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邦芬院士：不求回报支持原创研究，新基石助力中国基础科学腾飞

文｜朱邦芬（中国科学院院士、物理学家，“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监督委员会委员）

去年教师节，施一公教授给我打了个电话，然后传给我一封马化腾先生跟他联名邀请我担任“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监督委员会委员的邀请函。

(资料图)

在电话里，一公兴奋地说，他觉得这个项目非常重要，开创了一个新的资助基础研究的模式。他希望项目评审尽可能地做到公正、公平、透明，因此邀请王志珍院士、王恩哥院士、前中山大学校长黄达人教授、清华大学钱颖一教授和我，由我们五人担任监委。我想，这是一个好事情，就很高兴地答应了。

今年1月7日-8日“新基石研究员项目”举行终审答辩。在认真地听了两天会后，我感觉这是一个非常有特点、非常好的资助项目。由于专业是物理，我只旁听了物理组的答辩。物理组参加终审答辩的共有24人，都是由小同行评审打分后通过初筛的人，都是非常优秀的物理学家。他们中很多人已经在国内外同行中拥有一定的声望，做出了很优秀的研究成果。

要在这些优秀的人才里，做出进一步选择，确实不容易。每个答辩人陈述25分钟，接受评委提问15分钟。在物理组，十来位科学评委非常认真，把很多人关心、材料中隐含的一些东西都问得清清楚楚。提出的问题通常直截了当，甚至非常尖锐。答辩人也很坦诚，实事求是，学风很好。最终，物理组有13人成功入选。

我把答辩人大概分成四种类型。

第一类答辩人下决心去攻关、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其科学问题是很多人都关注的，比如高温超导机理，这是国际物理界从80年代开始到现在，一直关注的问题，但机理始终没有完全搞清楚。有的人就集中这个问题，下决心要弄清楚。

第二类是他（她）在某个分支领域已经做了系统的研究，也有了很好的平台，然而他（她）在这上面还有很多新想法，准备在原有工作基础上，继续做更加深入的工作，期待有重要突破。

第三类是与大科学工程、重要仪器设备相关的。虽说“新基石研究员项目”是偏基础研究的，但也有围绕仪器、围绕一些重大设备而创新的。因为关键仪器设备如果取得原创性的突破，也将会为科学带来重大进展。“新基石研究员项目”为此提供种子基金和前期的研究准备。

第四类是对现有物理学的某个分支领域或某个方向提出一些新的原理，希望在这上面有所突破，探索出更有创造性与原创性的基本原理。

现在科研人员真正想做一些重要的原始创新并不容易。总体上讲，我们的科研经费有了大幅增加，但竞争十分激烈，申请重大项目非常耗费时间和精力。对我国现有的研究经费支持模式，“新基石研究员项目”是一个非常好的补充。

首先，很多杰出科学家最缺的是时间，而“新基石研究员项目”有个好处是申请程序并不复杂，科学家只需要讲清楚自己过去做了什么、准备做什么，符合标准后就能获批，获批后就可以得到比较长期的、稳定的支持，这可以节省很多时间。这对我国极具创造力的科学家来讲是很好的一种支持方式。

其次，现在的资助模式不鼓励科学家做一些意义重大然而有失败风险的基础研究，许多科学家提出的项目申请也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他们提出的计划往往跟着别人走，这样比较保险，预计成果明确，如第一年有什么成果、第二年有什么成果，等等。

但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既然是重大创新，就要准备失败，风险与收获是相关联的。如果60人中，有6人成功，整个项目就算成功了。关键是提出的问题是否足够重要，原创性是否足够大，项目提出人过去的研究记录是否表现出较强的原始创造性。

就我观察的物理组来说，有六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比例的答辩人，提出的研究问题非常大胆且具有原创性。如果能实现，那就是大奖级别的成果。

我国科学家要有雄心去做有可能失败的探索，凭借直觉和才能去探索一些自己长期想去探索的问题。“取法乎上、得乎其中”，较高的目标对于我国一流科学家做出真正重要的创新研究是有益的。

腾讯出资支持“新基石研究员项目”是非常有远见的，我十分佩服马化腾先生。包括腾讯的科学探索奖，它不求任何回报，即使将来有很重要的专利，它也不求。企业支持基础研究，本身就值得鼓励，而这种不求回报的支持，更值得作为一个很好的榜样去鼓励。

政府财政经费资助的科研模式，与“新基石研究员项目”这样的完全由科学家主导、独立运营支持基础研究的模式，二者各有所长，是相互补充的。

从政府角度来讲，财政经费资助的模式更具计划性、规范性，更加考虑学科的全面布局，相对较为公平，这是它的优点。而“新基石研究员项目”这样的模式，则可以起到很好的补充作用，它可以做得比较灵活，对失败的包容性更强一些，更有利于创造力强的科学家大胆去闯。

基础研究要取得重大突破，往往在一个领域或方向还没有“变热”时就觉察到，就进入，甚至完全由你来引导。这样的有重大突破前景的领域或方向不是按学科均匀分布的，而是非常依靠科学家个人的品味、风格和判断力。国家支持小的非共识项目是可行的，但支持重大的非共识研究项目需要依靠科学家共同体的共识，需要在各个学科领域之间取得平衡，往往不利于这样的原始创新。

两种方式各有优缺点，可以有机结合起来，“两条腿”走路。我认为财政经费支持和较为灵活的基金会支持兼具，将是一个非常好的模式。

“新基石研究员项目”对于学术生态建设来说，带来了一个长远好处。它鼓励、提倡一部分优秀科学家不要急功近利，要用长远的眼光做一些大问题，这是我们国内科学界目前相对缺乏的一种文化。现在很多人追求短平快，讲究高影响因子国际期刊的发文章数量，跟着别人做热点问题，而不是自己开一个方向，从这个角度讲，“新基石研究员项目”是具有正面作用的。

在一个婴儿诞生的时候，人们总喜欢给予良好的祝愿。“新基石研究员项目”背后是一个基金会，相对来讲，跟企业还保持一定的距离。

尽管“新基石研究员项目”本身支持基础研究，但很多基础研究完全可以产生一些重要的应用成果。如果通过“新基石研究员项目”的支持，最后部分研究能产生重大应用成果，这样，它可以用这些成果专利的所得回报基金会本身。如果做得好，就有可能实现可持续的长期发展。

如果那样的话，这个基金项目就不是二三十年的问题，而是可以长期维持和存在下去。我期待，经过二三十年，通过新基石研究员项目，能够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一批世界级的、威震天下的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