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佳璇
(资料图片)
编｜园长
许多声音，正在从他们的世界里消失——水烧开的声音，电车从身后驶来的声音，菜摊小贩说今天菜价多少钱的声音……
他们年龄多为65岁以上。 在我国，有1.2亿听力正在衰退的老年人。而听力带来的困扰，是长期且隐性的。
人们普遍认为，年纪大了，“耳背”是一种自然现象，没必要小题大做。事实上，这种“自然现象”已成为对老年群体影响仅次于高血压、关节炎的常见慢性病，而跌倒、认知障碍、抑郁自闭等问题，也被证明与听力损失具有强相关性。
59周岁的郑霞，在听损最严重的阶段，面对面坐着说话，只能看到对方的嘴在动，靠观察嘴型分析对方大概说了什么。其他人说：“你看她‘聋三拐四’的，别理她了。”面对这些人，她生气地拎包就走，可一旦回到家里，她就闷在房间里哭。 她觉得，聋了就像是傻了，而傻了，就还不如死了。
每个人都会变老，而在“耳机不离身”的现代社会，听力衰退早已不能被简单视为一种“老年病”。
听不清的生 活，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感觉？ 这类问题为什么长期被大众忽视？ 听力损失真的是不 可逆的吗？ 最重要的是，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我们能做点什么？
郑霞59周岁，住在深圳，能歌善舞，喜欢表演。她的听力问题要追溯小时候的中耳炎，但凡上火着急，耳朵总会痛痒。
三四年前，她的两个耳朵同时化脓，在家里看电视时戴耳麦，耳朵开始嗡嗡响，后来发现是耳鸣，她去医院打了18天吊瓶，炎症消了，但从这以后，听力就变得很差。老朋友聚会，她听不清大家说话，有时去演出，演员之间会聊天说，郑霞的架子真大，说话都不理人的。郑霞不好意思跟别人说没听见，怕别人笑话。时间久了，大家不再主动和她搭话。
在火车上打电话，郑霞听到电话里的声音很小，就会大点声说，旁边的人告诉她： “你说话声小点，影响到大家了。” 乘务员也会来提醒她。郑霞开始时很奇怪：我的声音也不大啊，怎么还让我小点声？后来，她知道自己耳朵不好，就尽可能在公共场所少说话，能不说就不说。然而，到了不得不说话的时候，她常常说着说着就忘了，声音又高起来。
郑霞的经历，让我回忆起许多被形容为“古怪麻烦”的老人。他们把电视音量从六七格调到顶格，满屋子都听得到；在市场里翻来覆去问菜价，问到连摊主也懒得回答；对话都用喊的，听起来像要跟谁吵架。
好像是因为上了年纪，老人们“自然而然”变得难以沟通和相处。 在这种刻板印象与听力障碍之间，是否有可能具有较强的关联度？
2022年五一假期期间，腾讯SSV银发科技实验室在深圳进行调研。在一个小时的聊天时间里，一位80多岁的湖北老人接到了三四个“保健类产品”的推销电话，而她的手机微信里则有1万多条未读消息和数不过来的产品推销群。
实验室产品负责人杨博惊呆了。而这位老人是中国第一代注册会计师，也成为了被诈骗的高危人群。
老人讲述了原因：自从听力下降，她逐渐恐惧面对面的交流，慢慢变得不爱说话，还有点自己吓自己——有一次，她甚至把“喝水”听成了“有鬼”。她出不了门、不想见人，但内心渴望社交，于是就加入很多群聊来排解孤独。她知道群里会有很多骗子，可这是她为数不多的社交渠道。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1年修订的最新版听力损失分级标准，听力损失程度从轻到重被分为6个级别，每间隔15分贝为一级，各级听损在安静和噪声两种环境下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听阈在35-50分贝为中度听损，是在安静环境下也可能听不清对方说话的程度。
中度听损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
我在银发科技实验室发布的小程序“银发听力健康”中试图了解这种感觉。这是国内首个集成听力筛查、听力科普及听觉模拟的一体化小程序，目的是让老人在相对安静的场合中，可以足不出户完成听力自查。在“听觉模拟室”这一功能中，我将听力程度设置为中度下降，选择了“照顾孩子”的场景。
银发听力健康的“听觉模拟室”
我把对话反复播放了不下十遍，听懂了孩子想要表达的主体意思，但仍然有些词语没听清。我试图向他人描述这种感受—— 脑袋仿佛被一个不透气的罩子罩住，孩子也好像含着东西在说话，当对话终于停止播放时，我甚至产生了一种“终于不用再听了”的解脱感。
听力健康的人很难在日常生活中理解这种感受。因为听力问题不只关乎音量的强弱，如果对比听力损失和耳机降噪的差别，你会发现降噪耳机会让环境氛围变得更安静，但声音的质感还算分明。可在听损者的耳中，说话的人好像口齿不清，字与字之间黏连在一起。
一旦进入嘈杂环境，问题就会更加严峻：到处都是声音，但你无法获得信息——是谁在说话？说了什么？和我有关吗？在“听觉模拟室”的公交环境下，我只能根据经验在公交播报“__人卡”“请您_____随身____准备__车”时自动将意思补全，但当我想要下车，我却听不清现在播报的是什么站点。
根据国家标准， 中度以上听损已经属于听力残疾。仅根据2017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我国60岁以上、患有中度以上听力损失的老年人数超过5000万。根据当前社会老龄化的发展状况，这显示是一个最保守的估计。
这些体验和数据让我很茫然。因为在我的记忆里，我并未遇到哪位老人（包括亲人）严肃地表达他们听不清。老人们可能随身携带老花镜，会拄拐杖、坐轮椅，但很少有人佩戴助听器。
华东师范大学康复科学系教师、听力学实验室负责人赵航告诉我： “这是因为听力障碍是一件非常隐形的事。”
听力障碍和视力障碍不一样。视力障碍发生后，人马上就会意识到，也能表达清楚，比如看到什么程度、哪块视野缺失，互联网产品对老年人的关怀也往往从“大字版”开始。但听力损失很难说出来，大脑接触的信号和外界声音之间的差距，连进行听觉实验的研究者都很难准确形容，更别说是许多普通的老年患者。
与此同时，老年人的听力下降通常是长期的，在五年、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温水煮青蛙”。家人们最开始没有重视，过了很久才感觉到老人的沟通能力下降、抗拒外出和社交，而在这一阶段，听力问题很可能积重难返。
数据也在证实这一点，我国65岁以上老人在过去一年接受过听力检测的仅为8%，而老年人听力损失的实际干预率仅占6.5%。也就是说，100个听力障碍的老年人中，只有8个人会去进行听力检查，只有不到7个人会选择佩戴助听器。
老年人的听力问题变成了“灯下黑”——它每天都在发生，但人们习以为常、“视而不见”。
“为什么要定期做听力筛查，让年轻人体验老人的听损感受，实际上就是为了提醒大家，听力损失是一种长期下降且隐形性很强的高发障碍。老年人的听力问题，亟需一个面对面解决和干预的方案。” 赵航说。
老年人的听力筛查困难在哪里？哪些工具可以提供切实的帮助？如何探索面对面解决和干预的方案？ 带着这些问题，我来到深圳蛇口街道的东角头社区。
蛇口街道位于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它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早的地方，是身经百战的“试验田”，也是银发科技实验室AI助听项目的线下试点社区之一。
3月3日（星期五）是爱耳日，在深圳蛇口街道的组织和指导下，银发科技实验室与南方科技大学医院、前海蛇口自贸区医院等，在东角头社区合作开展了一场包括数字测听、听力筛查、专家义诊的现场活动。
到了周末，老人们的家庭琐事通常更多，很多人不会外出参加活动，周五是一个合适的时间。 3月3日上午，深圳的温度逐渐变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门外摆起了约十个就诊位，其中一个就诊位由深圳市前海蛇口自贸区医院耳鼻喉科的医生负责看诊，十多位老人正在排队。
耳鼻喉科诊位和其他诊位的椅子摆放方式不一样。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习惯性把椅子拉到医生正对面，医生会拉回到右手边，示意老人需要坐得更靠近一些。老人听力下降得很厉害，耳朵偶尔会发痒出血，来看诊前还特意清洗了一遍。
“痒”“耳朵发闷”“嗡嗡叫”——老人们通常用这些词来形容自己的感受，当被问起这类情况持续多久，老人的回答通常都是“好多年了”，有的情况甚至长达二三十年。 看诊过程中，医生会用颜色鲜艳的耳部结构示意图为老人进行科普，建议老人到医院检查和验配。但面对严重的听力问题，医生也很无奈，“目前没有太好的解决办法，药物没有太多作用，一定要放松心态，好好睡觉，吃好喝好，不要总想着它”。
在得知难以治愈后，人们在面对听损问题时的反应也通常是“反正治不好”“耳背很正常”“影响不大”，但这很可能会导致更可怕的情况。
为老人做听力筛查的专业志愿者玢琪告诉我，许多听力很好的老人即便到了七、八十岁，整个人还是显得很有精气神。但有些60岁左右的中重度听损老人，无论交流还是行动都会变得呆滞迟缓，长期处在这样的状态下，老人产生认知障碍的风险会显著提高。
57岁的听损老人沈英反复强调自己“特别怕变老”。刷短视频时，她最害怕刷到视频里有的老人“头一低，就那么坐在那，好像啥也不想了”，还有的老人“在阳台上扒着窗户向外招手，周围什么亲朋好友都没有”。
沈英不敢想象一个失去声音、无人交流的晚年生活。她说： 就像独自一人在一个“黑屋子”里坐着，那就啥都没有了。
面对老年人的听损问题，“早发现，早干预”尤为重要。然而，《中国听力健康现状及发展趋势》报告显示，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群罹患听⼒障碍的⼈数达到1.2亿，需要助听器干预的人数有6300万，实际佩戴助听器的人数不足6.5%，渗透率远低于发达国家。
据了解，现阶段我国老年人的听力问题主要依靠两种方式进行干预：一是到医院检查，二是到专业助听器验配店。通过这些方式，老人们都可以得到专业的治疗意见和助听方案。但是，交通、排队的麻烦，加上潜在的心理负担，让老年人通常不愿意去医院；助听器验配店的服务方式对他们来说则更为陌生，很多老人没有听说过助听器，也不知道哪里有助听器验配店。
即便是可以触达干预网络的老人，大多也对助听器抱有强烈的抗拒心态。
76岁的北京老人林沛目前正在使用助听器，但从拒绝到接受的过程很不容易。林沛从60岁开始听力逐渐下降，70岁后出现严重的日常交流困难。家人最初建议他戴助听器时，他表示拒绝：
“我原来试过别人的助听器，戴上以后吵得很，特别难受，我可不受这个罪。”
在家人反复劝说下，林沛终于前往医院检查、验配，但他一听说助听器需要2.9万元，又接受不了这个价格。时间久了，他和家人聊天越来越费劲，频繁听错朋友们说话，这让性格外向又热爱户外运动的林沛总会陷入尴尬的境地。多番考虑过后，他最终选择佩戴一款1.8万元的助听器，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生活和社交方面的问题。
因为助听器价格昂贵，市场上助听器验配店的覆盖率又比较低，许多老人会先通过试戴他人的助听器来体验，但这其实是一种错误做法。
一方面，助听器的安全性无法保证。 如果上网搜索，人们会发现“助听器”的价格从一百元到几万元不等，其中有的是正规医疗器械，有的只是声音放大器，声音放大器通常会无差别放大声音，可能造成听力的二次损伤，也就是俗话说的“越听越聋”。
另一方面，助听器很难发挥出较好的佩戴效果。 老年群体对助听器的整体认知程度相对较低，时常会抱有“戴上就能听清”“助听器都差不多”的错误预期。但因为每个人的听损情况不同，助听器验配需要专业的验配师结合老人的个人体验进行针对性调试，才能让老人逐步适应佩戴助听器的感觉。
为让佩戴助听器的老人尽快适应佩戴后的声音环境、恢复听力感受，今年3月3日，“银发听力健康”小程序最新上线了适应性训练方案，还原与老人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场景，比如买菜、电话、家人聚会等等，刚刚佩戴助听器、还在适应中的老人可以根据需要进行自由训练，更高效地进入听力恢复阶段。
适应性训练方案
赵航表示，从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存在听力损失、接受听力损失这件事，再到愿意寻求帮助、佩戴上助听器、调整助听器，这中间需要跨越一个很漫长的心路历程。
因此，听损问题的干预方案也必须“以人为本”———从初步筛查和听力健康科普，到医院检查和系统诊断，再到了解与试戴助听器，最终进入听觉干预和康复的流程，这些工作必须要一步一步去完成。
切实干预老年群体的听损障碍，就要在老年人的生活半径之内，为他们创造可以发现、了解和重视听损问题的机会。
社区是听力健康筛查亟待打通的“第一站”。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90%以上的老年人都在居家或依托社区养老。2022年开始，腾讯SSV银发科技实验室开始与各地民政部门、街道社区、养老机构和社区服务组织合作，试图搭建就近可及的听力健康服务网络。在试点阶段，银发科技实验室优先选择了老龄化程度高、认知基础较好、听力改善意识较强的地区，比如上海长宁区、重庆市、深圳蛇口街道等。
在上海市静安区临汾路街道为老人开展听力筛查
3月3日上午，深圳蛇口东角头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二层，十几位老人坐在桌边排队等待，志愿者会依次将老人带入一间安静的房间，进行听力的初步筛查。
“银发听力健康”小程序是志愿者团队进行筛查的主要工具。 筛查开始前，玢琪会提前告知老人，戴上耳机后听到“嘀”的声音就点头，无论是尖锐的“嘀”还是低沉的“嘀”，她边解释边模仿着发出不同质感的“嘀”的声音。确认老人理解流程后，玢琪为老人戴上经过数据校准的耳机进行听力测试。小程序会自动播放不同频率下不同分贝的声音，玢琪会仔细观察老人的反应，并记录听到的声音情况，最终形成听力测试报告，便于老人了解自己听力情况，进行后续干预。
部分老人被筛查出很明显的听力受损问题。隔着一张小桌子，我都已经听到耳机里播放的声音，可老人仍然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听筛结果显示，老人的一只耳朵患有中重度听损，玢琪填写了纸质的《听力健康服务档案》，并为老人科普听力健康的重要性，建议他进一步前往医院检查。
这已经是玢琪参与的第四场听筛活动。东角头社区的活动结束后，老年大学的校长来找她，表示还有很多老人没有排上队，希望能再约一场。
在筛查过程中，老人们也会咨询有关助听器的问题，希望能够提供助听器的现场体验服务。
2022年，银发科技实验室联合腾讯会议天籁实验室，携手助听器厂商智听科技推出了挚听（腾讯天籁inside）助听器“公益助老款”。天籁自研的AI算法帮助国产助听器厂商将复杂场景下语音的清晰度和可懂度提升了85%。
杨博表示，基于为老人健康负责的态度，听力初筛阶段的志愿者不会直接引导老人佩戴助听器，还是会建议老人先去医院。而考虑到许多老人有助听器体验的需要，腾讯正在和公益机构合作，招募专业听力师进行助听器的验配和试用指导，打造助听器体验的站点。
如果有老人想要将助听器带回家深度体验，团队未来也将通过申请或预约的方式提供免责（不收费，也不用担心弄坏了要赔偿）的试用服务。与此同时，银发科技实验室也在联合其他社会机构探索公益捐赠的方案，为一些真正需要却又无力支付的听障老人提供帮助。
杨博表示，AI助听项目需要并呼吁更多的合作伙伴。
东角头社区的义诊现场，我尝试与一位正在排队的老人搭话。
“您是就住在这边吗？”我试探着问。
“啊！”老人愣了一下，紧接着吼了一声，吓了我一跳。
我的第一反应是困惑自己是否冒犯到他，让他的态度这么凶。过了一会儿我明白，他的听损问题已经长达数十年，早已习惯“吼”着说话。
在深入这个选题的过程中，我以为自己已经做好了面对听损老人的准备，却仍在这个瞬间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老年群体的听损问题正在得到更广泛的关注，而在理解、共情与关怀的语境下，我们显然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文中受访者郑霞、沈英、林沛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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