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01年我们加入WTO以来，我国的经济就飞速发展，根据经济学中的比较优势原理我们会发现，由于人口众多，导致我们的劳动力相对廉价，因而加入WTO以后，借助物美价廉的产品，我们在低端制造业迅速站稳脚跟，并出口全球。
而人口红利，一度被视为我们最大的比较优势。
(资料图片)
过去40年，人口红利一直是带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从1950年代到1970年代，总和生育率平均可以达到5左右，新生儿的大量增加，这让我们在改革开放以后逐渐成为劳动力的主要来源，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
关于人口红利到底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不同的学者有过不同的计算。例如社科院副院长蔡昉就认为，中国人均GDP增长率中有27%的贡献来自人口红利；而复旦大学社会发展教授王丰与夏威夷大学教授安德鲁·梅森的联合研究则认为，这个数字应该只有15%左右。
但不论如何，我们都无法否认的是，人口红利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提供了极大的裨益，但随着去年我国人口开始减少，老龄化程度越来越深的当下，随着经济学中比较优势人口红利的减退，未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老龄化不断加深的社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还有什么优势在贸易中与国际竞争呢？
如果我们假设20-54岁的人群是劳动者（生产者），其余是消费者，那么大约从1990年开始，劳动者多于消费者，社会负担较轻，这段时期人口红利显著，但随着老龄化的不断加深和生育率越来越低，这个数字开始在2015年见顶。
到今天，人口红利对我们而言成为了一个历史名词，更多的我们现在用人才红利来取代人口红利，但人才二字的含义又过于宽泛，如何定义我们的下一个“比较优势”，这是未来非常关键的一个问题。
以日本为例，日本落入失去30年的陷阱固然与房地产和一系列错误决策有关，但日本人口红利减少也是经济难以重现高增长的原因之一。
而人口红利的消失，必然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从宏观上来看，社会负担随着老人增多而加重，年轻人变少了，生产和消费都面临不足，在双重因素叠加之下，经济增长必然会放缓。
而比较优势，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核心竞争力”。
早在亚当·斯密和李嘉图时代，英国实行的是重商主义的贸易保护政策。无论是亚当斯密的绝对优势理论，还是李嘉图的比较优势理论，其目的都是证明，不受管制的自由贸易都将使得各自的优势得到发挥，对交易双方都有好处。
以我们为例，过去我们借助人口红利，出口大量低端制造商品，物美价廉；国外的消费者用低价买到了合适的商品，同时出口又给我们赚来了大量的外汇，借助这些外汇我们又能够进口高精尖的设备、各种技术甚至是引进人才。
这是典型的双赢。
而过去我们谈到比较优势时，一般都指代的是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但其实比较优势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事情，更是个人的事情、企业的事情。
而比较优势的原理就是核心竞争力，市场竞争意味着每个人都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工作以使收益最大化，盲人说书、按摩，就是利用比较优势的典范。
在今天，随着我们的人口红利见顶，劳动力成本肉眼可见的上升；这不仅仅影响到了我们的贸易，甚至也间接影响到了国内企业的用工需求。
这几年制造业外迁已经不是什么新鲜事了，东南亚更低的人工成本，慢慢取代了我们过去所维系的人口红利优势，而随着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涨，企业人力负担也越来越高，这几年许多工厂招工难，难就难在工资低，没有人愿意去。
从这个角度来看，低端制造业的外流似乎正在慢慢酝酿成一股小趋势，尽管这比较少，但从这几年的各种外资外迁来看，未来可能还会越来越多。
企业和个人一样，都是以利益最大化的，当国内的人力成本越来越高的时候，企业把工厂外迁，其实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今天我们的难点在于，在劳动力成本上涨，低端制造业外迁的同时，我们的产业并没能很好地升级为中高端制造业，因此这就面临着两头夹击，一方面低端外流，另一方面高端制造业还未形成有效竞争，出口不足。
在这样的情况下，不管是外部还是内部，我们都面临着不小的竞争压力。
而对个人来说，也正是这种不上不下的位置，让人感受到了极致的内卷。很多人说写字楼太卷，但似乎也不甘心到不那么卷的工厂上班，究其原因还是在于，制造业的收入相对较低，大家宁愿卷一点、累一点，也不愿意从白领变蓝领。
这种认知上的观念和收入上的差距，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磨合。
而这种不上不下的尴尬位置，还有一个非常合适的名词来描述，中等收入陷阱。
要想突破人口红利带来的制约，我们就需要打破原有的比较优势，平衡蓝领和白领的收入差距，这就需要收入再分配，进行有效合理的对收入进行配置，从而打破年轻人心目中根深蒂固的偏见，让更多人愿意投入到制造业中来。
在美国，因为蓝领工人的薪资连年上涨，导致如今有接近一半的美国人不读大学，只接受高中教育后就进入工厂当蓝领工人，收入一样不比白领低。
这种模式不仅可以很好打破教育之间的内卷，还可以平衡产业，把比较优势做大做强。
但以我们目前的结构性问题而言，制造业缺乏有力的利润支撑，高端制造业还无法和传统企业形成有利竞争，而由于收入偏低，消费也难以支撑经济增长，因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要想把人口红利变成人才红利，我们不仅仅要实现收入再分配，还更需要对教育体系进行创新。
正如马斯克所说的，当记者问马斯克如何看待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他这样的人时，马斯克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而是说起了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
什么是人才红利呢？
如果人才红利是背完所有课文，记住所有单词，刷遍全部题库，这样的人当然不能算是新时代对人才的定义，以今天的科技发展来说，任何人工智能都比人类的记忆力要更好，如何考死记硬背，那么人工智能绝对能完胜人类。
而今天的人才，应该是具备独立思考的能力、有创新精神，以及批判性思维，这样的人才能够被称之为人才。
而在今天的教育体系下，我们可能未来几十年都难出马斯克这样的人才。
因而，人口红利只需要一代婴儿潮即可；但人才红利，则需要数十年的积累，以及对教育的革新方能达成。
而最重要的是，要充分尊重市场主体本身，让市场主导商业行为。
要要素禀赋结构来看，韩国发展汽车是违反了比较优势，因为韩国当时的要素禀赋结构并不适合发展汽车产业，但韩国汽车如今已在世界前列，汽车出口占到总出口收入的8%。
过去我们的人口红利，吸引到了许多外资，甚至外资出口就占国内出口的一半。外资来中国就是利用比较优势，而这更多的也是因为开放，开放加上人口红利，促成了今天我们所拥有的经济成就。
那么未来我们的优势是什么呢？
国人勤俭节约，对赚钱有非常强烈的渴望，只要有合适的土壤，鼓励人们赚钱，而不是过多限制人们赚钱；在赚钱的道路上，一定会有各种各样的创新，这些创新需要我们去鼓励，而不是扼杀，哪怕是承担一点风险，我认为为了未来的创新，那也是值得的。
因而，在建立确定性的市场之下，国人自有赚钱的欲望和能力，关键就在于，我们需要鼓励有更多愿意创新的人站出来去创新，去创业。
在这个过程中，有的人会失败，有的人会成功，但只要创新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在，我们就不应当害怕外界风云变幻。
联想到十年后重度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届时养老负担一定会再度加重，那时我们所面临的挑战会更大，如果不能在这十年把我们的核心优势扩大，未来的挑战反而还会更难。
比较优势不是做加法，也是做减法，而是要尊重市场，让市场去主导，最后我们只需要鼓励即可。
end.
作者：罗sir，新青年的职场内参。关心事物发展背后的逻辑，乐观的悲观主义者。关注我，把知识磨碎了给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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