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产业布局理论和区域不平衡发展理论对各国的区域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很多国家采取对大型项目的投资，以及在本地资源优势的基础上选择和发展主导产业等途径以期产生足够的扩散效应，达到缩小地区差异、实现共同发展的目标。但是，这些区域发展政策在各国实施多年并未达到预期的效果。
另外，传统的区域发展政策不重视从根本上调整区域的产业结构，单纯依赖外来资本以及本地自然资源禀赋等的做法可能造成脆弱的区域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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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导致了对传统区域发展理论的批评和反思，20世纪80年代以来，技术进步日益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尤其是高技术已成为影响产业结构变化和区域竞争格局的重要因素，很多国家和地区都在探寻以知识和技术为本的区域发展战略。
因此，在新技术革命向纵深发展的形势下，对区域发展问题的分析需要强调技术创新的因素，转向探索基于技术和知识的区域发展理论。
1973年的石油危机和随后的经济衰退催生了新的区域发展理论，在西方发达国家传统制造业地域面临严重衰退的背景下，美国的硅谷以及意大利、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的某些地区，出现了与大势相左的良好态势，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这些地区的产业不但有集成电路、软件、通讯设备等高技术产业，还包括纺织、服装、陶瓷、机械等传统产业。其共同特征都是存在专业化的中小企业集群，这些地区大量的中小企业彼此间发展了高效的竞争与合作关系，形成高度灵活的专业化生产协作网络。
其合作不仅有正式的合同方式，还包括非正式的信息交流，这有利于交流隐含知识的传播，知识分为隐含知识和显性知识两类，隐含知识是在实践中感觉、领悟，通过直觉洞察而来的知识，难以从书本、媒体和正规教育中获得，非正式交流是隐含知识传播的重要途径。
许多有益的经验和最新的知识是以隐含知识或者介于隐含知识和显性知识之间的知识，企业之间相互依赖，共享资源，使区域成为有利于学习和知识溢出的环境，正是这种有效的合作网络产生了一种内生发展动力，使得中小企业成为地区经济的支柱，依靠不竭的创新能力保持了地方产业的竞争优势，推动当地经济迅速增长。
这类地区被称为新产业区，新产业区的重要标志是区内小企业密集，企业间形成稳定的合作网络以及企业扎根于本地文化的性质。
新产业区学派认为，在一个高度变动的市场环境下，本地化的生产协作网络存在降低社会交易成本和保护合作的因素，因此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适应性邸。在对增长极等区域政策工具进行反思的基础上，新产业区学派研究区域的技术能力，包括创新能力和吸收技术的能力，并研究地区的创新政策和创新环境等问题。
该学派超越了过去那种在自然资源和优越的地理位置条件下才能获得区域发展的认识，认为工业化的空间形态是由工业发展的内在动力产生的，工业化过程孕育着工业区域。
马库森将美国、日本、韩国和巴西等国经济增长明显高于全球平均水平的区域分为四种典型的类型，其中的马歇尔式工业区和欧洲的新产业区相对应响。因成功预言亚洲金融危机而出名的克鲁格曼认为，区域内企业之间的相互依赖已超越了自然禀赋，成为决定区域产业活力的关键。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我国浙江、北京、广东等省市也出现了类似的中小企业集聚区域，这引起了中国学者对此问题的关注。王缉慈等人以北京中关村、广东东莞等地为研究对象，对中国新产业区的概念及发展中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认为在灵活性很强的新技术时代，世界经济可以看做是由专业化生产区域拼合而成的。
在专业化生产区域，尤其是高技术产业区域，相关工业活动集聚在一起，从而减少交易费用，增强集聚经济，并提出新产业区发展的建议。卓勇良以浙江省为研究对象，对1978年至1998年以来的产业集聚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深入的实证研究，突出强调了制度变迁在产业聚集中的作用。
新产业区学派主要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的结论被微观经济学的规范研究所证实。杨小凯等人通过微观经济模型分析表明，交易效率的足够改进导致劳动生产率的进展、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的提高以及专业部门数目的增加。如果交易效率或专业化经济程度极低，则均衡为自给自足。如果交易效率和专业化经济程度足够大，则均衡为极度专业化。
如果交易效率和专业化经济程度处于两个临界值之间，则均衡分工水平随着交易效率和专业化经济程度的提高而提高。人均真实收入随交易效率的提高而提高。当交易双方间的距离s足够小时，专业化经济的增长会引起均衡从自给自足演进为生产和交易的完全分工。
当s足够大时，无论专业化报酬如何增长，均衡总是自给自足。当s为中间值时，专业化经济的增长将使均衡从自给自足演进为生产和交易的部分分工。
演进时，偏好参数和专业化经济程度比较大的产品将先于其他商品进行交易。当专业化经济足够大时，城市化将通过缩小，使该经济体先从自给自足转向部分分工，然后转向完全分工。
这一过程将使更多的产品进入分工，进入市场，并提高人均真实收入。这一结论指出贸易产品种数取决于绝对专业化经济程度和交易双方间的平均距离，而贸易产品构成则取决于相对专业化经济程度和对各种产品的相对偏好。
这一贸易模式理论与新古典贸易理论中的相应部分不同，因为新古典理论讨论的是贸易模式与外生比较优势之间的关系，而杨小凯等人的理论讨论的是，没有外生比较优势时贸易模式与影响经济组织的参数之间的关系。奥林生产要素禀赋理论预言，劳力较其贸易伙伴为多的国家会出口劳动密集产品以交换资本密集产品。
但杨小凯等人的研究表明，没有外生比较优势时，专业化经济程度较高的或较受欢迎的产品比其他产品更有可能成交。专业化经济程度的提高和交易双方间距离的减小将造成分工和生产力的“起飞”。
1990年波特提出了国家竞争优势理论。作为管理学家的波特更重视的是企业的管理和战略行为的作用，他在《竞争战略》中提出了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三种战略，即成本领先战略、差别化战略、目标集聚战略；
在《竞争优势》中，他创立了价值链理论，认为企业竞争优势的关键来源是价值链的不同；在《国家竞争优势》一书中， 波特 深入分析一国在某个特定的产业获得了长久国际竞争力的原因。他认为， 在当代国际贸易中，许多发达国家的出口高度集中在少数成功产业上。
如日本的消费电子业，意大利的毛纺、皮革制品、金属珠宝业，德国的化工、汽车业，美国的商用飞机和计算机产业。波特认为，这要从当地企业所处的独特竞争环境来寻找答案。波特提出国家竞争优势理论是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的。
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一些传统支柱产业，如汽车制造业，竞争力被日本和西欧国家所超过；在一些新兴产业也受到这些国家的强大竞争压力。如何提高国际竞争力是当时美国学术界、产业界、政府部门需要解决的一个紧迫问题。此外，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使国际竞争日趋激烈，获取竞争优势成为一个现实的需求。
波特的国家竞争优势理论反映了时代需要，理论包括四个方面的因素:要素条件，包括一国的人力资源、自然禀赋、知识资源、资本资源和基础设施等；本国需求条件，包括本国需求结构、规模、成长率、购买者压力及需求的国际化；相关和支持产业，包括上游供给产业及其他相关产业的国际竞争力；企业战略、结构与竞争程度，包括企业的目标与组织管理方式、竞争激烈程度、创新与企业家才能等。
波特认为这四方面的因素相互影响、相互加强，共同构成一个动态的激励创新的竞争环境，由此产生具有一流国际竞争力的成功产业。
90年代以来，波特对他的竞争优势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发展。1998年他提出了产业群这一新概念，并把相关理论称为新竞争经济学。产业群是指在特定地域一些相互关联的企业和机构空间上集中的现象。通常一个产业群内，既有主导产业企业，又有为主导产业提供配套服务的其他产业企业和机构。
从垂直关系来说，包括提供专业化投入的上游企业，如零部件、机械设备、服务，以及下游的分销渠道与顾客。从横向关系说，包括提供互补产品的制造商，或有相关技能、技术和共同投入的属于其他产业的公司。此外，还包括政府和其他提供专业化培训、教育、研究与技术支持的机构。
产业群是将介于市场和等级制之间的新组织形式。相对于市场交易中随机的买卖双方，空间上接近的企业和机构间更容易建立信任和协调的关系。
产业群在减小市场的不确定性的同时，还避免了等级制的管理问题，这意味着在效率和灵活性方面具有优势，产业聚集还会产生学习与创新效应，产业聚集是培育企业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的温床。企业彼此接近，竞争激烈的压力，迫使企业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
一家企业的知识创新很容易外溢到区内的其他企业，因为这些企业通过实地参观访问和经常性的面对面的交流，能够较快地学习到新的知识和技术。这种创新的外部效应是产业聚集获得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产业聚集也刺激了企业家才能的培育和新企业的不断诞生，由此产生一个优势产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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