政策体系，中国新闻网新浪微博，

https://weibo.com/1784473157/LitSYgGWk, 2022.3.6.

[3]最好的决定，[美] 梅根·多姆编，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4]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英] 沙尼·奥德加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