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春尽安
【资料图】
编辑|文知远
追求利润最大化是商业银行经营的基本原则之一,同样安全性原则也是商业银行经营的另一重要基本原则。
非标债权业务是商业银行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必然结果, 但这一行为是否有利于商业银行的稳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构建了非标债权资产与银行部门稳定模型。
一方面,商业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合作,持有非标债权资产, 可以间接实现对企业的融资,且通过构建非标债权资产组合, 实现对自身风险的分散。
但另一方面非标债权业务允许商业银行将贷款业务转移至表外,降低银行监督企业的动机,从而使得银行的风险更高。
非标债权业务降低了银行与企业利益的一致性,加剧了基础资产的信息不对称问题 ,可能会导致低效的筛选和监督,降低金融市场的效率。
(一)制度背景
2008年,我国商业银行开始探索与信托合作, 将募集的理财资金,以银信合作代理投资的方式投资于银行的标的融资项目。
2009年,我国启动四万亿投资计划, 理财资金借助信托通道的方式得到了迅猛发展,呈现快速增长态势。
商业银行资金不再受到传统贷款要求限制, 大量资金开始涌入传统贷款受限的领域,包括房地产和“两高一剩”产业。
为了有效管理非标债权业务,2013年银监会颁布了针对银行开展银信合作的规范性文件,导致非标资产业务萎缩。
受到8号文的影响, 大量表外资产进行了结构性调整,部分资产被纳入到买入返售账下。
根据上市银行年报中买入返售数据显示,以信托受益权作为标的的资产规模不断增长,而票据类的却在下降。
除了买入返售之外,部分资产也被纳入到应收账款项下。
2012年, 中国证监会对券商、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管业务进行了调整和扩容 ,开始了“大资管”的时代。
商业银行在利润驱动下,积极运用“大资管”推动银行产品创新。
最终,由证券公司、基金公司及其子公司嫁接银行的基础资产, 银行资金通过非银产品投资非标债权资产。
部分买入返售项下的信托受益权等具有代表性的非标债权资产通过合约安排或是结构化再转让,逐渐过渡到应收款项投资项下。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是 商业银行受限于央行的贷款规模控制和银保监会的存贷比监管红线要求。
2013年,中国金融市场出现了钱荒事件, 部分商业银行由于资金受限,减低了对于非标债权资产的投资。
但从银行业整体情况看,该规模仍是居高不下,主要是一些行动迟缓的银行仍在不断的增加对非标债权资产的投资, 尤其是资源禀赋不占优的地方性城商银行和农商银行。
相比于传统的银行信贷资产,非标债权资产在客户资源、规模投放和利润等方面都满足了商业银行对自身指标考核的要求。
比如, 商业银行可以通过非标债权业务突破央行贷款规模的控制 ,通过表外业务既获得高额收益,也完成了自身对于中间业务考核的要求,还增进了与客户关系的紧密度。
商业银行从事非标债权业务会显著提升银行的利润。
受到银监会“8号文”的影响,商业银行对非标债权资产结构进行了调整, 将原来银信合作的理财渠道纳入同业交易下的买入返售科目。
同时以股份制商业银行为主力的应收款项投资项下的业务模式也逐渐发展起来。
上市银行年报中中间收入的暴涨就是很好的佐证。
同时,中国政府加大了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整治,平台债务不断收紧。
政府融资平台的收紧导致其面临巨大的流动性风险及还款压力, 倒逼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要求商业银行降低资金价格。
这不仅会导致商业银行从事非标债权业务利润下降,而且还会提高其风险承担水平。
从商业银行的资金结构来看,非标债权业务虽然可以帮助商业银行规避央行信贷规模限制。
但是表内的非标债权业务会占用商业银行的自有资金, 这显然影响了其核心资本和风险资产。
因此,非标债权业务会影响商业银行的经营绩效、风险承担乃至经营稳定。
(二)理论分析
我国影子银行体系的发展不同于国外, 其中是以银行为主导的非标债权业务为典型特征。
与影子银行的本质相同,非标债权业务是银行乃至整个金融体系的重要创新。
在中国银行信贷的严格监管环境下,商业银行的信贷业务受到了严格限制。
目前我国银行贷款主要包括两种, 即流动资金贷款和项目贷款。
此两种贷款的要求比较苛刻,一般采用抵押、质押或担保方式,很多项目很难通过这两种方式获得融资,或者说融资需求很难得到满足。
同时我国金融市场结构分化比较严重, 国有大型金融机构市场资源较为丰厚,而其他的一些中小银行贷款项目在本地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寻求突破的动机凸显。
在多重作用下,我国在世界范围内影子银行蓬勃发展的时期,开创了以非标债权业务为主导的金融创新活动。
金融创新有助于提高银行的经营绩效,但同时也将使得银行的风险上升。
商业银行通过表外大量开展非标债权业务获取了一个较高的投资收益,而且资金的投向又不像贷款业务那么受限,可以对接房地产等项目或持有权益类的资产,从而获得了一个高于贷款的收益。
但是非标债权业务属于表外业务, 其信息披露较低,信息透明度差,风险远高于传统的贷款项目。
而且产品存在层层嵌套,风险不清晰,不易察觉的特性,从而使得银行承担了较高的潜在风险。
在其他条件给定的情况下,非标债权资产占比的上升会提高银行的经营绩效, 但却使得银行的风险承担上升,最终提高了银行经营风险。
以斯蒂格利为典型代表的一些学者,将金融监管类比于一般商品的供给与需求,监管是社会不同阶层和政治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根据经济学中的市场失灵问题,当社会中的私人活动成本与收益不对等时,即可能存在外部性问题,私人的活动目标往往与社会的目标不一致,极易损坏社会利益。
此时需要代表社会利益的国家采用必要的行动干预,使其行为符合社会公众利益。
金融监管存在外部效益,能改善金融市场和金融机构的低效率;
市场经济中的私人基于利益最大化形成了整个金融市场的有机构成, 代表广大社会群体利益的金融监管机构通过市场准入、运行和退出等监管措施。
可以有效管理私人的金融微观行为,限制私人的过度竞争, 以及对社会造成的负外部性问题。
金融监管还可以通过对金融机构的惩罚与奖励,使得私人行为符合社会预期,最终实现了金融市场的稳定和安全。
由于市场在一些特定领域存在失灵问题, 资源配置无法通过价格自发实现最优,代表社会公众利益的金融监管可以消除市场的缺陷 , 引导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提高社会福利。
只要监管适当,不仅可以增进社会公众整体利益,还可以使管制成本降到最低水平。
针对商业银行大量从事非标债权业务存在的潜在风险,银保监会针对性的提出了具体的监管措施。
这种具有针对性的 金融监管措施将有利于降低非标债权业务给银行稳健经营造成的威胁。
我国银行业结构与美国不同,我国银行业市场结构由大型国有股份制商业银行、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商业银行及信用合作社等组成。
其中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和全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属于全国范围经营 ,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等属于地方性商业银行。
全国性商业银行资金的运用受到的约束较小, 资金可以在全行内部全国范围内配置项目,寻找最优的投资标的。
而地方性商业银行, 受到地域限制,多数金融服务业务对象为中小企业 ,而且在争夺地方优质项目时,虽然有地方政府背景,但仍竞争不过全国性的商业银行。
资金供求不均衡促使了非标债权业务大规模发展,由于资金需求在地域上的相对集中, 负债资金和资产项目在不同地区、不同禀赋银行中分别聚集, 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市场扭曲。
例如地方性银行拥有大量负债资金沉淀却相对缺乏资产项目,城商行和农商行则利用跨地区通道,大量使用本行存款对接他行项目,嵌套结构复杂的衍生产品。
地方性银行大量通过非标债权业务获取异地股权融资项目 ,规模扩张的速度甚至远高于全国性银行。
非标债权业务有助于地方性银行打破地域限制,通过参与非标债权资产,实现本地资金与异地项目的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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