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热文：给长江源“摸脉”，他们更看中“育人”

科考队在察尔汗盐湖北侧纵向沙垄进行野外教学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供图

科考队登上各拉丹东主峰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供图

科考队员在测量沱沱河流速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供图

今年66岁的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李长安，20年前有一个遗憾。

那时，正值地大策划第一次长江源科考，作为总策划人，李长安临出发前检查出身体不适，只得缺席了苦心策划已久的科考。

20年过去了，地大再次策划长江源科考，李长安依然是总策划人。只是昔日的中年人已垂垂老矣，为何这样一次科考他牵挂了20年？这一次他能否一偿心愿？

甘做一名探路者

1998年夏，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正在外地的李长安接到导师、中国科学院院士殷鸿福的电话，急匆匆地赶回武汉。

站在大堤上，面对脚底下的巨浪滔天，李长安的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这是唐山大地震以来，又一次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自然灾害”。他下定决心转向长江研究，为此推掉了已申请到的大西北地质科研项目。

2003年，举世瞩目的长江三峡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始蓄水，将长江洪灾变成了可控。可李长安丝毫不敢松懈，“通过数年长江流域调查发现，洪灾是‘急症’，除此之外长江还有一些‘慢性病’，如长江的生态环境需要保护，长江不少河段的水质、生态在退化……这些问题将长远影响长江的健康和长江流域的可持续发展”。

早在那一年前，李长安就策划、组织了地大的第一次长江源科考。当时，正值地大50周年校庆。虽然他最后因病缺席，但首次长江源科考，科考队考察了长江源的地质环境和生态环境，并成功登上长江发源地——各拉丹冬雪山。

本世纪初，我国基础建设迎来春天，经济发展需要资源投入做支撑，地质学也跟着热闹起来。然而，大开发带来的环境影响，周建伟在从事环境地质教学、科研的经历中感受最为深刻。直到2016 年，国家将长江生态保护上升为国家战略，长江大保护才真正印刻在更多人心中。

“地大间隔20年的长江源科考，正好与国家经济由快速发展转向生态文明建设相对应。”周建伟告诉《中国科学报》，而第二次科考也恰逢地大70年校庆。

各拉丹东雪山是长江的发源地，长江源每年供给长江的水资源量是130亿立方米，这里还是青藏高原气候变化最敏感的地区之一。

“早在2002年我就有一个设想——对长江流域做一次系统科考。先从考察长江源做起，花十多年时间对长江进行分段考察。”为此，李长安坚持了20年。

考虑到年事已高，对于第二次科考，李长安并不执拗，“这一次我随科考先遣队到长江源进行了踏勘，为后面科考选择野外路线和考察点。这次我亲自踏上了长江源的冰川，了却了我20年前的遗憾。”

在确定了科考任务和具体考察路线后，他把正式科考的带队任务，郑重地交给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周建伟。

“三教”比“三科”重要

第二次长江源大科考，是一次非常有仪式感的科考。

在7月13日的出征仪式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长王焰新亲手把出征的旗帜交到科考队学生们的手里。

彩旗摇曳的背后，其实是校方特意安排——上台接受授旗的必须是学生。“为了让未来的科研人体验身上的使命感。”周建伟解释道。

每年前来长江科考的组织并不在少数。“与其他科考队伍最大的不同在于，其他科研队伍强调专业队伍，而地大看重以学生为主体组队；其他科研队伍侧重水资源或气候变化等某个因素，而地大强调长江大保护的多学科交叉和系统思维。”周建伟说。

科考队分为地质组、地理组、水文与生态组、人文与社科组、冰川勘测组5个小组，分别前往岗加曲巴冰川、沱沱河流域、尕尔曲流域，系统考察地质、地貌、冰川、冻土、生物及生态等，摸清长江源区地学基础、生态本底。科考工作前后历时15天。全队共36人，有17名本硕博学生参加。

李长安把科考任务概括为“三科”——科学考察、科学研究、科普宣传。而在他眼中，比“三科”更重要的是，“三教”——野外实践、野外课堂、野外生存。“三科、三教的实现，要把学生摆在重要位置，教师做好指导、后勤、服务工作。”

本次科考除了对长江源头的系统考察外，还对青藏高原沿途的重要生态环境和地质特色点进行了考察。站在色若翡翠的察尔汗盐湖边，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副教授肖国桥正在给学生讲解察尔汗盐湖的形成。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硕士生苗世鹏等几名学生环绕在他身边，一人举着一张图片，列列的风吹得纸片哗哗作响。

但“听得可真带劲儿，从前以为盐湖就是盐分多一点，没想到盐湖里还有盐柱等地貌，还有如此广的工业价值”。离开的时候，路边挖掘机在采盐，一下子让苗世鹏感到，“书本上的知识立起来了”。

颇受媒体关注的可可西里“红山脉”，其实是109国道上常见的景观。车行至五道梁，红绿相间的山脉十分显眼，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副教授申添毅不放弃每一个讲解“红山”“红河”形成的机会。

“109国道是一条‘网红’自驾路线，如果能在景观、地质遗迹保护的基础上开发，不仅可以提高当地经济收入，对促进当地牧民退牧还草，都非常有意义。”听完申添毅的讲解，苗世鹏觉得很有收获。

“90后”学生真的畏惧艰苦吗

这一路上，申添毅一直在琢磨着一个问题——怎样激发学生对地质科学的兴趣？

本世纪初至2015年左右，地质行业经历了一段风光期后出现下滑。艰苦是考生、家长对地质行业的印象。

“我们发现公众对野外科考有好奇心，用场景化的教学提升学生的参与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申添毅说。

科技的应用，也让特别艰苦的印象，一点点发生改变。申添毅举例道，从前我们科考要带相机、罗盘、GPS，沉甸甸得一大包。如今只用带一个手机，就能囊括三个设备的功能。

“学生并不是真心畏惧野外的艰苦，当中缺少的是对地质科学足够的了解与尽可能多的实践锻炼机会。”申添毅说。

不要忽视这样的改变，也许它正“踩”中了“90后”“00后”学生的兴趣点。

以科学探索和国家需求问题为导向、以育人为目标的科考，正在地大获追捧，此次科考前期吸引了364名跃跃欲试的报名者。

作为一名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体育教育训练学研究生，李龙敏的专业与地质八杠子打不着。为什么他要参加到科考的队伍中来？

各拉丹冬雪山一行，原本计划7人进行高山冰川勘测，但登上5900米时有3人出现身体状态不佳。商量过后，勘测任务交给了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教授陈刚、李龙敏和随行向导。体育专业的优势就在这时显现出来。“科研人员到不了的地方，我们可以代劳，登山+地质考察是地大体育的特色。”

“在高原出野外，你根本不会预知危险什么时候来临，冒险是要不得的。”周建伟说，在各拉丹东雪山脚下，有一个小组从5400米的海拔上进行地质剖面调查，一直做到5700米，还要背着几十斤的岩石样品。最后虽然全员安全返回，但回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一旦血氧跟不上，轻则喘不上气，重则可能危及生命。事后，他对该小组的莽撞行为进行了教育。“这是一种更真切的生命教育，从书本上无法获得的。”

“上一次科考间隔了20年，那么下一次科考什么时候进行？”采访结束前，记者问。

“快了，快了！长江大保护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本次科考旨在摸清长江源的地质环境和生态环境的“家底”，为未来科考和监测打基础。我们计划3-5年内，再搞第三次长江源大科考，长江源科考工作将可能常态化。”李长安兴奋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