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进一步治理本地空气污染需要你支付一定费用，你愿意吗？你最多愿意支付多少钱？为什么愿意或者不愿意？”
连续三年，中国人民大学环境学院教授王华和团队曾通过问卷调查方式在四个城市征求了中国数千名公众对这一问题的答案。
“空气、水和土壤，这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利用其实也有成本和效益。比如当大气污染物浓度降低时居民的福利水平就会提高，这说明环境保护的成本可以带来公共效益。”王华说，一些环境成本和效益在市场上可以找到其对应的货币化价格并进行比较分析，但大多数在市场上则没有价格，对这类环境决策就无法进行经济学分析从而选择对社会最有利的方案。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为了能够衡量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经济价值，王华等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大气污染成因与控制技术研究”专项支持下，对现有大气环境质量价值评估方法进行了改进，构建了一套以支付意愿调查法为基础的适用于我国的城市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经济价值评估方法。
给环境算笔经济账
工业革命以来相当长时间内，追求GDP增长是很多国家的首要目标，其代价是资源的耗减和生态环境的破坏。
为推动可持续发展，20世纪70年代，科学家开始核算与环境相关的经济账。联合国统计委员会编制的《1993年国民核算手册：综合环境和经济核算》，提供了环境经济核算的初步总体框架。
将大气环境质量纳入经济价值核算体系，也是促进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一个方法。“它可以为一个项目的成本收益分析提供基础，进而为政府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措施提供决策参考。”王华说。
大气环境这笔经济账怎么算呢？
王华表示，针对普通居民的支付意愿进行调查是一个国际上广泛使用的资源环境经济价值评估方法。一定程度的空气质量改善，或更广义地说一个商品，对一个普通人的价值的经济学度量（经济价值），就相当于这个人最多愿意支付多少钱以得到这个空气质量的改善（商品）。一个商品的经济价值同一个人的喜好有关，也同这个人的收入和财富有关。在得知一个社会中每个人的经济价值之后再进行汇总，就可以得到整个社会的经济价值。支付愿意调查法（也叫条件价值评估法，CVM）针对一个给定商品（如空气质量改善），通过问卷调查以得到每个人的最大支付意愿，进而估算对于一个社会的整体经济价值。
但这个国际规范的经济价值评估方法有一个显著的短板，就是人们一般不能肯定自己的最大支付意愿，在问卷调查中常常给出不确定的答案。
针对这个问题，王华自1992年博士学习时就开始进行系统探讨。他先从理论层面提出随机价值理论，即每个人的最大支付意愿不是一个确定数，而是一个随机数，有其概率分布；其分布不仅同其价值高低有关，也同一个人面临的不确定性有关，分布的宽广有其经济学意义。 其次，他提出了一个叫做随机付费卡的方法以观测估算每个人的价值分布。1998年，在威尼斯召开的第一届世界环境与资源经济学家大会上，他被安排在主会场发言，介绍了他的随机价值理论和测量方法。自此，他的理论和方法在国际上不断得到验证和应用。
过去20多年来，王华将这一经济价值评估理论和方法广泛应用于多个国家的生态环境改善项目中，如湖水质量提升、河流地表水质改善、固体废弃物场所改善、空气质量改善、城市交通改善等项目中，特别是在我国大气和水环境质量改善项目中，方法得到不断改进，一系列研究论文在国际学术期刊发表，弥补了此前研究中存在的缺陷。
例如，在2020年的论文中，他针对贵阳和邢台市居民对空气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及抗议性偏差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抗议性支付心理使得邢台市居民的平均支付意愿由11.98元/月降低到10.31元/月，使该市样本平均支付意愿降低了约16%。同样，抗议性支付使得贵阳市居民的平均支付意愿由13.09元/月降低到10.42元/月，约降低了26%的平均支付意愿。对抗议性偏差进行修正可以显著改进经济价值评估的精确度。
虽然随机价值评估理论和方法已被广泛采用，不过，王华表示，仍需进一步对问卷设计、调查实施、方法推广等问题进行深入研究，特别是针对特殊评价问题和特殊地方文化，要有精准应对，以尽可能减小评估误差。
你的支付意愿受哪些因素影响
自2013年以来，我国PM2.5、二氧化硫平均浓度分别下降56%、78%，重污染天数减少87%，改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中国也成为世界治理大气污染速度最快的国家。
不过，当前我国大气污染治理形势依然严峻。我国PM2.5浓度大致是欧美国家当前水平的2~4倍，是最新世界卫生组织指导值的6倍，重污染天气仍然是人民群众的“心肺之患”。
那么，如果进一步治理本地空气污染需要你支付一定费用，你愿意吗？你的支付意愿会受哪些因素影响呢？
2020年，王华与团队以大多数城市空气污染的首要污染物PM2.5的降低为表征，对长沙、南京、石家庄、济南等地18岁以上的常住居民进行了支付意愿调查。他们的研究确定一个价格范围（0~1000元每月），并对每个价格纳入五个水平的不确定意愿程度（肯定不支持、可能不支持、不确定、可能支持、和肯定支持）。
结果发现，居民的意愿与价格高低显著相关，符合经济学原则。例如，长沙市居民在系列价格上回答“肯定支持”的受访者比例由0元时的93%很快下降到20元时的50%。在150元的价格上，仅有不到8%的居民给予非常肯定的回答，而到每月500元时该比例仅约为1%。
此外，研究还发现受访者的收入、家庭健康状况、年龄、环保行为、日常生活中在大气污染中的暴露程度、敏感程度以及对大气污染问题的认知和态度、采取的防御措施、对政府的信任程度、对设定的目标能否实现预期，都会影响个人的支付意愿。
而总体看，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经济价值与所在城市空气污染现状有关，更与居民收入水平高低有关。例如，虽然与长沙和南京相比，石家庄空气污染较为严重，但该市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较低，对空气质量改善的支付意愿反而低于长沙市和南京市受访者。
“受访者在各价格水平上支付可能性的反应验证了其偏好或支付意愿的不确定性，说明了随机价值理论的适用性和合理性。”王华说。
以自下而上的方式推动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
“十四五”期间，进一步推进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将是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主旋律。王华表示，环境经济价值核算将为政府、企业决策提供科学支持。因此，需科学、准确地核算一个项目或政策的整体社会成本和效益。
“在此过程中，意愿调查法作为一种基于问卷调查获取数据的方法，合理的问卷设计是实施支付意愿调查的首要和关键的一步，也是最大化价值估计信度和效度的基础。”王华说。
他指出，场景设计要综合考虑当前环境现状、既有环境质量改善措施、改善目标实现的可能性等因素，使其尽可能真实，尽量借助图片说明等辅助工具帮助受访者理解场景设计信息。
同时，在正式开展大规模调查前，应对目标人群实施一定量的预调查，以测试问卷和情景描述的合理性和可行性，确保不同背景、经验和知识水平的受访者可以理解环境质量现状、变化机制、付费机制及问卷的其他部分。同时，预调查还需要向专家学者、环保部门人员、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当地居民等征求意见，以补充、修改问卷。根据预调查的反应率还可以确定正式调查的抽样人数。
王华认为，环境的治理体系可以分成与政府、市场、社会相关的三大方面。环境经济价值核算中的民意调查，不仅有助于政府环境政策和项目的经济学分析，同时有助于社会和市场了解、理解不同社会人群的环境需求，有助于社会各界提高环境决策理性思维，有助于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推动可持续发展制度的建设，通过更加丰富、多元的社会治理方式实现对当前公共管理方式的补充，从而促进环境保护、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改善公共管理体系、与民主法制建设相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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