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日益表现出大国经济所具有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特征

当人类进入21世纪第三个10年，中国的经济体量与美国的差距日益缩小，将会对世界经济格局产生深远影响，也会对我们目前习以为常的认知和理论产生冲击。

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中国经济总量扩张如何影响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的溢出效应。这是国际金融领域关于溢出效应研究的崭新理论和实践问题，本文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理论和实证层面的研究分析。

本文发现了中国经济体量不断扩张带来的特征事实。本文运用分组设计SVAR模型的方法，按照二〇一一年为界，分成两个时间单元分别进行SVAR分析。

【资料图】

在二〇〇二年一月~二〇一一年六月期间，中国GDP占美国的比重大致处于从1/10到1/2的区间，这个区间可以理解为中国经济体量相对美国比较小的时期；

而在二〇一一年七月~二〇二〇年十二月期间，中国GDP占美国的比重大致处于从1/2到7/10的区间，这个区间可以理解为中国经济体量不断扩大并逐步向美国体量靠拢的时期。

对比这两个时期的SVAR分析结果可以发现，相比于前一个时期，在中国经济体量不断扩大并向美国靠拢的时期，在面对美国货币政策变化的冲击时，中国的产出水平和物价水平的脉冲响应曲线更为平坦，波动幅度更小，收敛速度更快。

在理论研究方面，本文在Redux模型的基础上，探讨运用Redux模型的方程解，在一国货币政策变化对另一国产生溢出效应的表达式中尝试加入经济体量的因素。

在衡量外国货币政策变化对本国产出水平、物价水平和消费者福利等宏观经济变量溢出效应的表达式中，外国与本国相对的经济体量因素都进入了表达式。

且能得到外国货币政策变化对本国的溢出效应大小与外国相对本国的经济体量大小成正比的确切函数关系。

这一理论推导从一般意义上为研究经济体量因素如何影响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提供了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的理论依据。

为了更加直观展示经济体量因素对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影响，本文在两国三部门基准模型的基础上将经济体量因素作为影响溢出效应的变量加入到模型中，形成了不对称的新模型，推导出了具有一般形式的结果。

比较对称的基准模型和不对称模型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相对于另一个国家经济体量越大，那么它使用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就越是能够使自己受益，并且给经济体量更小的国家带来更大的相对影响。

在实证研究层面，本文运用交互项的方式，分析和验证了中美经济体量的相对变化对美国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渠道和汇率渠道发挥溢出效应的调节作用。

在利率渠道方面，随着中国经济体量不断接近美国，也就是中美GDP比值越来越大，将会对美国货币政策变化通过中国的利率渠道发挥溢出效应产生负向调节作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缓中国跟随美国货币政策步伐的压力。

在汇率渠道方面，当美国货币政策发生变化带来中美利差发生变化进而带来人民币升值或者贬值的压力时，中美GDP比值越来越大对这种影响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一定程度上能够缓解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带来的人民币升值或贬值压力。

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较为明显的政策涵义。从利率政策来看，由于中美GDP比值越来越大对于美国货币政策通过利率渠道发挥溢出效应能够产生负向调节作用，因此随着中国经济总量不断接近美国，中国在利率政策制定方面享有更大的自主权；

从汇率形成机制来看，由于中国经济体量相对美国不断变大对于美国货币政策变化对人民币汇率的溢出效应具有负向调节作用，因此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随着中国经济体量接近美国而会表现出更强的韧性，这为继续推进汇率市场化改革提供了重要基础；

从宏观经济政策取向来看，随着将来中国经济体量进一步扩大，中国经济日益表现出大国经济所具有的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特征，应该更加注重“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来制定各项宏观经济政策。

理论意义

当前，中外学术界关于美国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研究可谓比比皆是，主要集中于研究美国的货币政策对不同国家产生溢出效应的渠道，主要运用蒙代尔—弗莱明—多恩布什模型和新开放经济宏观经济学模型。

通过利率渠道、汇率渠道、经常账户渠道、投资组合与托宾Q效应等，比较收入吸收效应和支出转换效应的大小，从而判断美国货币政策对其他国家产出、物价、资产价格、资本流动等方面的影响。

本文将在以往的基础上，把中国经济体量的不断扩张作为一个解释变量加入到模型中，进一步完善在开放经济中一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和溢出效应的研究，其理论价值主要表现在：

（1） 从普遍意义上，把经济体量因素作为一个变量加入到研究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理论模型中，从而为研究经济体量因素对一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具有调节作用奠定理论基础。

从而对现有研究国际货币政策溢出和协调的理论框架进行拓展，完善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经济政策相互影响的理论框架；

（2）完善美国货币政策溢出效应的理论研究，通过理论模型和实证研究，观察经济体量的不同对美国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溢出效应的影响；

（3）完善中国宏观经济的理论研究，通过观察中国经济总量不断扩张带来的一系列宏观经济影响，打开一扇认识中国经济的崭新认知窗口。

实践意义

在国际关系学界，有一个不成文的“60%理论”，即当一个国家的GDP达到美国的60%时，美国就会打压挑战者。这一说法虽然未经严格论证，但确实印证了当前和未来的趋势。

中国当前经济总量达到美国的77%，而且这一比例有望处于不断上升中，中美之间的摩擦将会伴随将来中国发展全过程。

对中国来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大的外部变量就是美国，如何准确认识美国经济政策对中国的溢出效应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正确的对美经济政策，这是未来中国构建新发展格局、处理对外经济关系必须回答的政策议题。就此而言，本文的实践意义主要表现在：

（1） 准确识别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溢出效应的变化，中国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创造了相对较大的发展成绩，唯其发展之速、时间之快，很多基于既往经验的认识很难适应形势的快速变化。

中国已经快速成长为可以和美国鼎足而立的经济巨人，这使得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溢出效应的速度、强度、深度、广度、方式、路径都在发生变化，要制定正确的经济政策就要准确识别这些变化；

（2） 为了应对疫情带来的世纪冲击，美联储实施了超常规宽松的货币政策，同时美国政府也出台了一系列经济刺激方案，随着疫情的缓解、经济的恢复。

美国经济将逐步回归正轨，目前已经有迹象显示美国的就业市场持续改善，可以预期美联储的超常规货币政策将随着美国经济的恢复而逐渐退出，货币的闸门将再次收紧。

美国的这一系列大动作会对全球经济和中国经济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本文准确识别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溢出效应的变化，将为中国如何应对美国的疫情纾困救助计划提供学理基础，尽量使中国在后疫情时代能够享受美国货币政策的红利，而避免其消极影响。

（3） 中国当前进入到新发展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正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通过分析中国经济体量扩大对于美国货币政策对中国宏观经济溢出效应的调节作用，可以判断中国是否对于外部风险、冲击和扰动更具有韧性，是否更加具有大国经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的特点，从而为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某个方面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